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故乡不大通行吃羊肉，阖城里，每天大约不过杀几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单是羊肉铺就触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满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们那里称绵羊的。山羊很少见;听说这在北京却颇名贵了，因为比胡羊聪明，能够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所以畜牧家虽然偶而养几匹，却只用作胡羊们的领导，并不杀掉它。

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确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通常，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我看见这种认真的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

“往那里去?!”

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以也就难于熟悉运用那些的奥妙。后来的武人可更蠢了，只会自己乱打乱割，乱得哀号之声，洋洋盈耳，结果是除了残虐百姓之外，还加上轻视学问，荒废教育的恶名。然而“经一事，长一智”，二十世纪已过了四分之一，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聪明人是总要交到红运的，虽然现在表面上还不免有些小挫折。

那时候，人们，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规蹈矩，既不嚣张，也不浮动，一心向着“正路”前进了，只要没有人问——

“往那里去?!”

君子若曰：“羊总是羊，不成了一长串顺从地走，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君不见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动，不过是空费力气而已矣。”

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这计划当然是很妥贴，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见夫野猪乎?它以两个牙，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这牙，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

Schopenhauer先生曾将绅士们比作豪猪，我想，这实在有些失体统。但在他，自然并没有什么别的恶意的，不过拉扯来作一个比喻。《Parerga und paralipome-na》里有着这样意思的话：有一群豪猪，在冬天想用了大家的体温来御寒冷，紧靠起来了，但它们彼此即刻又觉得刺的疼痛，于是乎又离开。然而温暖的必要，再使它们靠近时，却又吃了照样的苦。但它们在这两种困难中，终于发见了彼此之间的适宜的间隔，以这距离，它们能够过得最平安。人们因为社交的要求，聚在一处，又因为各有可厌的许多性质和难堪的缺陷，再使他们分离。他们最后所发见的距离，——使他们得以聚在一处的中庸的距离，就是“礼让”和“上流的风习”。有不守这距离的，在英国就这样叫，“Keep your dis-tance!”

但即使这样叫，恐怕也只能在豪猪和豪猪之间才有效力罢，因为它们彼此的守着距离，原因是在于痛而不在于叫的。假使豪猪们中夹着一个别的，并没有刺，则无论怎么叫，它们总还是挤过来。孔子说：礼不下庶人。照现在的情形看，该是并非庶人不得接近豪猪，却是豪猪可以任意刺着庶人而取得温暖。受伤是当然要受伤的，但这也只能怪你自己独独没有刺，不足以让他守定适当的距离。孔子又说：刑不上大夫。这就又难怪人们的要做绅士。

这些豪猪们，自然也可以用牙角或棍棒来抵御的，但至少必须拚出背一条豪猪社会所制定的罪名： “下流” 或 “无礼”。

一月二十五日。

【析】 对于为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势力效劳的一些以“文人学者”面目出现的正人君子，其真正的丑恶面目总是为一般人所难以认识，因而他们所鼓吹的许多谬论，也就具有较大的欺骗性和蛊惑性。对于这种现象，鲁迅总是以其犀利的笔触，入木三分地将这些正人君子的假面具撕得一干二净，使之丑恶的面目，肮脏的魂灵，全然暴露无遗。杂文《一点比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用比喻性的象征和讽刺的艺术表达方式，对当时“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作了绝妙的揭露和嘲讽。

根据“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的表演特征，鲁迅在文章中择取“山羊”这个比喻性的形象，来对“现代评论派” 的正人君子们的丑恶面目，作象征性的描绘。那“山羊”，“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的特征，也就象征着正人君子们为买办资产阶级走狗的本质特性，而“山羊”那种“比胡羊聪明，能够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的行动特点，也恰恰就象征着正人君子们为反动势力效劳的阴险手腕。通常“山羊”总给人以“驯服温顺”的感觉，但在文章当中，鲁迅只取这种感觉比附于正人君子们的假面具，通过比喻性的象征方式，则意在向人们暴露深藏在这种“驯服温顺”感觉之下的暴虐、狡诈和阴险。因为这种“经一事，长一智”的新型“山羊”比起他们的前辈如袁世凯等来说，总是“脖子上挂着小铃铎”，装着一副 “可怜相”来贩卖其肮脏的贷色，从而总比一般人要装扮得巧滑，其阴险的目的也就不易为人们所察觉。这样，经过这种比喻性的象征，就将这些极像“山羊”的正人君子们的险恶用心，毫不留情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并形象地概括出他们为买办资产阶级效劳的本质特征。

在文章当中，这种比喻性象征还同高超的讽刺艺术是紧密结合的。对于像“山羊”一样的正人君子，其所作所为，鲁迅总是以居高临下的的姿态，予以蔑视和嘲讽。这样，在文章当中，鲁迅善于抓住极类似 “山羊”的典型特征，用十分精练又富有夸张的笔墨，写出其真实的面目来。文章中那“山羊”领头的得意样，那以阴险的手段，“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将群众引入早已设下的阴谋圈套之中的手法，都是以最精练的、并带夸张性的艺术方式，来达到讽刺的艺术目的和效果的。“现代评论派”的那些正人君子们，擅长于以绅士的风度出现在公共场合，往往使人察觉不到其虚伪的本质，因此，将比喻性象征与讽刺艺术相结合，就在比喻性象征 (如将其比作“山羊”) 的基础上，又着重抓住典型特征，予以讽刺揭露，这样不仅充分地表现出作者鲜明的思想性，同时又形象地揭露出正人君子们虚伪、阴险、狡诈的特点，从而达到了应有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

“山羊”这一特定类型形象，已成为鲁迅杂文中所勾勒的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群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现象的某些本质方面勾勒的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群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现象的某些本质方面的特征，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有相当的高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