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的雨终于止住了。在那个凉爽的清晨，我们再次出发，于群山之间，顺河车行。

蜿蜒黄河水自景泰县车木峡入境至五佛沿寺后，再向东约16华里后又急遽合拢，在两岸群山的环绕下，呈反“ S”形横贯其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河谷盆地。河的北岸便是五佛乡了。

黄河古渡五佛寺

上午10点，靖远双龙乡的村民张志提了个简单的布袋子做船过了河，和他一起过河的还有两辆小卧车。前后没有几分钟时间，他就身处景泰县五佛乡地界了。“我过来找个朋友，顺带买点东西回家。”张志几乎每隔三四天都会过河来五佛，因为走水路到这边买东西比去靖远县城要快捷，方便的多。而且，也花不了几元钱的船费。 “不远处原来就有个古渡口。很多年了，我们出行一直是这样来来去去的。水路特别的方便，以前的木船已经不用了，现在的铁船载重量很大，两三辆小卧车也能随随便便运过来。运一辆车掏10元就行了。”

村民口中所说的景泰与靖远两县之间的渡口其实指的是丝绸之路上有名的渡口-----乌兰津。

五佛乡是古丝绸之路和长城经过之地，早在先秦时，住在红山峡两岸的黄河儿女就创造了羊（牛）皮筏子摆渡，运送人和货物，形成了渡口乌兰津。乌兰津在今车木峡自然村，所以也叫车木峡渡口。在丝绸之路经甘肃段的北、南、中三线中，北线开发最早、走的时间也是最长。经过乌兰津的丝绸之路，在进入白银市去武威市之间的驿站，是经打拉池、会州、会宁关，过黄河、乌兰关然后到武威，这个古渡口自汉至唐一直畅通。那时候，经乌兰津的商贸众多，车水马龙，驼队络绎。因此曾是唐代最繁华、最重要的黄河古渡之一。而北宋时，西夏占据了黄河西岸，金人占据黄河东，曾多次发生夏攻金的战争，影响丝绸之路的畅通，乌兰津渡口逐渐冷落。随后，乌兰津北二里的黄河码头五方寺便成了青盐集散地。古乌兰津渡口遂废弃，被人遗忘。有谁能料到，千百年之后，这一带变成了一片绿树成荫的良田，鱼米之乡。人们在此安居乐业。

一座镇子的地理位置往往决定了人们的看法，态度和生活方式。

如今，景泰与靖远两县的乡民们仍然通过一条条渡船互通交流，运送物资。码头上停靠着的船家个个生意兴隆，载客不断。船家们直言，渡河而来的人不少都是寻着不远处的五佛寺来的。

顺着路人的指引，记者眼前很快出现了一片古庙建筑群。一位古稀老者坐在寺庙前的石阶上，看到记者一行人，微微笑着，慈眉善目。他正是五佛寺的主持，法号圣明。据他讲，五佛寺中的石窟创建于北魏（431-518年）时期。从那石窟中的方柱顶窟顶，就可看出是北魏时的艺术文化。

老主持说， 因为石窟中有大佛五尊，坐向为东南西北中五方，故也称其“五方寺”,寺名还有深意，可源于佛教密宗：“大日如来有五种智慧”,为了教化五方民，化为五方五佛。到了明、清时期，五方寺成了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察汗池青盐的集散地，各地盐商都会来此处批发售卖青盐，这里也就变成了盐市或盐寺，文人们则叫沿寺（沿山崖的佛寺）。

“据传，那时候，此地青盐市场的交易很是活跃，每年到五方寺的骆驼数量高达万只以上。交易也有3000多吨。600年的青盐集散市场，不但交流了汉蒙两族的物货，也增加了两族往来和促进了发展。”老主持语速缓慢的诉说逐渐还原出数百年前此地的繁茂情景，记者耳边仿佛听到了叮当起伏的驼铃声。

五十多岁的村民周文成在寺里已经看守了六七年。听说来了采录百年古镇的记者，这位操着浓重乡音的汉子激动得领着我们进了石窟。

拉开那道铁栅栏， 神秘的另一个时代向我们敞开了大门-----相隔如今千余年之远。

“沿寺石窟始建于北魏，唐、宋、明、清时续修缮过。这里面是1500年前的古遗物，非常珍贵。 平日里一般的游客只能站在外面向里看看，我们是轻易不让进的。”进了石窟， 周文成在前面牵引着我们，一边介绍，一边不断叮咛着，“不要用手去触碰。”

沿寺石窟进深9米，宽7米，中间有5米宽方形塔柱直抵窟顶，塔柱四面开龛，龛内各塑佛像一尊。据介绍，前面的释迦佛为清康熙年间重修，其余三尊形态各层，神态自若，腰细面圆，方颐突出，属宋代晚期作品。窟后南北二角各塑一尊泥佛坐于束腰莲座之上，较前者造型高大，金面中腴，体态端庄，均内着“僧祗支”下着裙，外着袈裟，其造像特点大抵为晚唐和五代遗存。前面表层壁画四个菩萨则为清代作品。最令人称奇的是窟内南北两壁有模制影塑小佛像七至九排，各五百尊，共计有千尊， 神态各异。由于年代久远，高处一些小佛像已经从壁上脱落， 周文成将其整齐的置于泥塑假石台布之上，“那些黑色的佛像都是北魏时候塑的。听说在1983年维修加固石窟北壁墙基时还发现了木刻印制的西夏文字佛经残页共7页，计673字，经破译是《金光明最胜王经》的残页，是大概700年前的西夏古迹。”

在石窟前有一砖木结构的三层楼阁，紧接着石窟崖面，与石窟巧妙地结合为一体，成为石窟前室。一楼南侧置木梯可登二楼。二楼北、东、南三面高绕廊，边置围栏，中为佛阁，可达窟内。二楼顶为木制尖顶八角亭，据说是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重修过的，基本完好。 而对面的楼阁则是近期才建的。周文成说，“说起来可惜，这里原有砖木结构的金刚殿博导楼阁在1968年失火被焚。该山门是毁于景电工程建设初期。当时施工队夜宿在里面，夜晚用电炉子烤暖，却不慎走火了。”那次失火后，寺里的僧人将山门中遗存下来的石块收集了起来。“ 你们看，庙前放着的有雕纹的是1千多年前放石碑的底座石块，而那方石头是以前庙门拐上放着的。”

五方寺码头，自汉唐以来，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商贸交易上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汉、鲜卑、吐蕃、党项、蒙古等民族的相互了解和共同进步。 而沿寺佛教石窟艺术文化，成为多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结晶。在文化大革命中，沿寺石窟等曾成了被攻击的对象。周边的财神庙、龙王庙遭到了严重破坏，唯独石窟神奇的保存下来。

如今，千年的古遗物被列为文物保护，成了五佛寺旅游的一个景点，供人们观赏、考察。每年的四月初八，都会有数万人来五佛上香，求福求子。 那子孙庙里许愿系上的红绳已是层层叠叠。每到这一天， 周文成都会非常的忙碌，从清晨到夕落。

不过，看着沿寺前炉中的香灰越来越满， 周文成是欢喜的，这位从没有受过戒的五佛乡民脸上露着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虔诚，他说，他愿意在这寺庙之中常伴孤灯，坚守到老。

黄河水从这里“倒流”

站在五佛寺楼阁上远眺，满眼一派风光，黄河从南而过，穿过悬崖峭壁，奇峻山峰，浩浩荡荡如骏马奔腾。峰回水转，回眸河北，阡陌纵横，一望无际的庄稼地里村舍俨然，树林葱浓，稻田碧绿……

其实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偎依在母亲河畔的景泰五佛一直是缺水的。当地的一首民歌这样描述：“山下黄河滚滚流，川里滴水贵如油，风吹黄沙不断头，百里荒滩无人留。”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农民们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尤其是春荒，许多人只好外出“背粮”,实际是外出讨饭。

苦难可以让人奋起，催新变革。在明万历之后，五佛人开始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实验”----拦河造田、开挖黄渠引水建设家园。

黄渠又名柳林渠。

乡文化服务中心主任段克海说，五佛曾有一个10000多亩的水湖，早年间就叫柳林湖，因在湖北高台边长有一些柳树，当地的老人讲，原来在大桥北的三株大柳树，树龄都在300年以上，树早已枯干了。冬春时，湖中有湖滩地，夏秋是一片水湖，如遇几十年一遇的黄河暴涨，就成了黄河的一部分了。清顺治二年（1645），从临洮府辖地迁来18户移民与当地20户农民联合，“沿河开渠引水浇地。”揭开了开发和改造柳林湖的序幕。1649年，当地68家农户再度联合，初灌地达到800多亩，引水口就在沿寺。随着水地扩大，进水口逐步上移兴红崖，浇地达1200亩，乾隆时移渠口于龙窝，浇地2100亩，道光时移于旧口，浇地增加到7200亩。民国时上延至车木峡，灌地10300亩，至此渠长达到12公里。 解放后，曾延渠口至骆驼石上游，灌地达13000多亩。

这成了五佛乡发展灌溉农业的起步。与黄河争地，发展水地十分艰苦，300年后到了1949年时，当地才基本完成了改造柳林湖，建成了景泰县第一个引黄河水自流灌溉的地区。

我们从沿寺逐河沿渠而上，穿过葱郁的田间小道，眼前慢慢开阔，便是到了黄渠的取口----车门峡，黄河水悠悠，古老的渠灌工程沿用至今。

而在这片土地上进行的“实验”从未间断……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 ,来自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川、山东、甘肃等19个省市的800位水利工程技术人员汇聚五佛，兴建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

当时参与该工程建设的达理曾回忆说，最紧张的战斗在滴水成冰的冬季打响了。这时，黄河水位最低，是用草和土做成堰体进行围堰的最佳时机。由于工期特别紧，要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实现两年之内提水到总干渠四泵站，黄河水开始进入灌区，5年之内在总干渠上建成6个泵站，达到提水高度400米，流量10立方米/每秒，灌溉30万亩土地的目标，于是指挥部人员全部出动，奔赴各个公社、大队动员社员上交麦草。当地农民，纷纷动员起来，搓草绳的搓草绳，运草料的运草料。一时间，通往一泵站工地的大路、小路上，拉草的各种车辆排成了长队。仅用了二十多天，二百多万斤麦草运达工地。围堰工程经过8昼夜鏖战，终于修建起一条180米长的月牙形围堰，为一泵站基坑开挖创造了先决条件。

1971年9月30日22时，黄河水到达独山子公路桥，提前25小时完成了“国庆上水草窝滩”的任务。次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中作为新闻播出，《参考消息》也将此列为当年国内十大新闻之一发表。后又经过继续努力，在 1974年底，景泰川工程一期竣工；二期工程于1984年开工至1994年完工，至此，“黄河水可以倒流”的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从清顺治年间农户联合拦河造田、开挖黄渠引水建设家园，到一百多年前的皮斗子提水，再到参与景电一二期工程的建设，使黄河水从五佛沿寺开始实现“倒流”,扬程提高 600多米，浇灌景泰、古浪以及民勤百万亩荒漠化土地，五佛乡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在创造“中华之最”这个中国最大的高扬程、大流量提灌工程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历史是忠实的记录者，也是无声的吟颂者。

如今，景电工程已成为五佛乡的一座精神地标，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探访者。

甘肃黄河富五佛

天下黄河富宁夏，甘肃黄河富五佛。

在五佛乡政府的会议室里，挂着一幅1958年12月国务院颁发给原西湾大队（现五佛镇西湾村）的奖状。

这张弥足珍贵的奖状镶裱在两尺见方的镜框内，纸色已经发黄。奖状上用繁体写着“国务院奖状 奖给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甘肃省皋兰县黄河人民公社西湾大队”,落款是“总理周恩来”.

五佛乡书记徐东介绍说， 1958年，党中央号召农村粮食年产量要“过长江（即亩产量达到 800 斤）、过黄河（即亩产量达到 400斤）”,由于当时土地贫瘠，环境恶劣，完成这样的任务相当艰巨。这对于当时的皋兰县（当时五佛镇属皋兰县辖）向阳公社西湾大队来说非常有难度，但西湾大队群众在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禄带领下，精耕细作，攻坚克难，终于实现了亩产400斤的目标。西湾大队亩产“过了黄河”的先进事迹上报后，原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万良才（音）部长说，既然亩产过了黄河，就将向阳公社改为黄河人民公社吧。之后，西湾大队被评为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刘禄也被评为“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个人”, 他代表集体上北京领了奖，还带回来奖状、钢笔、瓷茶缸“三件稀罕宝贝”.

多少年来，凭借着腾格里沙漠边缘少有的盆地湿润气候和五佛人勤劳的双手，吃苦的精神，五佛乡获得了气候宜人、物阜民丰的塞上“小江南”,“林果之乡”的美誉。

我们沿着村路，从水渠从西向东行进，渠水两边长满了白杨、柳树，相距其间，时有小桥，绿树深处有村舍人家，家家门院都有繁茂的果树，其中尤为枣树最多。小渠里的水分流在各家院落，淙淙潺潺。正像孟浩然的诗境：“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一转弯，一大片整齐簇新的民宅映入眼帘，大概有百余户。

正值午饭后，一家敞门的宅子里飘出欢快的乐曲。兴水村农妇陆风英正领着村里的两个女子在跳舞。陆风英一家2007年从原先的“老庄子”上搬到了这里。“住这宅子好啊，从此我不用再走土路，出行方便的很，也吃上了自来水……”陆风英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 儿子媳妇去了深圳打工，女儿则考上了村官；自家的10亩枣树长势正好…… 四十八岁的陆风英现在没啥烦心事，去年，她还申请了5万元的贷款搞养殖，家里有二三十只羊羔。日子红红火火。

随行的五佛乡乡长刘霖邦介绍，五佛乡兴水村是省级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在这里“红枣”成为农户们致富的持久动力源。2008年的时候，该村枣园面积就达到6000亩，年产值超过800万元。

五佛乡栽植红枣树已有百年历史，在1949年时，各个村庄都有零星枣树，成片林有十多亩的。那时全乡有412亩，占全县总枣林的1/3.农户们家家都有懂种枣技术的人。2003年，从景泰县屠宰厂下岗后的刘正强回到兴水村平淌，将无人理会的荒坟滩开垦成了枣树园， 10年后，他的枣园从最初的50亩发展到300亩，年收入超过40万元。如今，刘正强在原先的荒滩边上建起了数百平米的大宅院。全木质装修，厨房里，供暖锅炉、沼气灶；卫生间里，冲水式马桶，淋浴器……城里人有的，他家里都有了。是小小的枣儿，改变了他们一家的生活。

近年来，五佛县确定了“人均2亩枣园”的目标。从2003年开始，在原有农户零星发展3000多亩枣树的基础上，全乡人民大力开发宜林荒山荒坡定植枣树，形成了沿北面后山坡从红鼻梁沙河至金坪长18公里，宽1公里的枣园经济带，总面积达3万亩，并建成了车木峡百万株优质红枣苗木繁育基地，枣苗和红枣销往省内外。2012年全乡红枣总产值达到1.3亿元，占全乡农业总产值的60%.乡上还引进红枣深加工龙头企业两家，小型农家烘干房40家，实现加工增值，促进红枣产业健康发展。书记徐东表示， 到2015年底，乡上还将创建景泰优质红枣品种改良示范区，不断提高红枣品质，打造出五佛红枣自己的产业品牌。

可以想象，到了夏末，五佛广大的绿野中，片片枣林，绿中夹红会像彩色的丝绸宽带，沿山坡而下几十里展开，灿烂光华。

黄河培育了五佛人，五佛人对黄河更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