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国也将加快发展池塘标准化养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稻渔综合种养等生态健康养殖模式。特别地，中国第一次在渔业发展的主要目标中，写进了水产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对加强兽药使用监管、提升水产质量安全起到强化监督作用。

2021年发布的推动健康养殖的五大行动计划已经明确，将从推广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养殖尾水治理模式、水产养殖用药减量、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以及水产种业质量提升五方面改善水产养殖。过去的这一年，旨在减少幼杂鱼捕捞使用的配合饲料替代试验中，替代率平均达到了77%，这也将带动试验基地周边养殖户对替代的积极性。

中国甚至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渔企境外远洋渔业基地建设、以及联合国南南合作项目等契机，将优势水产养殖技术和生态健康养殖模式推广到更多国家。

国内渔业做减法

在“十四五”渔业规划的十二个主要目标中，海洋捕捞产量限额和减船目标则是必须要达到的约束性指标。

相比“十三五”末947万吨的海洋捕捞产量，年产1000万吨的限量目标似乎约束力度不大。其依据，据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在2017年初对媒体说，是在调查评估出中国海洋生物资源蕴藏量1600万吨后，计算得来的最大可捕捞量上限。

不过，从“十四五”期间将继续支持海洋捕捞渔民减船转产，以及通过补贴鼓励减少幼杂鱼捕捞比例来看，海洋捕捞产量有望进一步下降。

目前福建、山东等省已经据农业部政策，开始对严格执行伏季休渔和负责任捕捞的渔船发放资源养护补贴，旨在“降低海洋捕捞强度，进一步有效养护和科学合理利用海洋渔业资源”。补贴核算指标中包括船位监测、渔捞日志、定港上岸、海洋哺乳动物保护和幼鱼比例等。一份对全国逾800艘渔船渔获物的调查研究估计，中国专属经济区内35%的捕获物为幼杂鱼，减少其捕捞将有助于减少总捕捞量。

▲2021年8月，舟山的渔船离开港口。图片来源：Zuo Xunyong / Alamy

减船虽然不等同于减产，但将有助于削减捕捞努力。从部分已发布地方渔业规划的省份来看，“十四五”减船力度并不小——浙江“十四五”渔业发展规划明确推动减船转产，压减国内海洋捕捞渔船3000艘，其压减的渔船功率总量（30万千瓦）是“十三五”沿海省份削减的船舶功率的五分之一。

“十三五”以来，中国整体的海洋管理明显加严。全国海域伏季休渔期普遍延长一个月至3-4个月，取缔“三无”船舶超过10万艘。同时，在捕捞总量控制外，各省开始实施限额捕捞制度——通过设置捕捞总量，管理特定鱼种的捕捞活动的制度。“十四五”期间将继续推行限额捕捞。

2017年到2020年，中国所有沿海省份都启动了限额捕捞试点。但试点多针对单一物种，覆盖的经济鱼类有限，且短时期也不足以形成完善的捕捞监测体系。特别是，因为种种原因，不少省份的试点未能延续，更枉论扩展到更多鱼种。作为参与国内限额捕捞试点的专家，青岛海研会理事长王松林和美国环保协会海洋项目总监孙芳都很高兴这一政策能够延续。

限额捕捞，是通过产出控制管理渔业的方式。其两大难点，一是源头准确评估资源量，二是末端严格控制捕捞量。据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美国环保协会和青岛海研会对中国限额捕捞试点的阶段总结报告介绍，科学的可捕捞量设定需要足够的资源调查和历史渔获量信息，不过当前信息十分有限，试点可捕量是根据近几年捕捞数据设定。而渔获物的转载和卸载监督缺乏等因素，也让捕捞限额管理变得困难。

中国自2015年启动的渔港渔船管理改革，开始将渔船渔业管理重心向渔港转移。这种基于渔港的管理，可以通过渔船进出港报告、渔获定点上岸等措施，同时实现前端的渔船准入、渔具规范管理，以及后端捕捞量的核验监督。“十四五”期间，执法监督力量将进驻一级以上和渔获物定点上岸渔港，同时实施渔船进出港报告，渔港船位实时监控，探索渔获物定点上岸管理。

绕不开的远洋渔业

不同于国内渔业的收缩，未来五年远洋渔业的定位是“高质量发展”。这既包括稳定“十三五”以来年产230万吨的产量目标，也包括推进监管水平和国际履约水平。

无论是从捕捞总量还是增量来看，远洋渔业都不是中国渔业增产的主力，但却是中国渔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一环。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外交”的一部分。目前中国已经与亚非拉美20多个国家签订了入渔协议，并加入了8个公海渔业组织。伴随船只规模和捕捞产量的稳定，农业部在今年2月就远洋渔业“十四五”发展给出意见，将“推进以船位监测、电子渔捞日志、远程视频监控、公海转载监管、产品溯源为重点的远洋渔业综合监管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