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良，陈霞飞
株洲作家万宁女士近作《躺在山上看星星》（首发于《中国作家》2018 年第8 期，获评“2018 中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其以“精准扶贫”和“二胎政策开放”为时代背景，集中笔墨叙写了林岚由一个女教师转岗副县长的几年间立体生活轨迹。小说的时代切入意识很强烈，但也并没有过多地受此局限，而是希望以一种特别的生活仪式感，悄悄地打动读者的心扉，默默地彰显宏大的时代主题。《躺在山上看星星》，3 万字的篇幅，对于天上的星星而言，确实不算多，但也正印证了中国老话“纸短情长”。一字不落地读下来，胸中不禁涌起很多关于时代关于贫困关于人性的感想感悟，暂且列举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 敏锐的时代触角与责任意识的碰撞
“精准扶贫”这样一个题材，到《躺在山上看星星》出版之际已经流行将近5 年的时间了，按理说也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了，因为到明年的2020 年就要实现全面小康了。《躺在山上看星星》虽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精准扶贫题材小说，但其间作为线索推进的精准扶贫是成功的，甚至是卓有成效的。偏远的小山村终于依靠发展特色产业、特色旅游而成为网红村，特色农产品甚至一度断货。精准扶贫，扶的是智慧，扶的是特色，扶的是志气。自从2013 年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理念以来，扶贫终于找到了科学的方向，踏上了高速铁轨。数以万计的贫困村依靠自己的乡土特色和曾经被严重忽视的发展潜力，在扶贫队的帮助、引导和带领下，纷纷走上了摘帽（贫困之帽）的幸福大道。
这不，林岚在王家湾蹲点时，做得最多的也就是深入调研。她细细体察村子的民情风貌，认真分析村子的资源优势，积极引入社会资金，将王家湾开发成了度假村，而且通过网店的方式让村里原本“土得掉渣”的各式农产品都成了城里人争先抢购的香饽饽。只要找准了脱贫的路子，勤劳的村民想不发财致富都难。“村里日子好了，女娃妈妈回家了。” [1]20 这一情节最是经典，男人没有留得住媳妇，孩子没有留得住妈妈，为什么？抛开伦理道德不说，就因为深度穷困。精准扶贫，也就是“让妈妈回家”工程，贫困山村不再缺少女人味，留守儿童不再缺少慈母爱。全面小康如何实现？扶贫造血是主渠道。实际上，十八大以前乡村扶贫就已经坚持很多年了，但效果却有些让人尴尬：“来村里帮他们脱贫的人来过几拨，什么‘三走访，三签字’，来一趟村里，拿个表格要他们每个人签个名，证明来的干部与贫困对象拉了家常、算了收入、询问了需求，可到最后，村里还是有好多人贫困。”[1]13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缺乏“精准”意识，大队人马，熙熙攘攘，上午过来，下午回去，看看现场，走走过场，递个红包，送点粮油，没有培养贫困村民干事创业的精神，倒是惯坏了他们等靠要的毛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在党内开展了三大教育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教育实践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效，这在《躺在山上看星星》中得到了很好的艺术表现。首先是机关工作作风变好了。第一女主角林岚的工作热情和务实作风自不必说，从其他人的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令人欣喜的转变。尽管作品中出场并不多的石在研县长后来可能未能避免“被调查”，但他的每一次出场都是充满正能量的——防汛抗洪稳打稳扎、思路清晰、细心周密，被林岚无意中“抢”了风头后能够淡然处之。他后来犯了什么错误而被追查，根据小说的暗示，应该是因为多年前出现的事情而被牵连到，但可以肯定的是， “十八大”后，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县长。女镇长全乖妹不仅人长得漂亮，做事也非常有头脑有章法，虽然有一段时间因为保胎的特殊原因而没有坚守工作岗位，但总体来说，她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为百姓广为称道。
当然，在民风、社风、行风以及领导干部工作作风不断向好的大好形势下，万宁也不忘善意提醒我们要有“任重道远”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形式主义仍然不愿放弃它长期以来不断巩固的“阵地”，形形色色的会议依然很多。当然不是说不要开会，但如果是每一个会议都要求相关或不相关的人员都得参加那就有些过分了。这不，林岚副县长宁愿“躲”到条件艰苦的乡下去蹲点扶贫，也不乐意参加一些不相关或关联不大的会议。还有，一个刚刚考上公务员的小伙子头天晚上为了赶材料，凌晨两点才休息，第二天却因听报告时犯困闭着眼睛而被纪律检查组拍到并登报批评。最终，小伙子发起飙来，卷铺盖走人了。这当然不可能是万宁在为这些干部开脱，而是她委婉地批评、善意地提醒我们形式主义可以再少一点，毕竟还有大批的要事、实事等着我们去完成。
著名作家周立波先生说过：“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触须。”[2]一个好的作家，他的生活领域可以有盲区，但他的时代触角却不能轻易地打折扣。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3]只有具备敏锐的时代感知，一个作家才能让自己的创作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也才能以文学艺术这一特殊的话语形式推动时代前进的步伐。当敏锐的时代触角与鲜明的责任意识实现艺术碰撞的时候，作品的渗透力、感召力就有可能汇聚成为一股股颇具震撼力的正能量效应，激起读者的心理共鸣。
二 略带锋芒的针砭与幽默谐趣的呼应
时弊是一个时代负能量的衍生物，但时弊也可能正是这个时代革新和前进的推动因素。《后汉书》中的“针砭时弊，月旦社会”，原本用来品评人物，而现在常常用于比较文雅的说长论短。“针砭”又叫做针石，李时珍在《东山经》里说：“高氏之山，凫丽之山，皆多针石。”本意是说用针刺、砭刮治病。“时弊”主要是指当今社会中常见的一些恶习、弊病或者不正之风。针砭时弊，也就是指借助文学作品的故事题材和人物形象，将现实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或轻或重地揭示出来，加以抨击，以期校正。其实，时弊并不那么特别可怕，关键是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它，以一种什么的方式处置它。《躺在山上看星星》也许能带给我们某些启示。
“这个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不缺少指手画脚的人，他们指望乡村原生态，可是自己却又要逃离。”[1]5 万宁看似平静的叙述中隐含着一针见血的批评。很多事情，说起来很容易，而做起来却是百倍艰难。更何况，有些人永远只是要求别人怎么样，而自己只想做轻轻松松的局外人，甚至是偷偷地躲在一旁，等别人即将成功的那一刹那跳将出来大喝一声“还有我”。另外，还有一群职业“喷子”，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也不管是对还是错，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要喷一喷，以彰显他们的存在，体现他们之所以为人的价值。这些人总把自己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别人的勤奋和牺牲上面，把自己的存在感寄托在歪曲事实、扰乱局势的戏耍上面，这样的“救世主”我们不要也罢。
近几年来，形式主义之风已经在很多领域得到了有效遏制，但类似于“陪会”“造势”这样的事情还是经常发生。“第二天早上七点，林岚坐在车上，还在傻笑，只是回青山县的高速公路上起了浓雾，县政府办公室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地打过来。林岚解释，‘路上大雾，车子只能慢慢开。’她心想，有什么，又不用我讲话，少了我，只是少一个人而已，催什么呢？一个领导的活动，为啥跟个一大帮人。林岚不懂。” [1]17 睿智的万宁一语道破天机，什么时候形式主义被真正遏制住了，领导干部也好，普通员工也好，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更充足的精力干好自己最重要的本职工作了。
《躺在山上看星星》对时弊的针砭之所以能够产生震撼效应，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作者万宁内心里面有一股子“土”气，说白了就是能够做到眼睛向下，善于深度挖掘生活。“村里四面环山，常有蛇出没，而世间万物，一物降一物，祖辈传下来，在房前屋后养几只鹅几只鸽子，蛇就会绕道走。” [1]17 读到这里，读者自然会心中一亮，又学到一门知识了，回头还得看看自己乡下的老妈是不是这样做的，如果不是，那么赶紧想办法帮老妈落实落实。“全乖妹去了省城医院，抽血化验，她的身体一切完好，可以生育，只因她是熊猫血型，一般会与老公的血型对抗，怀孕两月时，如果注射一下老公的血清，以后每隔一断时间再注射一次，保证就能生个健康宝宝。” [1]14 天哪，这哪里只是乡村闭塞啊，城里难以受孕的高知夫妇恐怕也不见得知晓这医道吧。看来将农村女人不孕而离婚全怪罪于男人的无情无义也不是那么妥当，“暴殄”医学知识必然会导致相应的后果。
作为一个善于深入百姓代言民生的作家，对于朴实村民的小小私心，她往往会持一种比较宽容甚或默认的态度。小说有一处细节笔者觉得处理得非常成功。因为山蛇的价格不菲，王家湾村的村民们便全山搜索，大肆捕蛇，不管是毒蛇还是安全蛇，抓了就卖，这当然是破坏生态的不义之举。而随着作者笔锋一转，“等村里一拨出去打工的人回来说，我们是一百多块一条卖出去，人家是一百多一斤卖给客人，划不来，还不如抓了我们自己吃。有在城里做大厨的，回家给大家做过几回，村里各家各户也就都学会了，嘴痒了，也会去山上捉一两条，但不卖钱了，他们觉得山里有蛇还是好一些”[1]18，生态保护的效果自然水到渠成。虽然村民们偶尔也会逮一两条回来治治嘴痒，但毕竟不会造成蛇族的消亡。这样的情节处理便会因为真实而可信，也会因为契合民情、配合国策而受到欢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这就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既做一个社会问题的审视者，也做一个群众心声的代言者，用文学艺术特殊的魅力促进问题的解决，促推社会的进步。应该说，万宁通过《躺在山上看星星》，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三 新鲜的文学叙事与智巧哲思的融会
“文艺的生命在于打动人，在于推动文明进步，而文学艺术能不能打动人，关键还在于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光芒、人文情怀具不具备掀起读者、听众、观众情感波澜的艺术魅力。”[4]作品主旨、叙事艺术、情结情怀，都是决定文学艺术成败的关键要素。语言新不新鲜，节奏合不合理，韵味悠不悠长，这常常也是检验一部小说可读性强不强的重要标准。应该说，《躺在山上看星星》在这方面做得不错。“那些重重叠叠的山峦，墨黛凝重，云烟翻涌，近前的雨水呈疯狂状，往玻璃窗上扑打，一阵一阵地，汇成一股股水流，时不时花了人的视线。” [1]4 小说开篇通过对“恶劣”环境的描绘暗示主人公将会经历一场非同寻常的坎坷的写法在小说创作中非常常见，很难给人新鲜感。于是，作者独辟蹊径，通过别致的叙述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疯狂”的雨水，往玻璃窗上“扑打”，“花”了人们的视线。这些对于窗外暴雨的形象描绘，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丝丝清新，更让我们对副县长林岚的履职捏上了一把小汗。诸如此类鲜活而富于想象的语言，在这部小说中很容易就可以搜索到。“林岚看到了自己的优势，高学历、无党派又是女性，如果自己还是少数民族，那就是传说中的‘无知少女’，只可惜她祖祖辈辈都是汉族，但除此之外，她仍然有优势。”[1]5 尽管“无知少女”是一个老段子了，但放在这样一个具体的语境中，仍然能让我们读出一种别样的感觉。因为这里的特殊语境就是，林岚对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上课的内容已经有些烦腻，而且还处于评职称失利的情绪低谷中，通过自我调侃和解嘲的方式放松一下，毕竟有利于身心健康。
小说的节奏控制很重要，推进得过于快速，就难以铺开全景，也难于设置和激活悬念。作为中篇小说来说，更需要作家有很好的全局意识和把控功底，既不能让其成为“缩微景观”，也不能让其走向长篇。在节奏处理方面，万宁一方面采用了传统的插叙、补叙等叙述方式，适当地宕开笔墨，延展情节，扩容增效；另一方面，就是巧妙地结合文字艺术实现节奏和语言魅力的“二重奏”。“村民说这是王家湾的古城堡。虽然破败得看不清原貌，山风戚戚中，它们的沉默不代表这里没有发生过故事。”[1]8 是啊，这种情形并不代表这里没有发生过故事。既然是古城堡，肯定有故事，而究竟是什么故事呢？读者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象，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形成适合自身心理需要的想象。“人的心一旦安静，眼睛才会望得更远，看星星也能看到它们的脸，闪烁的眯眼，弯起的双唇，还有它们脸上的颜色，橘黄、淡蓝、浅红、深绿，像极了小时候眼睛里的万花筒，自己稍稍动一下，星空的图案与颜色立马更换，奇妙得人在瞬间成了白痴，只会傻傻地看着。” [1]19读着这样奇幻而真实的描述，相信习惯于关注小说情节发展的读者也很难做到不慢下来细细品味这优美的画境，仿佛自己也就是一个快乐的白痴。
不得不说，《躺在山上看星星》良好的可读性还来自于富有哲理意味的语言。“能说出下属想要说的话，肯定是个好领导。”[1]8“工作就是这样，按上面提的要求，落实到下面，满意买账的少，苦就苦了做事的人，立在中间，明明茫然，却不能做出茫然状。 [1]4 做一个优秀的下属实乃不易，做领导的，是不是该经常换位思考一下呢！“摊上有钱人家，人生其实是另一番苦。尽管林蒙从不说，可是从她的眼神里，能知道她的世界并不全是外人的那些羡慕。”[1]9 幸福有时候就那么简单，钱还真不是最关键的。面对“代孕”这样一个充满伦理争议的现象，作者也不忘用一种哲性思考表达出自己的怀疑。“有时她也会傻傻乎地思考生命，自古以来，我们的个体生命源自两个生命在某一刻的冲动，在那个过程中，一般情况下是有情有爱的，即便没有情爱，也绝对有荷尔蒙的亢奋，那是两个生命一起创造的结果。可是如今人类连创造生命都知道偷懒，一个生命的产生，可以不用两个生命在一起碰面，他们甚至不曾谋面，只要一个玻璃试管。”[1]16 如果真的是爱情坚贞的夫妻由于自身的生理原因导致无法怀孕而不得不借腹生子，那还可以引起人们的同情，但如果是因为“偷懒”或者担心身材走样而寻求代孕，那恐怕就只能说是人类的悲哀了。
好文章，一定是文学家“自觉坚守艺术理想”的结果，是文学家“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3]的结晶。“人就是怪异，吃个鸡蛋，还要去认识一下生蛋的鸡，还想了解鸡的居住环境。”[1]18 会心一笑之余，还可以触动我们哪根神经呢？估计就是尼采那根哲学神经了。《躺在山上看星星》让我们看到了作家万宁颇为不俗的文学底气，看到了她深厚的文学素养以及用智思驾驭情节、语言以及意境的能力，更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她伏案凝神、豁然开朗的写作场景。
四 立体丰满兼具独特韵味的人物塑造
人物塑造是小说创作关键中的关键，人物塑造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小说主题的深度，关系着小说是否能激发读者的共鸣效应。作为一个小中篇，《躺在山上看星星》的人物关系并不错综复杂，作者也无意于将人物关系网编织得非常复杂而让读者产生敬畏感，而是意欲通过每个人物“可以怎样、应该怎样、就是怎样”的刻画，让他们各归本位，从而让每一个人物，无论出场次数有多少、出场时间有多长，都能让我们感觉到“恰好”。
林岚是小说的叙事主角，作者对林岚的塑造可以说是极其成功的。林岚的身份是纯粹的，以前是教师，现在是副县长，要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她是女副县长。可喜的是，作者并没有赋予这个“女”字性别之外的内涵；除了性别之外，这个“女”字不代表也不意味任何其他的什么，没有一些读者想象或期待的“美女副县长”“美女下属”等内涵。但也正因为这个“女”字，林岚的身份又是多元的，妻子、母亲、女儿、妹妹、闺蜜，从而又牵出各种关系与问题。她之前是大学里教林园设计的老师，几个月前，因为评教授失利，正处于情绪低落的时期，偶然间接触了一张关于招考县处级干部的启事，“她安安静静地看着，内心却在翻江倒海，她抬头望着格子间的同事，每天上课下课，面对总是青春的脸庞，每年说着类似的话，说是在传授知识，而这些知识在他们今后的工作或是生活中，能用多少却是未知。”[1]5 我们很难说林岚从教师队伍的“出走”有多么值得鼓励，也很难说她这样的认识究竟是高尚还是肤浅，但我们不得不说，这就是人生，是真正的人生。我们只能说，钱钟书的“围城”效应在任何时候都有它的市场，而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只要能发光发热，人生就是精彩的。
转岗之前林岚是大学教师，转岗之后林岚是副县长，不管是哪一个岗位，都决定了林岚为人处世、讲话发言都应该是很有修养的，是有风度的，但一旦被逼急了，她也会有泼辣撒野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这才是人性的丰满。小说无意于将林岚包装成为一个完美的淑女型领导，也无意于将她圈定为一个十足的贤妻孝女。她是有自己的个性的，也是有自己的追求的。为了自己的事业，她甚至不惜偷偷服用“白色药片”让老公多少个夜晚的卖力都成为了“瞎折腾”。善意的谎言也是欺骗，严肃地说，林岚没有尽到贤妻的责任，但这完全没有影响到我们对她的好感，对她的认可和肯定，也许就因为“这就是生活”“这才是生活”。
不只是林岚，小说中出场的人物，但凡在情节推进中发挥了比较重要作用的，都能让我们感受到血肉之于灵魂的意义。县长石在研、丈夫郝民、姐姐林蒙、姐夫言咏、镇长全乖妹等人物形象，其三言两语、举手投足之间就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对人物形象驾驭的轻车熟路。全乖妹，这样一个镇长，在山洪极有可能暴发的情况下，竟然心安理得地在家里保胎，而让一个仍处于哺乳期的副镇长夏花花带着孩子在镇里值班。对此，不只是林岚这个副县长，就连我们读者都可能会很愤怒：这是什么样的官僚做派？而且还是在十八大之后！然而，随着线索的推进，渐渐卷入我们眼帘的全乖妹却是一个很认真很活泼很能干很能替百姓着想的好镇长，能做乖女人，能开小玩笑，能想主意，能干事情，也能愤世嫉俗。
而即使是一个没有介绍名字的“女娃”，在小说中也就出场了两次，但同样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真实而深刻的印象。“从这些人家走出来，林岚总是要沉默好久，像今天，她走进全福满家时，看见他家七岁的女儿站在小板凳上炒菜，小手抓着锅铲，在一口巨大的铁锅里翻动着二三十片扁豆，稍不平衡，人就会栽进锅子里，当然这是林岚多余的担心，女娃在灶台边麻利得让人不敢相信。”[1]13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作者凭借对七岁女娃特别瘦弱但不失精干的白描以及锅里“二三十片扁豆”的强调，真真切切地戳中了人们的泪点。巨大的铁锅，是因为穷人家做饭炒菜的锅可能跟养猪煮潲（猪食）是用同一口锅，而“二三十片”与巨大铁锅则构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反差。下一次再见到她时，名字依然只是“女娃”，但这一次却境界大为不同。“正说着，厅屋有女娃喊婆婆，林岚随乖妹妈走出去，女娃端着瓦缽，说她娘酿了发奶水的甜酒。乖妹妈接过瓦缽，嘴里道谢着，把白糯糯的甜酒倒进自家缽子里，洗了瓦缽，放进十个红喜蛋，女娃端着，出了门。”[1]20 女娃依然是那么的懂事，但喜庆的氛围不由自主地洋溢开来，甜酒、红喜蛋，更重要的是原本因为穷困而离家出走的女娃妈妈回来了！
妈妈回家，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场景，却饱含着丰富且不乏深刻的含义。暂且不论这位妈妈的道德品性究竟如何，这一情节所展示的现象在贫困的农村绝对不是孤例，贫困的生活下确实衍生了无数的痛苦与无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因穷而逃、因富而归的妈妈也有了足以让人感慨好一阵子的辛酸、无奈、逃避、希望、幸福的情感发展史。我们无意于对这位妈妈进行道德审判，“无论是乡土文学还是城市文学，人性之‘恶’无处不在弥漫四方。贫穷的乡村几乎就是‘恶’的集散地，每个人都身怀恶技。”“文学的价值更在于表达了其他媒体不能或难以表达的世道人心和价值观。如果文学对当下生活的新经验不能进行令人耳目一新的概括，不能提炼出新的可能性而完全等同于生活，并以夸大的方式参与‘构成时代氛围’，那么，文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5]这位妈妈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是作者万宁的刻意安排。物质扶贫是重要的，而精神扶贫的意义也许更加深远。
星星点灯，只为照亮你我家园。《躺在山上看星星》是作家万宁女士又一篇佳作，是一曲美好生活感召下的时代轻唱，其立意高远、文笔酣畅。小说的背景，除了精准扶贫之外，还有放开二胎政策时社会及某种人群的心理氛围，而林岚身陷其中，以她的视角看到的是世俗的纷乱与现实的凌厉。小说中的林岚，扶贫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其副县长的身份也毕竟牵扯到各种其他事务。当然这些并不是重点，重点在她的内心，在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小说情节通过两条线索延展，一条是林岚工作所在地，一条是她的生活所在地，来来又往往。她生活的环境是立体的，夹杂着政治、经济因素以及或多或少的社会乱象。作为一个严谨惯了的教师和公务员，她的生活是有态度的，而她的态度隐藏在故事情节中。扶贫只是一个载体，小说写的仍然是世道人心。世道，是社会与时代；人心，是人性与心灵。好的小说是立体呈现客观生活的，是不特意粘贴某种标签的，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作者用心表达就好。如果说一篇小说完美到让人找不到任何瑕疵，那对于所有作家来说恐怕都是一种谎言。笔者以为，《躺在山上看星星》如果能将结尾再优化一下，很有可能会更有看点。小说以林岚在一种“无厘头”情况下被带走调查或协助调查为结尾，而且，相对于一个3 万字的中篇小说来说，林岚这样一个正能量满满的好干部接受无端讯问的篇幅比较长，无形当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正能量的威力。
当然，瑕不掩瑜依然是这部小说最恰切的注解。文学艺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作为为人民的艺术，就应该尽可能地满足人民的多方面需求，一方面，我们可以用纪实性的艺术作品书写自己对现实世界 的认识和体悟，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浪漫主义创作抒发人类对过往历史的回味以及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憧憬。”[6]很显然，万宁是有责任感的，她的责任感就在于虽然暂时也许还谈不上为时代树碑立传，但终归在做着反映百姓心声、回应民生需求、推动社会进步的美善之事。在文学艺术这样一片心灵家园里，需要有更多的万宁们，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道德引领风尚。的确，作为新时代的作家，要扎根人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7]，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将千百年来积淀、优化而成的中华民族伟大基因传承下来、弘扬开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奉献出文学艺术应有的动能。
参考文献：
[1] 万 宁.躺在山上看星星[J].中国作家, 2018(8).
[2] 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6 卷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