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雯丽

“吴大姑，又要问你借钱了。”

这是每个月8号，姥爷必说的一句话。

吴大姑是个在职的寡妇，两个儿子上山下乡都去了农村，她一个人省吃俭用，每个月都有结余。

妈妈和姥爷的工资加起来，一个月将近一百元钱，一百元养活三口人，在那个年代，也是很奢侈的。可是，我们每个月的8号，都要向吴大姑借钱，每次借十元。

姥爷和妈妈在铁路工作，铁路每月15号发工资，吴大姑在地方工作，每月月底发工资。

妈妈的工资全都交给姥爷管理，姥爷就是在最困难的时期，烟、酒、茶、糖也不会少。

茶，要茉莉花茶；酒，要高粱酒；烟，来人必给人家递，也是那会儿的好烟；糖，不光我吃，来家里的小朋友吃，姥爷自己也吃。

就这几样，全是那个年头的奢侈品。再加上姥爷爱吃肉，红烧肉烧得一流。姥爷还要买花买鱼，一百元钱当然是不够的。

那能不能下个月省省，少买一样东西呢？

不能！

所以，每个月到了8号，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8号到15号，还有一个礼拜，只能找吴大姑借钱。

吴大姑也早已习惯了，每到8号这一天，早早地就把十元钱准备好，姥爷一来，不待张口，便将钱送上去。而姥爷也在一个礼拜以后，发工资的当天，第一时间把十元钱还给吴大姑。

有一天晚上，不知因为什么，姥爷跟妈妈生气了，妈妈在屋子里哭，姥爷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可把只有八九岁的我吓坏了。

我怕姥爷生气了去跳河自杀，想去找姥爷，又怕妈妈一个人在家想不开上吊自杀，又走不开，情急之下，我敲响了隔壁吴大姑家的门。

我语无伦次地跟吴大姑描述了家里突发的事件，也讲了我的担忧，希望吴大姑帮我在家里看住妈妈，我要去执行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寻找姥爷。

她立刻穿好衣服，跟着我来到家里，坐在了正在哭泣的妈妈身边，一边安慰妈妈，一边向我点头，示意我可以放心地走了。我也向吴大姑点点头，拿上手电筒，穿过黑黢黢的巷子，直奔大塘公园。

原先的大塘没有围墙，也不是公园，后来因为有小孩不慎落水淹死，便建起了围墙，形成了一个街心公园。

因为离家近，我想，将近九十岁的姥爷最有可能去跳大塘。可是我忘了，夜里，公园是关门的。我围着大塘公园转了一圈，几个大门都关着，姥爷应该没有那个身手，可以爬树进去。

怎么办？难道姥爷真的去跳淮河了？

淮河，可是很远啊，又是深更半夜的，我一个人去，真有点儿害怕。

我也奇怪，为什么一个八九岁的小孩，认定她的姥爷和妈妈会以自杀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呢？

那其实是我自己的幻想。以为大人们生气了，也会跟我想的一样，以死让对方后悔。

为了确保吴大姑没有失职，妈妈在家安然无恙，在奔向淮河前，我先回了趟家，去看看妈妈。

家里还是两个人，只不过吴大姑变成了姥爷。

姥爷坐在里屋的大床上，妈妈坐在外屋的小床上，两个人谁也不理谁，也不说话。

啊？姥爷没有去跳河啊！

我跑进屋，拉起妈妈的手，二话不说，走到姥爷面前，就像平时我犯错误的时候，妈妈拉着我的手走到姥爷的面前一样。

我轻轻地掐了一下妈妈的手，妈妈小声地嘀咕了一句：“爸爸，我错了，您别生气了。”

“啊？什么？”

姥爷平时就背的耳朵，现在更背了，装作听不见。

妈妈提高了一点声音，却多了一点泪水：“爸爸，我错了，您别生气了。”

这就是我的姥爷！完全的封建礼教！在七十年代的红色政权下，居然还来这一套。

可是，我就是这样长大的，妈妈也是这样长大的。

直到今天，我开始教我的孩子们学习《弟子规》，发现姥爷对我的教育，都是从那上面来的，毫不含糊。

原谅了妈妈之后，我和姥爷躺到了床上，我好奇地问他：“您刚才离家出走，去哪儿了？”

姥爷诧异地看着我：“离家出走？我就去了趟茅房（厕所）。”

（摘自《姥爷》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胡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