公：担公义，促公正

公共管理不仅研究治理的工具之术，更要承载公正的价值之道。

在美国，一百年多前，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逐步演变成为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之时也曾蒙蔽过公共管理。到了1900年至1914年，进步主义产生并盛行，认为：自由不能仅靠限制政府权力，还必须利用政府的权力阻止一些人伤害另一些人的权利，要求政府阻止大资本和大垄断势力危害公共福利。1911年3月25日，美国纽约三角工厂发生了一场火灾，8至10层的几百名女工们逃生时：逃生通道被封锁、防火梯断裂、电梯钢缆断裂、消防云梯只能达到第7层，50多名工人从高楼窗口跳下坠亡，最终共有146名女工死亡。三角工厂火灾惨案不仅激发了灾难调查和安全整改，更是推动了劳工保障立法。《劳动法》规定：工作场所每3个月就必须进行一次防火训练；在7层以上超过200名工作人员的楼层，必须安装自动防火喷淋系统；在任何一个超过两层、雇员超过25名的工作场所，都必须安装自动报警系统。并且，三角工厂事故被写进美国高中历史教材，成为美国现代主流价值观一部分：生命的价值重于财富。

一场火灾之后，能够深刻反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杜绝再犯，这就是公共管理的“公”。

不仅仅只有美国，在一百年前强调“公”；我们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公”。

两千多年前，西汉的《礼记·礼运》中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约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以“天下为公”号召天下，率中华民族反皇权、倡民主；六十多年前，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西方的“公民为中心”，在我国就是“为人民服务”。

公共管理，“公”字打头，以“公”之名，行“公”之实。

共：达共治，成共赢

公共管理，不仅研究公共事务的管理，更要研究公共管理公共事务。共治，方能共赢。

西方国家的邻里守望、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先进的经验和做法，正被越来越多的翻译过来，推广和借鉴。

但我国在一千多年前，管理者不仅明白此理，更勇于实践。

一千三百多年前，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七年（公元633年）腊月，唐太宗视察朝廷大狱，那里有390名被判处死刑的囚犯等待批准，执行死刑。这些关在监狱里的死囚，都是经过了三复奏和五复奏程序，实际上都是情无可原，罪无可恕，死无可冤的人。即便如此，太宗还是本着人文主义精神，对这些人进行终极抚慰，通过亲自问话，死刑犯们对自己的罪责没有异议，但却表达出了对再回家看望一次父母妻子的强烈渴望。太宗陷入了沉思之中，因为这事有些冒险，不过他很快就抬起头，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决定：你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回家与亲人团聚，在亲情和关爱中度过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时光，但必须遵守一个约定：来年九月初四准时自行返狱伏法！

死囚们几乎不敢相信。户部尚书兼大理寺卿戴胄忍不住上前提醒道：“皇上，这些人都是杀人越货，罪大恶极之人，没有信用可言，到时不回，您可怎么交待呀！要三思而后行啊！”唐太宗回应道：“朕不负卿，卿亦不负朕。”九个月后，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九月初四，约定的时辰到了，数一下人数，389名，就差了一个。一个小时后，一辆牛车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来者正是最后那位死囚。原来，他在返回京城的路上病倒了，只好雇了一辆牛车赶路，结果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一个时辰赶到。唐太宗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死囚们为他们的信用得到了最高的奖赏，全被赦免！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因为惩罚从来不是目的。这也许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吧，390名死囚信守承诺，从容赴死！而让这一奇迹发生的，只是因为信任。

据记载，唐太宗并非第一个纵囚的君王，也不是最后一个。在清儒赵翼的《陔余丛考》，其中有一篇叫《纵囚不始于唐太宗》，共举后汉、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正史和笔记所记官吏、皇帝纵囚之事共二十余条，还包括了元世祖忽必烈。

最高管理者，能否与“最坏的人”一起玩耍，共谱信任，这就是公共管理的“共”。

公共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以“人民”为主体，实现共同治理。

管：管自己，忧秩序

公共管理不仅是执掌公器、管理社会，同时也是通过每一位个体的自律，来实现社会秩序。

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地下室的墓碑林中，有一块名扬世界的墓碑。它没有姓名，没有生卒年月，甚至上面连墓主的介绍文字也没有。但是，就是这样一块无名氏墓碑，却成为名扬全球的著名墓碑。每一个到过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的人，他们可以不去拜谒那些曾经显赫一世的英国前国王们，可以不去拜谒那诸如狄更斯、达尔文等世界名人们，但他们却没有人不来拜谒这一块普通的墓碑，他们都被这块墓碑深深地震撼着，准确地说，他们被这块墓碑上的碑文深深地震撼着。在这块墓碑上，刻着这样的一段话，译文是：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

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

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据说，许多世界政要和名人看到这块碑文时都感慨不已。有人说这是一篇人生的教义，有人说这是灵魂的一种自省。

当年轻的曼德拉看到这篇碑文时，顿然有醍醐灌顶之感，声称自己从中找到了改变南非甚至整个世界的金钥匙。回到南非后，这个志向远大、原本赞同以暴治暴填平种族歧视鸿沟的黑人青年，一下子改变的自己的思想和处世风格，他从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家庭和亲朋好友着手，经历了几十年，终于改变了他的国家。

勇于自我反省，先做好“小我”，进而成就“大我”，再而建设“大同”，这就是公共管理的“管”。

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礼记》早就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白话文就是说：通过对万事万物的认识研究，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家族；家庭家族管理好了，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

每每读到此，都深有感触，治国平天下的根源，是格物致知，也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一进门的校训石，赫然四个大字：实事求是。

公共管理，其实可以简化为：只要每一位个体都能自己管好自己，便是治国平天下。

理：理虚势，建和谐

公共管理，不仅要服务“最大公约数”，还要满足弱势群体的正当述求，这样才是和谐的、有人情味的福利国家。

几天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发表“盟情咨文” 呼吁欧盟接收难民。其感人之处，不仅在于“我们欧洲人应该记得，几乎每一个欧洲人都曾经是难民。我们的共同记忆，充满了数百万欧洲人从宗教或政治压迫中、从战火、独裁中逃亡。我们欧洲人永远不应忘记：为什么给难民以避难的基本人权是如此重要的一件事。”

更在于“我们可以建高墙、篱笆；但想一想，如果是你，抱着你的孩子，你所熟悉的世界已分崩离析……如果你所逃离的是可怕的战争和野蛮，没有什么你不愿意付出的代价，没有哪堵高墙你不愿意攀爬，没有哪个海洋你不愿意航行，没有哪种边界你不愿意穿越”。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呼吁欧盟在此前接收4万难民的基础上，再接收12万难民。容克的演讲，感动了很多人。

不忘曾经的苦难，不忘现在的难民；敢于牺牲自己的利益救助弱势群体，这就是公共管理的“理”。

在中国，两千多年前，早在战国中期，孟子（前372—前289）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每一位的老、幼都能服务好，自然就是善治。

公共管理，服务弱势群体的工作做好了，管理社会的任务自然也就顺畅了。

因此，公共管理的阐释，就是这四个大写的字。

公：担公义、促公正。

共，达共治，成共赢。

管：管自己，优秩序。

理：理弱势，建和谐。

但是公共管理，常被缩写为“公管”，从而忘却了“共理”。希望大家，能记着这四个字。

公共管理，智者说很难学，因为：既是管理的工具，也包含服务的价值；既是严肃的科学，也渗透着人文的艺术；既要遵循法律的条款，也要兼顾内心的情怀。

公共管理，善者说很好学，因为只要“不忘初心，终得始终”，遵循内心的真善美，便是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实践者说很有用。“但行善事，莫问前程”。意思是：寻找善，并且付诸实践，就是现实中的公共管理；当我为人人，人人自会为我；所以，学好公共管理，自然前途光明，用好公共管理，自然社会和谐；而社会和谐，则每一位自然幸福美满。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5年迎新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