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广播电视研究》推出《疫情中的传播现象与案例分析》特刊，特邀东方卫视新闻主播何卿担任“本刊约见”访谈主持。来自新闻界、文艺界、学术界的8位受邀访谈对象 （白岩松|李泓冰|王志彦|濮存昕|刘文国|张涛甫|俞虹|黄昌勇），对于上海疫情期间的媒介行为与传播现象提供各自的观察视角和判断评说。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涛甫

何卿：上海这轮疫情中，传播现象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您也较长时间处在封控中，出于一个上海市民的亲身体验和一名新闻传播学者的贴近观察，有什么传播现象是您特别关注的？

张涛甫：这波上海本土疫情的舆论场是非常复杂的。整个传播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过去比较有把握的主流媒体的供产能力，在早期一下子变得无助和被动。

根据我的观察，此外还呈现这几种现象：一、从全球舆论场的范畴看，出现了外部信息对中国内部的信息倒灌，这些倒灌的消息具有不确定性，部分甚至是谣言；二、国内的舆论场中由自媒体、新媒体所构成的民间舆论场，迅速出现了众声喧哗，各类非理性的、不实的消息在泛滥。

何卿：这轮疫情早期的舆论场出现了很多杂音，谣言此起彼伏，您分析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张涛甫：谣言在没有得到权威的止损和对冲的情况下会跑得很快，如病毒般传播。首先是在熟人的圈子里各类的消息层层转发，不少人缺乏专业的媒介素养，有些消息没有确切的信息来源，但是它靠朋友圈的人际传播，以朋友之间相互的信任作为保障，因为对朋友信任，所以也选择相信。

在整体大面积的不确定和外界各种声音特别嘈杂的时候，主流媒体即便有声音，也显得弱小，甚至被吞没。主流的信息能被多少人相信，这里面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一个职业的媒体和舆论观察者的角度来看，主流媒体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包括上海本地的主流媒体和央媒，面对热点事件、热点话题乃至被带偏了节奏的热点，它们一直在努力地做一些纠偏、辟谣和对冲的工作。当舆论出现了特别大的负面声音，尤其对政府出现大面积质疑的情况下，他们做了很多报道，影响也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影响产生的声音分贝与民间非理性的，乃至境外的各种噪音比较起来，声量还是显得小了。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上海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工作，不同阶段它的风格特征也有变化。专业人士的努力在集体的大面积的非理性面前也显得力不从心，面临的质疑越来越多，甚至是撑不住了，风格上明显从专业化、个性化滑向了程式化，略见保守。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太大了。

何卿：在这次疫情早期，你会发现民间自媒体、社区圈的舆论场分贝明显大于主流媒体，形成这样的新特点，您分析是什么原因？

张涛甫：自媒体是一个天罗地网，它到处“漏水”，越是极端的声音就越容易“侧漏”，越容易被放大，发酵出来的往往是特殊、例外、极端的情况。比如有基层居委会主任崩溃哭诉后选择辞职，对它的报道和解读中，各种声音在竞争的情况下，极端的声音容易胜出，越是偏激的声音越容易被病毒式传播和放大。理性的、中规中矩的、中道的声音难以出圈，更难以被广泛传播。让主流媒体做特别极端的报道肯定是做不到的，但是自媒体往往选择极端的选题，有的信息不一定是完全失实的，但加了很多情绪性、引导性的东西，一下子造成很大的声量。这其实是集体焦虑的情绪在这里发酵、引爆，不实信息或谣言的火星一点就着。事后冷静想想，这里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当时燃点的状态是易燃易爆，一旦引爆，迅速传染。有时候，再加上境外因素在里面推波助澜、煽风点火，容易带偏节奏，产生多方面影响，对上海的形象、政府公信力以及主流媒体的公信力造成了意外的伤害。

另外，由于主流媒体人早期大部分处于不能上班的封控状态，他们被关在家里，不能现场报道、一线求证，面对各种纷扰的传言，也不能在第一时间对冲。但自媒体没有休息，到处有信息的进进出出，它们不管真假，听到风就是雨，甚至会颠倒黑白。主流媒体处在信息洼地，面对自媒体的“流动性过剩”和非理性喧嚣，主流媒体的分贝就显得弱小了。

何卿：我自己真是万万没想到，在封控期间居然还上了一次辟谣平台。事情是这样的：关栋天老师的母亲李蔷华老师去世，我发了一段温馨的家庭影像作为缅怀，没有任何涉疫信息，但马上被造谣者附上不实的文字在社群中病毒式传播，迅速有了100万的阅读量。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点开视频理性地看完，意识到这是真视频被嫁接了假文字。最后《解放日报》官方辟谣平台采访了我，正式登出了辟谣文章。但是，它的影响已经产生了。

张涛甫：当谣言发生，虽然后面可以辟谣，但是谣言产生的效果如果是100%，辟谣产生的效果可能不及一半，甚至更低。毕竟辟谣是事后的止损，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对冲。比如“警察进复旦”的传言，纯粹是子虚乌有，但子虚乌有的消息却不胫而走，病毒式传播。面对谣言，人们没有耐心去求证，往往是第一时间听之信之，并顺手一转。疫情期间大家的心态都不是很冷静，在焦虑的状态中，更愿意选择相信谣言，在疫情期间社会公众对海量信息会选择性的偏听偏信。这是一个集体性的心态问题，一旦过了这个阶段，大家心态平和下来，也会相对理性地评估消息来源。但在当时，人们的情绪“交叉感染”，形成了这样的氛围。再加上主流媒体在这个时候谨言慎行或迟到，谣言的肆虐也就不足为怪了。

何卿：您解读了在疫情封控期社区谣言为什么泛滥的问题，我从您发表在《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里，也看到您提出的观点：面对谣言，及时的反击是必要的。同时，您提出了一个更长远的建议，要提升普通人的媒介素养。媒介素养对于大多数人的日常并不是刚需，具体怎么提升呢？

张涛甫：公众媒介素养的祛昧和启蒙不是一天能促成的。一次一次被愚弄了之后可能会长记性，但大多数人都是健忘的，这次之后，下次依然会往同样的坑跳下去。我期待有一天对公众媒介素养的培养能普及开去，最好从小开始，就像学外语、语文、艺术一样，放到基础教育里去普及。具备这样的媒介素养，不一定将来要成为职业的记者、专家，但会使一个人提升谣言免疫力。

何卿：要想实现这样的目标，显然不是突击搞些讲座、做些活动就能一蹴而就的，这是一件润物细无声的长远工程。让人欣慰的是，我看到上海一些小学已经在跟媒体人合作，开设与媒介素养相关的选修课，很微小但开始启动了。

张涛甫：就像一个人需要掌握识字、阅读和写作能力一样，在今天这个时代，每个个体还必须具备获取信息的能力、分析信息的能力、评估信息和传播信息的能力。这是新的传媒时代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公众的媒介素养绝对不是像口红这样的装饰品，而是社会发展的“刚需”。公众媒介素养的整体水平体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文明程度和社会认知水平。

何卿：我还注意到，您曾在《解放周末》撰文说，新冠疫情不仅是对公众媒介素养的考试，也是对科学素养的考试。在您看来，科学素养和媒介素养两者是怎样的关系？

张涛甫：确实，除了媒介素养，公众还需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掌握的有效知识和真知识越多，就越能增强信息鉴别能力。而在没有足够科学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在鉴别信息时要选择可靠的渠道、可信的来源。比如说，众说纷纭中，要选择相信专业人士，学会判断哪些是他们的没有被曲解、被误读的论点。科学素养强调你本身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媒介素养帮助你鉴别通过哪些渠道、什么方法可以获得真实的信息和科学的知识。这两个是互相支撑、相辅相成的。

何卿：在疫情封控、城市静默的特殊状态下，您觉得主流媒体应该怎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张涛甫：第一落点很重要，如果错失了第一落点，后续一路跟在谣言后面去追、去反击就丧失了主动权。主流媒体提前部署、闻风而动很重要。东方卫视调整版面，推出全天播出的抗疫直播特别版面，记者报道的触角直接延伸到方舱、社区等一线，这就是抓第一落点。第二要抓住发声的主动权。第三，谣言刚刚发生时未必成气候，但是一旦成为舆论事件，最后再辟谣就事倍功半。我们都知道“塔西陀陷阱”，不良印象产生后，会形成一种惯性。主流媒体在关键时刻如何下判断、定调子，这个非常关键。过去的宣传报道完全是以主流媒体为主导，但是现在，特别是疫情期间错综复杂的舆论环境中，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不完全在主流媒体手上，如果自媒体或民间社群提前设置议程，带节奏，“吃瓜群众”跟风偏听偏信，形成舆论惯性，再去纠偏就很难了。

何卿：刚刚您提到的“塔西陀陷阱”，这次接连两个多月我在一线报道，对此深有感触。“塔西陀陷阱”指的是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的一种社会现象。这让我想到网上出现的对主流媒体一些报道的质疑、歪曲、攻击，许多媒体人也感到很委屈。主流媒体的定位是主流价值的倡导者，是社会的引领者，对于疫情期间媒体“传声筒”和“出气筒”的双重角色您怎么看？

张涛甫：一方面，主流媒体出于新闻专业素养，在很多信息的筛选、判断上谨言慎行，表达的空间有限；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其实是处在一个大的系统中。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一方面来自自身专业的努力，另一方面实际上是跟政府和公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当政府相关部门表现尚佳，媒体顺势宣传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当有的部门遭遇困境，主流媒体可能会被连带“躺枪”“误伤”，有时候，人们对主流媒体的不满其实不是对媒体本身的不满，而是对媒体背后的运作系统、或关联机构的表现失望，这时候人们就会把怨气、怒气迁怒到媒体的头上。

何卿：这个时候，媒体更需要用真诚、善意和服务意识来对冲公众的怨气和怒气。疫情的不确定性在封控初期确实造成很多不便，我当时就在想，如果主流媒体可以变身紧急公共服务平台，利用媒体和媒体人的资源向公众提供帮助，能帮一个是一个，我们可以通过直播呈现服务过程，而不仅是简单报道互帮互助的结果。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在践行社会责任。后来慢慢地我们看到，上海越来越多的媒体在做这样的努力，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开通了24小时服务热线。SMG的《民生一网通》《新闻坊》等也尽其所能地帮助公众解决急难愁问题。您是否注意到疫情期间主流媒体的这个现象？

张涛甫：对！我认为在这样的时候主流媒体要有声音，要有行动，这个声音不能是一味唱赞歌。可以“小骂大帮忙”，特别是在现实中存在瑕疵和不好的情况，主流媒体不能无视问题。事实上，在防疫中确实有不周到的地方，因此，我们的媒体报道不可“用力过猛”，只要最终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有利于老百姓对政府的认可，报道的效果就是正向的，没有必要处处都是正面的赞歌。我们还发现，上海的主流媒体在抗疫期间，走得更远，行动力更强。比如，《新民晚报》“战疫帮侬忙”帮助并报道了一位胰腺癌晚期的父亲在生命最后时刻想回老家广西陪儿子中考的经过，21小时1700公里慢直播，将近300万网友陪他一起走完回家路。在社会遇到危难的时刻，主流媒体聚焦民生，过去的解决是以报道的方式，现在的解决是以行动的方式。

何卿：最后一个问题，近三年的疫情对许多人心理的影响是很大的，您有那么多学生，他们是什么样的状态，您希望同学们如何度过特殊时期？

张涛甫：在这样大的疫情环境下，想要缩小或者说消除心理阴影的面积，涉及整个社会面的心理建设，这或许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在小范围、短时间内加以化解。

疫情时期，大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与非疫情时期纯粹是知识传播的角色显然是有所不同的。当社会遭遇危机的时候，大学应该更具有韧性，要教给学生怎样通过知识去理性认识不确定性，去化解危机，而不是被非理性的情绪带着走。再者，大学不应该是社会的后方，而应该做社会的引领者，要走在社会的前面。当社会变得脆弱时，无论是大学的教师和学生，这时候不应该在温室里，而应该锻造更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当遭遇疫情心理问题时，我们能通过自身心理修复建设率先走出来，再将这种阳光的力量照到更多的人，我认为这是大学应该做的事。

本文刊载于《上海广播电视研究》2022年7月刊

（原标题为《张涛甫：众声喧哗中，做社会的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