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领域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笔者认为，优质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学校）供不应求绝对可以算一个。无论是考大学还是考高中，进入优质学校的竞争不亚于春运时火车票的一票难求。
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问题说白了就是“僧多粥少”问题，它是许多问题的根源，直接导致了其它如应试教育、学生负担过重、招生不公平、异地高考等等诸多问题。即使改革了招生、考试、选拔等制度和办法，也不能改变“僧多粥少”这一基本现实。就像解决春运问题一样，假如不增加运能、不疏导客流，仅仅改变火车票的购买方式和规则，不能改变乘火车难的现实。
因此，教育领域也必须“增加运能”以解决“僧多粥少”问题。开放教育领域，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有利于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量，有利缓解供不应求，以满足广大人民的需求。18届3中全会提出了教育改革的任务，其中明确了“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除了鼓励国内的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政府和民间还应当主动引进国外、香港、台湾等地的优质大学、中学、小学，请他们到中国来办学。
有些国外优质大学已经来到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办学，如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到宁波、纽约大学到上海、耶鲁大学到新加坡建立大学等等，还有更多的中学(即国际学校)在亚洲办学。希望政府和民间主动参与国际竞争，把优质教育资源和学校引进到中国，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其它国家，名校落户外国，就好比“肥水流入外人田”。商业和经济领域的政府部门有“招商引资”的任务，教育部门是否也应当有“招教引校”的任务，把国外的优质学校引进到中国？
中国的教育领域曾经非常开放、办学主体曾经非常多样化。1949年前，在中国有各种私立大学、中学、小学、私塾，多如繁星，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今天大家还讲得出名字的很多著名学校就是外国人创立并管理的，如协和医学院、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湘雅早于协和，第一个将西医教育引入中国，2014年迎来百年华诞）、教会学校如燕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当时中国有13所教会办的大学）、甚至连当时的清华学堂(后来的国立清华大学)也是由美国人出资（庚子赔款退款）才得以创立的。
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学校为中国培养出了许多栋梁之才，假如没有这些人才在社会各领域的贡献，难以想象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请看网络搜索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结果：
“圣约翰大学的校友灿若星河，包括顾维钧（外交家）、宋子文（政治家、金融家、外交家）、荣毅仁(老上海商业巨擎、原国家副主席、中信集团创始人)、邹韬奋（新闻出版家、中国新闻和出版领域的国家最高奖项均以其名字命名）、林语堂（作家，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主任、新加坡南洋大学创始人）、张爱玲（中国近代最富盛名的女作家）、潘序伦（中国现代会计之父）、贝聿铭（I.M.Pei，世界建筑大师，代表作巴黎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中国苏州博物馆、香港中银大厦）、邹文怀（香港电影教父，一手打造出李小龙和成龙两位最能代表中国的世界顶级明星及无数天王巨星、香港嘉禾集团创始人及主席）、史久镛（联合国国际法院院长、大法官）、经叔平（老上海商业巨子、民生银行创始人、原全国工商联主席）、吴肇光（中国外科医学奠基人）、孙学悟（中国基础化学奠基人）、颜福庆（中华医学会创始人）、周有光（汉语拼音创始人）、黄嘉华（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顾震隆（中国复合材料研究奠基人）、刘鸿生（老上海实业大王）、严家淦（政治家，原中华民国总统）、吴宓（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成幼殊、黄金祺、陈成达、黄宗英、黄嘉华、何占春、吴宗锡、董鼎山、董乐山、王永年、曾楚霖、鲁平等人，其校友多活跃于商界、政界、文学界、外交界和医务界，很多都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过重要影响。”
除了外国人在中国办学，百年前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创建了一流的学校。例如，辛亥革命后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大同大学（又名“大同学院”），便是由时年26岁的胡敦复先生于1912年在上海的几间民房中创立。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
“那是1912年的3月19日，在上海南市区肇周路南阳里，这所名为“大同学院”的大学挂出了牌子，教室是几间租来的民房，连三角板和酒精灯这样的基础教具都配不齐全。就连开办的经费，都是由校长胡敦复和他下属的10多位知识分子出钱凑的，总共228元。在那个年代，400元钱就可以在北京买下一个三进的四合院。”
“胡敦复先生是美国康乃尔大学数学系最早的中国留学生之一，他回国后参与了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的创办工作，并担任首任教务长。…（大同学院）文学院的5名教师，有4人分别毕业于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在胡敦复和同人们的努力下，仅过了不到10年时间，无论是规模还是教学质量，“大同”均已步入国内第一流高等学府之列。它拥有17座校舍和正规的运动场，在国内首倡男女同校同班，首先采用学分制，它还拥有现代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实验室，聘请了中国第一个留美的数学博士(笔者注：即胡敦复之弟胡明复，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并先后培养出17位后来的中科院院士”。
1949年后，许多私立学校被拆散并入公立学校。俱往矣！数风流学校，还看今朝:坐落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从筹建到招生，要迈过多少门槛、克服多少阻力？除了创办大学这么难，创办中学、小学、幼儿园难道就容易吗？原因是什么？
我国每年有数万、数十万甚至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为国外带去了人才，也带去了巨量金钱如学费、生活费。如果优质国外学校来中国建立学校，不仅有利于把人才、金钱（学费、生活费）留在中国，而且有利于吸引海内外人才来中国执教就业，不仅教育将受惠，而且社会和经济也将受益匪浅。
竞争往往优于垄断。开放教育领域、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引进国外大学、中学和小学，有利于竞争，有利于打破垄断，有利于百花齐放，中国学生博采众长而从中受益。目前常说的“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而冲破藩篱的好办法之一，就是引入竞争者！以竞争、开放促改革，让新的竞争者来冲破现有的固化的藩篱。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在各种场合说的一个事实和道理就是：最好的保护就是开放；中国最开放的行业往往是最有竞争力的行业，而不开放的行业往往表现糟糕。龙先生还说“只要在中国设立，为中国政府交税，能为中国人创造就业机会，就是中国的企业法人，就是本土企业”。龙先生的这些道理在教育领域难道不适用吗？
教育业应当向餐饮业学习开放，学习竞争。餐饮业是中国最开放、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所以，中国的餐饮业发达，不存在供不应求的情况，能够满足不同口味、不同经济能力的人群的需求。人民具备设别优劣的能力，完全有能力做出满足自己口味和需求的正确选择，不需要政府过度操心和管理人民的选择和口味。
新办的学校能办好吗？能成为优质学校吗？答案在哪里？请看香港科技大学。1991年建校的香港科技大学，只用了短短20年，世界排名即进入前50，在很多排名中高于北大、清华等老牌大学，是世界前50名大学中“年纪”最小的学校。
除了新建和引进境外大学来增加供给，优质大学在各地开办分校，也是“疏导客流”的好办法，有利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而不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
有人会问：增加了教育资源的供给，每个学生都有粥喝了，大学容易进了，如何保证质量？答案是“宽进严出”。笔者先前的文章对此有详细论述（点击此处查看《全新思维保教育公平 改革高考和应试教育》）
一定有人还会说：“宽进严出”美国人做得到，中国人学不了，不会做，做不到。笔者的回答是:有可能！但是，这不正是引进能做到的外国学校的理由之一吗？让他们来引导做不到的中国学校。有了竞争，他们就能做到，还可能做得更好。
只有新思维新办法才能解决问题。中国教育中的一些痼疾，必须采用全新思维才能治疗和治愈，过去的思维和方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生病”的重要“病因”之一，而非治病的药方。引用爱因斯坦教授的话："Wecannotsolveourproblemswiththesamethinkingweusedwhenwecreatedthem."翻译成中文：“过去的思维导致了问题的产生，如果沿用同样的思维，我们就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中国古人用“刻舟求剑”也说过：“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舟”是社会的实际情况和面临的问题，“而剑不行”则是用旧思维和旧办法去对付不断变化的老问题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我期待教育部和教育界有识之士下决心开放，马上落实18届3中全会提出的“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决定。孩子的教育等不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要拿国情做借口而不改革，正是因为不合理的、落后的、不公平的旧国情，才需要教育部和教育界有识之士拿出魄力、智慧、实干去改成更合理、更公平、更有利于下一代健康成长的新国情。希望教育部门顺应民意，学习18大3中全会的精神，及早拿出教育开放--特别是“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