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在取鸡蛋。“公司给鸡苗，给饲料，给技术员，每养一只鸡我还能收入1.3元”，江高镇农民谭国池正在自家鸡舍旁饮早茶，看上去比普通农民悠闲得多，但收入却不低，身后宽敞的鸡舍一年要出栏近40万只鸡。他是江丰公司以“公司+农户”的江高模式带动的一名普通农户，这家农业龙头企业旗下共有3千多农户，遍布白云、花都、从化等周边贫困农村。

今年恰是揭开中国农业产业化序幕的“江高模式”创立20周年，昨日记者重访江高镇江村当年首创江高模式的江丰公司，发现当年仅有7名员工的江村大队养鸡场已发展成为年销售额达6亿元的农业龙头企业，香港人每吃5只鸡就有一只是该公司出产的“江村黄鸡”；中国农业部统计表明，全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中有70.8%采纳的就是该公司首创的“公司+农户”的江高模式；而在这个模式的首创地，江高模式又有了新的变化：农户已成为龙头企业的外包车间一起携手共闯市场大潮。

1农民带6知青搭简易鸡舍

江丰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谭钜添有个“鸡司令”的外号，去年当地村民还以高票将其选为村党委会的书记。提起“江高模式”的首创过程，他直言当时是被市场逼的。1975年，江村大队迎来了首批上山下乡的知青，这个近郊大队本就地少人多，根本没办法安置这么多知青种地，为了解决这批知青的就业，同年9月15日，他带着6名知青搭起了一栋800平方米的简易鸡舍，“当时每批只能饲养2000只鸡”。其后十年，这家普通的养鸡场一直在珠三角默默无名。

飞跃的契机出现在1985年，由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广州在全国率先全面放开部分食品价格，养鸡场的数目激增，当时江高镇有140多个养鸡散户，全镇存栏鸡量从1981年的不足10万只激增至1984年的近100万只，主要供应广州市场，但当时这个狭小的市场根本消化不了剧增的鸡肉，这就是轰动一时“卖鸡难”事件。再加上饲养防疫技术有待提高，频遇鸡瘟，这对多数散户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很多散户面临血本无归的困境。恰恰是在这一年，凭借江村黄鸡的优良品质，江村大队养鸡场获得向香港输送活鸡的订单，但凭单个鸡场的产量远远满足不了这张大订单。

“江高模式”解决卖鸡难问题

抓住这个机会谭钜添向江高、从化乃至三水南海等地的专业户收购优质滞销鸡，同时考虑到销往香港的鸡质问题，再凭借本鸡场种苗、技术的优势，为当地农户提供产前（供应优良种苗、培训）、产中（防治疫病）、产后（收购农户产品集中销售）的系列服务，这种“公司十农户”的集约式经济联合，使当地小专业户发鸡瘟、卖鸡难等问题迎刃而解。

本报于1987年8月10日第一版发表《江高模式》率先报道后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其后《人民日报》及国家农业部陆续介入。作为我国农业产业化雏形的“江高模式”就这样在全国范围推广。

农户成公司的外包车间

1985年首创“江高模式”后，江丰实业股份公司已成为横跨家禽繁育、孵化、饲养、饲料和饲料浓缩剂生产、家禽屠宰深加工等整个上、中、下游产业的大型公司，目前正筹备在深圳股市上市。而当年的“公司+农户”模式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也发生新的变迁，谭钜添坦承“公司+农户”这种粗放式经营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根本原因在于公司与农户的契约关系太松散，约束力不够。更让谭钜添心忧的是，这种松散模式对农户饲养的鸡只质量难以保证。

为了规避这些风险，江丰公司模仿了工业“来料加工”的模式，挑选3千多建有合格鸡场的农户签协议，公司负责提供鸡苗、疫苗、饲料及技术力量，农户只提供场地、水电及工人，“先讲好每只鸡加工费多少钱，农户按只数计算加工费，不承担任何风险；同时也保证标准鸡质和公司利益”，就像是公司的外包车间一样，到了约定日期公司按照标准来验收，不合格鸡只一律销毁。他将江高模式的新变化总结为“公司+基地+农户+标准”。

文/记者刘显仁、王鹤 通讯员/陈梅、利伟强 摄影/倪黎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