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随笔】

去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将医生这一群体推至聚光灯下，他们满是勒痕的脸和逆行的背影，成为我们共同的年度记忆。我们自觉比之前更了解他们，但这种了解似乎又很有限。医生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总是维持着“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形象。不过，在某些社会新闻里，医生的角色也常常成为被诟病的对象。

救死扶伤、延长患者生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提供心理安抚，是公众对医生这一职业角色的期待。不过在现实中，医生的工作内容繁多，不仅包括大量的文书工作（如病历记录）、临床诊疗，还要兼顾教学与科研。这让大多数医生忙碌不已，很难挤出时间对患者进行额外的情感关怀。与此同时，作为医疗机构里的雇员，医生在照顾病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兼顾医院利益，考虑职业规范。看似医生有完全决策权的医疗实践，在现实中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医生难以成为只需要考虑治病救人的“纯粹医生”。

近年来，我国医生的总体数量在快速增加，不过面对一个人口基数大且加速老龄化的社会，中国人均医生数量仍相对较低。极度繁重的工作，对医生的智力、精力、体力都是极大的挑战。医生拼尽全力不断触碰自己体力及脑力的极限，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推进了医学可能性的边界，创造了一个个生命奇迹。

公众对医疗进步充满了期待，希望等到治愈与奇迹。然而，医生工作中面临更多的是不确定的日常。医疗技术发展到今天，对生命及人体的认识依旧有限，且疾病的发展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医学教育中，医学生很早就要习得不确定性。面对疾病的不确定性与医疗的有限性，医学生要早早地学会接受，从实习阶段开始应对可能的医疗错误或失败。现代医学还有很多并未攻克的难题，面对症状复杂多样的疾病，医务人员常常需要在诊疗中摸着石头过河，客观权衡可能相互矛盾的诊断证据，甚至需要在有限的诊疗手段下作出判断。

医生职业是高度专业化的，其职业特征要求医生群体在工作中坚持理性主义、专业主义，尽量做到客观科学。在学习阶段，医学生就开始习得在情感上与病人保持距离，在专业的训练中习得用医学的视角来看待身体与疾病，克服对死亡和血腥的恐惧。这些训练让医生在面对病人时更多关注其疾病，将疾病快速归类并及时作出判断。在一些场合，医生则不得不把患者客体化，如手术中，医生把患者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分开，暂时忘掉患者鲜活的人格，专心考虑如何解决技术上的问题。

不过，医学也并不是冷冰冰的科学，而是带着温度的人学。医生也会共情，但日日与遭受苦痛的患者打交道，医生难免会变得“冷漠”。这样的情感疏离既是避免情感耗竭的自我保护，也是医疗工作对理性克制的要求。这一“救死扶伤”的职业本身对他们平衡理性与情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医生作为生死的“摆渡人”，要引领人们度过从生到死的各个阶段。但人们似乎并未习惯去关注和重新认识他们的境况，如与不确定的日常过招、频频直面各种道德难题与选择等。这些生死的“摆渡人”也需要被更好地关照。所谓关照，不仅指从政策及制度层面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也包括从社会层面对医务人员多一些宽容与理解。我们鼓励医生理解患者，也呼吁公众对医生多一些共情，认识并看见他们所付出的情感劳动和所承受的压力。

医生不能被污名化，也不需要被神化，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这个群体。

（作者：涂炯，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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