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积极践行“走出去”战略

2000年，中央确立实施“走出去”战略。深圳积极践行“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数量快速增长。截至2016年底，深圳已在135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累计投资金额852.56亿美元，形成了对外投资合作的全球布局。2012年至今，深圳市核准备案在境外直接投资设立的企业（机构）达5689家，位居全国地方城市前列。深圳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890亿美元，规模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

深圳企业“走出去”合作地区覆盖了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7年深圳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设立企业（机构）42家，中方协议投资额3.8亿美元。对外承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177.6亿美元，占全市工程承包完成额的近50%，占全国“一带一路”工程承包总量的近10%，以通信工程、高端装备、建筑装饰工程为主。目前，深圳港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集装箱班轮航线已开通225条，深圳港国际友好港数量达到22个，招商局国际在19个国家布局49个重要港口，形成了从香港出发经由马六甲海峡至印度洋，进入红海、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的完整港口布局。

（六）金融领域对外开放不断提速

2015年，深圳开通深港“基金互认服务平台”；2016年12月，“深港通”正式开通；2017年7月，香港与内地“债券通”上线；深圳前海率先实施“五个跨境”，即跨境双向人民币贷款业务，跨境双向发债（如“点心债”、“熊猫债”等），降低跨境双向本外币资金池业务备案门槛，跨境双向股权投资，跨境不良资产转让；开启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简称“QDIE”）试点和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简称“QFLP试点”）。深圳的金融开放举措吸引了国际长期资金入市、扩大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2018年，深圳金融业增加值为3067.21亿元，同比增长0.24%，占GDP的比重为12.8%。在英国智库集团发布的第24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深圳由2017年的第20位上升至2018年的第12位，在国内城市中仅次于香港（第3位）、上海（第5位）和北京（第8位）。

四、新时期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

当前，处于百年变局之中，深圳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面临诸多挑战。

（一）国际宏观环境负面冲击较大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为-5.2%，将陷入深度衰退。另据权威机构预测，2020-2035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为2.6%,；此外，近年来以中美经贸摩擦为代表的逆全球化风起云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进一步加剧。2018年以来，美欧相继出台了新投资法案（投资审查框架），进一步强化对半导体、计算机、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光学仪器和镜片等领域的投资审查，全面收紧外资管制。即便是中美双方已经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但美国为阻断我国高科技发展依然变本加厉，例如精准打击华为，封杀Tiktok、微信等中国APP。再加上当前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拐点尚未显现。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将持续数十年，对世界贸易和投资都将产生严重冲击。

（二）工业及供应链企业经营困难

受中美贸易摩擦及国际疫情形势影响，深圳的部分工业和供应链龙头企业增长乏力。2019年上半年，华为增加值仅增长14.7%，比一季度低19.8个百分点，增速下滑还可能将持续一段时间；富士康产值增速仅增长0.7%，远低于2018年35.2%的水平。深圳百强以外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整体负增长，为-2.3%，比一季度低3.7个百分点。此外，工业投资出现负增长，工业未来增长后劲不足。同期，深圳234家规模以上供应链企业56.4%为负增长。深圳供应链企业整体负债率偏高、利润率较低，其中4家供应链上市企业资产负债率均达80%以上，利润率不足2%，经营风险较大。部分外资企业也出现经营利润下降，加上中美关系日益恶化，迁移海外的意愿增强。根据深圳市商务局数据，在接受电话调研的130多家重点企业中，约30%的企业有将产能及订单转移至海外的意向。

（三）土地资源紧张推高发展成本

深圳建设开发强度大，土地资源承载力不足，城市和产业升级受到严重制约。极度稀缺的用地指标引发房价、物价、用工成本、物流成本甚至租成本的上涨，成为深圳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主要瓶颈。据深圳统计局数据，深圳人均工资由1994年的10523元增加到2017年的100173元，23年增长了10倍。另外，工资中还包括一部分“五险一金”，平均约占工资的40%。深圳土地挂牌平均价格从2009年的1568元/平方米上涨至2018年9241元/平方米，9年增长近5倍。2019年1-6月份，深圳关停实体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服务业）84家，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近三成是由于厂房租金、用工成本上升或涉及旧改拆迁造成等不可逆成本造成的。

（四）国际化复合型人才不足

40年来，深圳的国际化人才结构虽然得到优化，但与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要求相比仍显不足，特别在熟悉国际市场、商务规则、法律法规、投融资管理、跨国项目管理等方面业务的人才匮乏；愿意长期驻扎境外的人才少，企业往往高薪难觅合适人选；小语种人才紧缺，阻碍了企业“一带一路”发展步伐；因为个人所得税率高，内地引进国外科技人才相对他国成本更高，法律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亟需加强。

五、新时期深圳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思路

2020年是“十三五”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关键节点。对外开放是深圳发展之源、立市之本。当前，深圳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虽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面临多重挑战，但也孕育着经济特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和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三区叠加”所释放出的重大机遇。站在新的起点上，把握机遇，深圳仍要先行一步，以打造全球标杆性城市为目标，以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主要路径，着眼于国际化、现代化，构建深圳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大战略。

（一）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1、构筑更紧密的国际贸易伙伴关系。着力深化深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伙伴关系，积极拓展亚洲、非洲、拉美等市场。逐步提高自贸伙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以福田保税区为重点打造大湾区合作新亮点，依托临港优势和“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优势，促进深港两地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深度融合，打造深港科技创新走廊。

2、完善国际信息便利使用政策。加快布局5G、云计算、物联网、车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骨干节点，建设跨境互联网大数据运营平台。支持深圳率先试行探索“区块链沙盒机制”。在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运用电子身份证、人脸识别等先进技术，构建安全便利的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在确保国家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打造跨境互联网信息中继安全枢纽。布局基础电信运营骨干节点，建设跨境互联网大数据运营平台。加大对专利、版权、企业商业秘密等权利及数据的保护力度，主动参与引领全球数字经济交流合作。

3、加强高标准市场体系研究和政策储备。着眼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应在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新兴高技术产业对外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加强研究，推进政策落实和相关制度体系衔接，争取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主动权。

（二）综合提升产业竞争力

1、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更精准的产业扶持政策，针对对美经贸斗争的重点产业、重点企业，提高单个项目支持力度。加快出台促进5G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抓紧落实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两个产业链的扶持政策，提高对“卡脖子”技术的投入力度。制定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将更多国产芯片、操作系统、软件等纳入目录，推动形成5G产业发展良好生态。

2、完善境外贸促服务网络。利用各国商协会、华人社团、使领馆、中资企业等机构，整合驻外使领馆资源，建立境外贸促服务机制，以海外商协会为桥梁纽带创新机构间的合作模式，为“走出去”深企提供更优质的落地服务，包括目的国国情、法律、税务、文化等咨询；收集当地经贸信息；开展前期调研；调解商事法律纠纷；推介优势产业和优品精品，展示领先技术和创新成果。

3、大力培育国内跨国企业。创新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对重点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法律咨询、海外参展、场地租金、纠纷应对等给予支持。鼓励、协助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过程中投保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等险种，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一定比例进行保费支持。引导企业提升品牌管理能力，组团赴海外参展，举办产品海外发布会以及文化推广交流活动，为国产品牌“抱团出海”搭建平台。

4、探索建立境外产业集群。以行业龙头企业为核心，通过大企业带领中小配套企业共同开拓国际市场，构建全产业链战略联盟。加快深越海防合作区、中白商贸物流园、老挝-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巴新广东（深圳）产品展销中心建设，推动更多企业赴沿线国家地区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带动深圳零部件、设备等产品出口。

（三）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1、充分发挥技术和服务出口的提升带动作用。大力发展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通过推进技术和服务出口带动成套设备和技术出口。鼓励通信技术、生物制药、电子器械等高新技术领军企业跨国并购或设立海外研发机构，促进“走出去”价值链逐步向高端延伸。重点推进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研发和设计服务等高端服务外包。

2、促进外贸综合服务健康发展。明确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采用双抬头通关制度，增加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专用监管代码，以区分其他业务模式。对于侵犯知识产权、违反海关法律法规等行为，区分生产销售单位作为贸易主体及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作为服务主体的责任及义务；协调税务部门，为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集中办理出口退税业务，推动退税电子化申报；协调海关企业管理部门安排专门岗位，为外综合服务企业申请海关AEO认证资质给予专门辅导，并协调解决企业审单、查验等环节问题。支持华润万家、天虹等行业龙头企业整合全行业供应链。发挥深圳供应链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优势，促进与跨境电商的协同发展。

3、推进跨境电商综合发展。总结并推广“保税+实体新零售”的经验做法，通过关检联合作业实现实体新零售和保税贸易融合发展新模式，继续开展跨境电商供应链系统出口业务。推动在机场国际快件运营中心开展跨境电商9610项下的进出口通关业务。探索在商事制度改革、网络市场监管覆盖、网络市场监管制度建设、服务与可持续发展、行业自律和领导机制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营造便捷的市场准入环境、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形成明显的产业发展效应和监管示范作用。

4、扩大市场采购贸易规模，探索易货贸易。支持罗湖区、宝安区等旅游购物发展较快的区域纳入全省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加快商业设施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力争打造3-5家“智慧商圈”样板和10家“智慧商店”标杆。

5、实施更为便捷的贸易政策。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弱化事前干预，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对进出口贸易企业，实施自我管理、自建账册和联网存证备查，自主开展进出口业务以及货物仓储、加工、组装、维修、检测、展示和交易等业务。除因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生态安全等重大公共利益外，最大限度取消生产经营许可证等管理方式。严格实施“电子底账+企业自核+海关核查”的海关监管模式。整合和规范进出口环节经营性服务和收费，实现口岸高效运作1小时通关。

（四）提高金融领域服务能力

1、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引导境外经贸合作区企业使用跨境人民币结算，对于在境外投资建设的经贸合作区，引导区内企业在中方员工工资、与中国贸易等领域更多使用人民币跨境结算。进一步完善跨境人民币业务奖励措施，助力打造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验区，对贸易项下人民币跨境结算占比较高的区内企业给予奖励，对自贸区内银行的人民币跨境结算占比情况进行考核和奖励等。

2、提高资金便利流动水平。应允许金融机构全面开展各类离岸业务。允许企业自主持有外汇、外币之间自由兑换、外进外出的外汇资金自由划转。探索资金流、货物流、订单流三流分离状态下外汇收支便利化措施，支持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吸引跨国公司把地区总部、结算中心、贸易中心和订单中心落户深圳，打造区域性离岸贸易中心。探索设立穗港前沿产业独角兽本/外币平行投资基金，探索发展物流及新兴产业基金。鼓励开展国际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和资产证券化，引导金融服务更好对接科技创新。

3、实施更自由的投资政策。先行先试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允许资本项目外汇收入用于境内股权投资，推进限额内资本项目可兑换，负面清单外的境内机构在真实、合规的前提下，可依据实际跨境收支设定限额，将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或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依法用于境内投融资。以“规制中立”为原则，实施最高标准的市场准入制度，除涉及国家安全、文化等少数领域外，全面取消金融、环保、交通运输、航运服务等产业对外商投资的准入限制，取消投资者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除部分特殊产品和服务外，政府采购对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均一视同仁，享受同等待遇。未经法规许可，政府不得单方面向在区内注册、经营的国内外企业提供任何有碍公平竞争的直接补贴。

4、加强金融综合支持能力。支持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为企业和非居民提供跨境发债、跨境投资并购等跨境金融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跨国企业集中运营管理境内外资金，办理外债和境外放款额度集中管理、经常项目资金集中收付和轧差净额结算等业务。

（五）完善相关保障措施

1、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激励特区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东发展的“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的总体要求。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

2、破解深圳发展的空间瓶颈。参照深汕合作区模式，联合深圳、东莞、惠州、汕尾和河源五地，探索构建大深圳统筹合作示范区，突破行政区划的空间和职能限制，进行核心城市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创新。由深圳对统筹合作示范区的规划整合融合、土地开发安排、共建科技创新平台、招商共享、交通基础设施、环境治理以及城市公共服务布局等涉及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进行有益探索，将统筹合作示范区过去“各自为政”的发展方式向“共谋共建”转变，构建“集团发展区域”。率先探索国有土地使用权续期路径、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开发建设住宅、分类盘活利用存量工业用地等一系列改革，以更大的土地改革权限下放，更强的产业和居住空间保障，充分发挥“双区叠加”优势。

3、实施国际复合型人才培养计划。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探索设立“高教特区”，创新联合办学机制，强化校企对接，促进教育培训与城市发展的深度融合。联合高等院校和专业外语机构，由企业推荐中高层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采用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开展小语种专业人才培训。加大国际化经营管理领军人才的培训力度，重点培养跨境电子商务人才。拓展人才引进的领域和渠道，实现“走出去”领域高级人才享受与科技、创新人才的同等待遇，提升企业的国际化企业管理和全球采购能力。鼓励企业聘请使用参与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利用好当地人才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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