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注：之所以选择1931—1934年的该地资料，原因在于手头没有全国性的资料(恐怕以当年政府的能力，也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调查)，而该地在全国属于较富庶地区，交通也相对发达，且这几年并未受到战乱影响。
1933年富裕的苏南农村的死亡率，比解放后最困难的1960年的全国农村(包括广大内地和西部，且被右派称为“大饥荒年”)平均死亡率高出近一倍。1931-1934年苏南农村平均死亡率比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正常年景的全国农村平均死亡率高出三倍，比七十年代高出6倍。
这样的“洋务运动”和“民国十年”，到洪振快嘴里就成了“真正建设的时间”，真不知这些人的底线在哪里。
被洪振快忽略的毛泽东三十年
反毛者从来不提毛时代的建设成就。这里仅摘录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对于真正对中华民族有建设意义的毛时代三十年，洪振快视而不见，完全彻底地否定前三十年，即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
五、选择性使用史料污蔑中共大搞鸦片贸易
洪振快《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一文，引用大量史料，力图证明中共在延安大搞鸦片贸易，而且中共高层对搞鸦片贸易具有统一意志。
该文开头即称：“谢觉哉在日记中多处提到中共在延安时期经营‘特货’、‘种某物’等。‘特货’就是鸦片。”
这种栽赃令人叫绝。
1.谢觉哉在1943年6月6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边区政府关于禁绝鸦片的指示，不仅包括禁止种植，禁止运输，还制定措施严禁食用(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谢觉哉日记"(上)第485页)。但是造谣者从来视而不见，断章取义，手法卑劣。
2.谢觉哉日记中所说的“特货”根本就不是鸦片，而是陕西定边县出产的花马池盐。谢觉哉在1943年6月26日日记中记载“花马池盐是边区特产”(“谢觉哉日记”(上)第496页)。日记中说因为东南盐区被日本占领，青海盐区路途遥远，所以边区的食盐在周边地区很畅销。国民党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边区经济困难，食盐出口成为边区经济的主要支柱。
该文拼接各种片段性史料，充满了各式花样的猜测。行文至结尾，该文仍旧无法证明中共高层支持鸦片贸易、更遑论支持种植鸦片了。作者理屈辞穷，不得不搬出《延安日记》来为自己的文章做结。
但是《延安日记》的来历是很成问题的。以弗拉基米洛夫的名字出版的《延安日记》，是在日记的主人逝世以后20年出版的。是1968年由苏共中央有意命令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整理相关资料出版的。5年后整理完毕出版。也就是说，《延安》并不是当年在延安的弗拉基米洛夫的直接作品。(《弗拉基米洛夫和他的》，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第22卷第3期)
1968年到1973年的时代背景大家应该不陌生。那正是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珍宝岛之战就发生在1969年)。而《延安》正诞生在那段时间。所以其中对中共的消极描述的真实性就难保证了。曾任苏联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的前苏联学者罗维奇·杰留辛严肃指出书中许多地方,作者一会使用英文资料,一会使用中文资料;同一人名和地名,有的按英文音译,有的按中文音译。不难看出这本书是根据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拼凑而成。而日记的实际编纂人，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也承认，这部日记的编纂也是为适应当时的反华需要而作(出处同上)。
的确，如果弗氏确实有那么一部日记，其子要整理出版，何至于要整理5年之久?可见其中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过。那么，《延安》中说陕甘宁边区大量种植鸦片的说法，会不会也是出于当时的反华需要而炮制的呢?这是一个重大疑点。
我们听听当时其他到过延安的外国人的说法。
1942年12月荷兰人布朗基(Brondgeest)向英国外交部所作的报告，与《延安》中所说情况可以说是同时期的。在报告中，布朗基提到“在延安，没有黄包车，没有勒索，没有妓女，没有鸦片和乞丐”。
还有英国学者林迈可。他在晋察冀边区和陕甘宁边区居住多年。在他的相关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即上文所说的记者团来到延安后，“无拘束地访问了延安各地方”，在回到重庆后，有些记者报道“延安边缘地区‘种植有罂粟’。接着就有外国记者登报声明，说这完全是胡说造谣，他们根本没有看到一颗罂粟，连《中央日报》的外国顾问武韬也在这份专用声明上签了名。”(《英》192页)林迈可估计说延安种鸦片的那些人可能是受了专门的指派，只能那么些才能交差。试想以武韬等记者当时的身份，林迈可写回忆录时的背景(1986年，英国)，根本没有任何必要专门为中共说好话。所以他们的话与《延安》相比，其可信度更强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可能有人会问：《延安日记》1944年4月28日记载了为了迎接记者团而派两个旅去铲除已经播种的几百公顷罂粟，外国记者看不到鸦片很正常嘛。但问题是此外林迈可到达延安的时间比记者团还要早(1944年5月17日)，可是他似乎既没有看到大量种植罂粟的情景，也没有看到大量铲除罂粟的景象。而且，难道延安在遭到封锁，粮食紧缺的时候大量种鸦片，等到封锁松动了，形势好转了反而不种了，未免也太匪夷所思。《延安》中用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口气断言“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可惜不但隐瞒了前来的外国记者，瞒住了《中央日报》的外国顾问，还瞒住了在共产党根据地工作多年的林迈可。其可怪也与?[2]
其实，洪振快也意识到《延安日记》只是一个孤证，容易遭到质疑，于是在文章最后做了一个补充：“(《延安日记》中的记载)还有待档案或其他材料证实。”但他并不提及《延安日记》这本书本身是出于反对中共的政治目的出版的，涉及大量造假，严肃的历史学家是绝对不会引用这种材料。引用即显示了洪振快的偏好。由于洪偏爱这种反共材料，便坚持予以引用，进一步坐实共产党支持大肆贩卖鸦片的猜想。
相反，在洪振快十分热爱的民国“黄金十年”，西北地区鸦片极度泛滥。但这并不影响洪振快做出“抗日战争之前10年”是中国“真正用于建设的时间。”
在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以前，西北地区一直是仅次于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二大罂粟种植与鸦片生产基地，也是烟毒泛滥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据记载，20 世纪20年代末期，陕西、甘肃两省的婴粟种植面积曾分别达到农田总面积的90%和75%。陕西每县几乎都具有生产3 万两鸦片的能力，甘肃积存的鸦片可供全省使用10 至20 年，男女老少普遍吸食。1930 年，陕西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灾荒。1931 年1月的《陕灾月刊》发表文章指出：“在关中西部的眉县，水田肥地皆种烟苗，农民大多吸食鸦片，致使粮食异常缺乏，而农民体力又弱，一遇旱灾，即束手待毙。村落为墟，田地荒芜……”
1937 年，陕北登记的烟民仍然很多。邑、榆林等县都在3000 人以上，米脂、绥德、神木、淳化也都超过了1000人。邑一县的烟民每月吸食量高达3000 两。瓦窑堡所在的安定县，烟民占总人口比例约为60%，其中不但有年富力强的少壮青年，也有老年人，甚至还有未成年的儿童。这些地区本来就缺乏粮食，然而在1921 年后，改植婴粟的耕地竟然占三分之一。1936 年12 月红军解放延安时，延安计有居民1096 户、4841 人，就有烟民1500 人以上。当时有民谣曰“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鬼”。烟民之多可见一斑。
与洪振快挖空心思要证明的相反，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大力禁止鸦片种植与鸦片贸易。自1941 年至1945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烟毒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规法令，这些法规法令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严禁种植罂粟。故意违犯者，严惩不贷，一般规定要处1 年以下徒刑或劳役,并200 元以下罚金;
严禁买卖或贩运烟毒。烟毒价值在300 元以上500 元以下者，处3 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1000 元以下之罚金。烟毒价值在500 元以上者，处死刑，并没收其家产;
禁止吸食或注射烟毒，违犯者要受到严厉处罚。凡隐匿不肯登记或登记后逾期未戒绝的，或戒后又复吸食的，或经过劝导鼓励而仍不愿戒烟的，查出后由区乡政府或司法机关法办。一般要处半年以下徒刑或苦役，并科百元以下罚金，仍要再限期戒绝;
严禁帮助或庇护他人吸食注射及买卖贩运烟毒，严禁抗拒禁烟禁毒职务的执行，违者视情节轻重处1 年以上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200 元以上500 元以下罚金;
严禁设立传布烟毒的商店机关，违者视情节轻重处1 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奖励查获烟毒者和举报人：有人报告因而查获私贩私卖鸦片的，报告的人给予所获鸦片价值十分之二的奖金。如直接查获烟土送政府的，赏金加重;
严禁在禁烟禁毒中徇私舞弊、栽赃陷害;
政府公务员、军人从事毒品犯罪活动要从重处罚;
严禁与日寇勾结,以烟毒危害民族抗战：凡直接或间接受日寇之主使，以烟毒危害民族生机者，按惩治汉奸论罪，视情节之轻重判其有期徒刑或死刑，并没收本犯之全部财产，或处以罚金。
1942 年3 月4 日，边区政府召开第13 次政务会议，讨论根绝烟毒问题。会议制定了禁种、禁贩、禁运、禁吸条例和具体办法，其中特别规定：“对制造、贩卖毒品者给予较重处分，普通公务人员和在职军人犯同类罪者，加重三分之一处罚，禁烟人员加重二分之一处罚。”边区政府十分重视禁毒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数十个关于禁毒的专门性法规法令，内容较为系统和完备，涉及禁种、禁贩、禁售、禁吸等查禁工作的主要方面，为边区的禁毒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1942 年2 月11 日，《解放日报》公布了边区建设厅宋桂年违犯政府法令私售鸦片、贪污公款案。1942 年1 月15 日，林伯渠亲自处理了边区税务总局科员冯维贤与现役军人郭树华贩藏烟土175 两的案件，将他们撤职法办。林伯渠同时指出，“如政府机关藏此败类，贻害匪浅”，并希望通过这一案件，“以期惩一警百，并应以此教育所有同志，以造成廉洁奉公之美德”。
铲除烟苗和帮助戒烟在每年的春播季节，边区政府都要强调铲除烟苗。尽管如此，在边区偏僻之地仍有不法之民偷种鸦片，但一经发现，严令地方政府立即铲除。如1943 年春季，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接连发出两件事关铲除烟苗的快邮代电。一件是“近据绥德报告，人民偷种者甚多，安定更多，希立即彻查，速令铲除，并严饬安定县府详细报告为要。”一件是“据查各县偏僻地方仍有不少偷种鸦片烟苗者，希立即深入检查，严令彻底铲除，改种粮田，并查办结果报告本府为要。”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在接到快电后，立即做了查处，第三天就做了汇报：“关于禁烟及铲除烟苗事，职于此次到子长县时已严令该县铲除，目前未见出土，铲后复活，并已决定出土即铲，更责成县区乡长绝对负责，不得玩忽。”5 月31 日，曹力如又致函边府秘书长李维汉，详细汇报了子长县铲除烟苗的经过。1939 年春，在国民党靖边宁条梁保安大队副张廷祥的纵容下，当地蒙人在巴兔弯种鸦片700 余亩。当地县政府根据禁烟条例将种烟的汉人逮捕，并命令群众铲除烟苗，重种田苗。这些事例足以说明，陕甘宁边区不是强迫老百姓“广种鸦片”，而是强迫种植鸦片者铲除鸦片。
六、接过杨继绳造谣接力棒：饿死三千万再出发
洪振快在《炎黄春秋》2014年第五期上发表了《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一文。
孙经先批驳该文：“在我们批驳杨继绳、曹树基的文章(发言)分别在《红旗文稿》、《开放时代》发表以后，眼看‘饿死三千万’这一谣言就要破产了，洪振快就跑了出来。
一方面洪振快在《炎黄春秋》(今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的文章，漏洞百出地继续为所谓‘饿死三千万’的谎言辩护。我正在写文章对洪振快的文章进行批驳。在这里我要首先指出的是，这篇文章没有任何新的内容，它唯一的就是利用一个极为荒谬的所谓‘数学公式’，继续编造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谣言。我们已经多次指出了这个所谓‘数学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极端荒谬的、完全错误的。洪振快要想让人们相信他编造的谎言，那么他就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从学术上论证这一‘数学公式’的正确性。如果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么他的这篇文章就从根本上都是错误的。我们等待着洪振快回答这个关键问题。如果他不回答，那就表明他已经承认了他的这篇文章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洪振快采取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的手法编造谣言、公然撒谎，对我本人、相关领导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进行诬陷和诽谤。即使使用这种卑下手段，也同样挽救不了“饿死三千万”这一重大谣言必定破产的命运。”
七、爱国不等于爱朝廷 用投票选举的方式更换朝廷
广东《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11日刊发洪振快文章：《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借古喻今，剑指新中国和党的执政地位。
文章称：“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色’的‘智慧’——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
根据洪振快对洋务运动、民国十年、英国殖民者的肉麻鼓吹，我们知道其所谓的“民”根本就是政府对立面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绝非广大老百姓。政府是需要真正的人民监督，而不需要资本的操控，成为资本的代言人。最终，洪振快露出了狐狸尾巴，提出了用选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政府监督问题：
“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这无非是资本永远坐庄，而多个利益集团政党轮流走马的英美模式，并不新鲜。从西方几百年的实践看，这种模式根本无法为真正的人民服务，倒是很好地切合了资本的利益。
八、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号称历史学者、《南方都市报》专栏作者、《炎黄春秋》执行主编的洪振快，竟把人均钢铁产量不如印度、富裕农村死亡率超出60年大饥荒平均死亡率一倍的民国十年称作中国历史上“真正用于建设的时间”，而完全否定毛时代三十年，无视毛时代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洪振快也不管延安时期大量国内、国外的严肃记载证明中共禁烟的伟大成绩，竭尽心力寻找孤证（反中共的孤证《延安日记》）、乃至断章取义、妄下猜测，试图证明中共在延安大搞鸦片贸易与种植。相反，洪对于民国十年，尽管“陕西、甘肃两省的婴粟种植面积曾分别达到农田总面积的90%和75%”、尽管“陕西每县几乎都具有生产3 万两鸦片的能力，甘肃积存的鸦片可供全省使用10 至20 年，男女老少普遍吸食。”，尽管那是个大多数人过着悲凉凄惨生活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年代，也不妨碍洪振快根据自己的反共亲蒋立场做出判断，认为那是“真正用于建设的时间”。
洪振快不单反共亲蒋，还反中亲帝。他故意删改史料抹黑抗日民族英雄，而称英国殖民者发动对华鸦片战争是带来“现代文明”，称英国殖民者发动鸦片战争最重要的（体现在《南京条约》第一条）是为了“人权”、“财产权”。我们发现，洪振快的“文明”殖民者们，大搞鸦片贸易残害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发动数次战争屠杀中国人、天量掠夺中国财富、火烧圆明园，但依旧是“人权”、“财产权”的坚定信仰者、捍卫者的形象，而林则徐保卫中国人身心健康、财产安全，则成了反“人权”、反“财产权”的反“现代文明”代表人物。此外，洪振快还认为没有美帝国主义，中国的抗日战争结局难讲。他做出这个大胆判断，完全无视他最亲爱的美国的国会议员司克脱在1938年洛杉矶发表演讲：“请大家注意，日本目前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是美国资本作为帮凶而杀死的。”，也无视大量的《美国史》、《美国通史简编》中记载的二战期间、美国源源不断的向日本输出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对于以查阅大量史料写文章讨饭吃的知识分子，做出如此选择性的历史解读，决不是无知的问题，而是立场的问题了。
反共亲蒋，反中亲帝，立场先行，史料拼接篡改后跟上，大搞历史虚无主义，这就是《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洪振快及其《炎黄春秋》杂志的一贯作风。更可怕的是，本文所列举的洪振快写的文章，对于《炎黄春秋》杂志制造的数不尽的党史谣言来说，仅仅是九牛一毛。
注：
[1]三斗文章《选择性使用史料抹黑狼牙山五壮士》
[2]《延安的鸦片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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