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盆地西北高、东南低，川西北的岷山山脉处于东南季风的迎风坡，降水充沛，发源了以岷江为首的大大小小几十条河流。新津恰恰处于成都平原南侧，地势比西部的邛崃、蒲江和北部的都江堰、崇州等地要低得多，这些地方的雪水、雨水依地势流向新津，天长日久，形成无数水道汇聚于新津，使新津成了成都平原最大的出水口和泄洪口之一。
4500多年前，古蜀先民从岷山的茂汶盆地，沿着岷江迁徙到新津这个五河汇聚之地，并学会了水稻种植技术和筑城技术。
在宝墩，水稻逐渐成为古蜀先民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再加上新津河流、湿地众多，给渔猎、采集提供了便利，同时又饲养猪、羊等牲畜，宝墩先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这种农作物种植为主、家畜养殖和渔猎为辅的生产方式，形成了天府农耕文明的开端。
宝墩出土的水稻（已碳化）
随着水稻产量的大大提升，宝墩先民的生存与繁衍得到了有力的保障，人口迅速聚集、大规模增长。为了防御洪水、保护农作物，先民们在宝墩修筑了双重城墙，外城面积达270万平方米，仅次于良渚古城、石峁古城、陶寺古城，为同时期中国第四大史前古城。除了城墙外，宝墩先民还在古城内修建了环城道路、“木骨泥墙”的住房、200—600平方米的议事厅和大型礼仪建筑。
1981年在修觉山发现的宝墩文化时代石斧
宝墩先民的活动轨迹遍布新津，在今宝墩镇、五津街道、安西镇、永商镇、花源街道均有遗迹点。随着人口的迁徙，宝墩先民将水稻种植技术和筑城技术传播到成都平原腹心地带、桂圆桥、三星堆等处，为古蜀的人口发展和文明进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宝墩遗址出土的双孔玉石锛
公元前316年，秦国攻蜀，古蜀国开明王朝末代蜀王战败后，逃至今民航飞行学院新津分院处被秦军所杀。从此，新津之地被纳入大秦版图。前285年，秦置蜀郡，并置武阳县，新津之地属蜀郡武阳县管辖，中原文化与蜀文化在这里得到充分融合。
新津出土的古蜀青铜矛（新津文保中心供图）
宝墩时期开创的农作物种植为主、家畜养殖和渔猎为辅的天府农耕生产方式，延续到汉代之后，由于水利的兴修、铁制农具的普及应用和农业技术的改进，新津的农耕得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地区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稳定。
新津出土的”弋射收获“画像砖下半部的铁镰割禾
西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蜀郡太守文翁为改善眉嘉平原农田水利条件，在今新津城东南邓公场附近创建了大型有坝引水工程——六水门（现名通济堰），以利农耕。这是我国少有的、至今仍具效益的古代水利建筑，其规模仅次于都江堰，孕育出仅次于成都平原的第二大产粮地——眉嘉平原。宋代理学家魏了翁曾说：“蜀饷为粟百五十万石，仰西州者居多。岁恃以稔，惟都江、通济二堰。”历代朝廷均对通济堰进行过修复，至今通济堰仍灌溉成都、眉山两市的新津、彭山、东坡、青神四区县的52万亩农田。
通济堰拦河坝（周建勇 摄）
两汉之时，新津的农业技术得到极大改进，出现了水稻育秧移栽技术，同时盛行稻田养鱼技术、莲池养鱼技术。这种集种植、养殖和灌溉于一体的综合开发利用技术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比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还早600多年。
新津汉墓出土的陶水田模型
新津是“南方丝绸之路”西线“蜀身毒道”的重要节点，成都平原所产的丝绸、邛杖等商品，均经新津转往古印度等地。邓双何店村汉墓中出土有鼻梁隆起、头挽高髻、身着胡服的仆俑，宝资山汉墓出土有胡商交易的汉画像，这些文物都是南方丝绸之路上民族交往的佐证。
新津汉墓出土的胡商画像
岷江东岸的新津旧县一带地势平坦、水面开阔、便于泊船，附近还有大型村落，自西汉起就是天然的码头。长江中下游和眉山、乐山的货船物资均在此集散，货物或从陆路上运成都，或往西继续水运到邛崃、蒲江、大邑等地。而成都所产蜀锦、铁农具、兵器、漆器等商品，又从新津转运，远销凉山、攀枝花、云南、贵州甚至两广等地。此地自发形成了集市，商铺、饭馆等设施也一应俱全，很多富商巨贾到此经商，本地人也较富裕，甚至形成豪门大户。邓双龙岩村董家山汉墓出土有墓主的铜印玺，文为“董纵之印”；宝资山汉墓还出土了赵姓提剑画像石，而董氏和赵氏都是汉代犍为郡的著名豪族。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蜀汉犍为郡太守李严开凿天社山嘴（今修觉山入岷江处），顺着岷江西岸打通车道。又对六水门大坝进行了扩修，使之足以承受行人车马、军队辎重通过。经过六水门（今通济堰）拦河坝到达南河北岸（今新津中学操场处），再在西河、羊马河、金马河江面或搭简易木桥，或以舟摆渡，到达岷江东岸，最后转而向北去成都。这新开的三个连续的渡口，就是“新津”（后称新津渡、大江三渡）。
新津桥津上街发现的汉代商旅性质的房屋遗址
“新津”虽然是连续的三个渡口，但比横跨江面宽广、水流湍急的岷江要容易，而且地势平坦，车马俱可通行，方便贸易往来、政令传达、军事运输，比以前的陆路方便太多了。所以，新渡口甫一开通，就成为成都前往眉山、乐山的必经之路。渡口东岸的码头和集市也因此越发兴旺，规模越来越大，朝廷专门在此设立了“新津市”，派员管理。经过300年的发展，“新津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公元557年，北周朝廷以“新津市”为中心，设置了一个新的县城，并因“新津”之名，命名为“新津县”。
隋朝开皇三年（583年），新津县城从金马河东岸迁至南河北岸（今五津街道）。老县城从此被称为“旧县”，延续1400多年。
到了唐宋两代，新津吏治清明、经济发达，史载全县时有二十个乡。境内陆续修建了老君观、修觉寺、四安寺、观音寺、绝胜亭等名胜，还出了张商英、张唐英、罗处约、任渊、杨希仲等政治家、文学家，一时文风蔚然。
唐宋文化名山修觉山今貌（陈翱 摄）
秀丽的山川、厚重的人文，吸引了唐玄宗、杜甫、宋祁、赵抃、苏轼、苏辙、范成大、陆游、王之望等名人雅士先后慕名来游。他们或在新津渡乘舟观景，或登上修觉山俯瞰西蜀风光。新津美好迷人的风景，给他们留下自然和谐、生机勃勃的印象，引得他们诗兴大发，写下传诵千古的名篇佳句，成为新津恬美风景的见证。“孤城返照红将敛，近市浮烟翠且重”，是杜甫所见的宛若仙境的津城夕照；“江喜淙淙听，云疑步步生”是赵抃眼见耳闻的流水烟云；“晚离方井云藏市，夜渡新津火照江”是陆游经历的水雾笼罩、渔火映江；“登临忽据三江会，飞动从来万里心”则是陆游站在修觉山巅一览西川的豪壮气魄；“爨烟惨淡浮潜浦，鱼艇纵横逐钓筒”是苏辙亲见的江上渔家的人间烟火……
众多文人学士留下的这些或婉转、或直率、或绮丽、或英爽的名篇佳作，不仅记录下新津的秀丽山水，且使新津文脉千余年来绵延不断。
元末战乱，新津境内但凡有点规模的官舍、学校、寺观，均毁于战火。明朝初年，新津才编户七里（明代实行里甲制，110户为1里，时新都、温江、郫县也只七里，双流五里，新繁四里），经过100余年的休养生息，才发展为七个乡。境内的名胜、官舍、学校等也陆续得到重建。成化年间，新津建起了历史上第一座城墙，并开了五座城门。在明代蜀王的支持下，修建了观音寺的壁画和雕塑，艺术水平极高。
观音寺毗卢殿明代壁画
可惜，明末清初，张献忠大西军、南明军队、清军互相攻伐，战乱延续几十年，新津居民仅余六七姓，道路有猛兽出没，社会经济遭到了空前的破坏。明代的七乡改为三个村（东为杨柳河村、南为大水坝村、北为高柏村）。康熙六年（1667），双流县因地旷人稀，遂撤并入新津。直到雍正八年（1730），人口有所增长后，双流才又从新津分出去。
自康熙三十三年（1649），朝廷颁发《招民填川诏书》后，浩浩荡荡的“湖广填四川”队伍进入新津。移民们在新津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拓荒置业、兴修水利，使新津迅速涅槃重生。除恢复重建官舍、寺观之外，还新建了很多会馆、商号。全县人口也从雍正十三年的2597丁（清代人口制度把自16至60岁的男子称为丁，未成年男子、60岁以上男子、女子称为口，合称丁口，用于人口统计）一下上升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165734丁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津相继修建起公路、桥梁、铁路、水电站、沟渠、渔场、工厂、医院等设施，交通、能源、农业、工业等各项事业得到大幅度发展。
改革开放后，新津人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断开拓创新，民营企业蜂起。新津也一跃成为民营经济的发源地、先行者、示范区，地方经济和人民生活得到长足发展。1998年12月，新津被列为“四川省个体私营经济示范区”。同年，中共新津县委、新津县人民政府提出“民营立县”发展战略，内培外引，全县民营企业数量和经济总量比重达90%、85.4%。新津民营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从一个人口小县、国土小县，跃升为民营经济大县，连续多年被四川省、成都市表彰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先进单位”，被评为中国民营经济最佳投资县，被誉为“民营经济发展的摇篮”。
新津红石涵养湿地公园
2018年起，新津开始全面推进“公园城市”建设，新津城区不断向外扩展，城市功能越来越齐全，展示出“创新公园城”的示范成果和公园城市的生态价值。2020年6月，国务院、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撤销新津县，设立成都市新津区。
新津地铁10号线
前尘过往，皆为序章。如今，新津再次站在了城市发展变革的时代潮头，迎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共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成都南拓、撤县设区、迈入地铁时代、公园城市建设”等重大历史机遇。新的机遇，蕴育着新的希望；新的时代，书写着新的传奇，一幅“山水呼应、清新明亮”的全新公园城市大美画卷正在新津大地上浩荡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