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伯河｜黄恩彤农学成就：鲜为人知的宁阳农学史上的杰出贡献

魏伯河（1953—），山东宁阳人，曾任宁阳一中语文教师、校长兼党总支书记，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7年离岗后受聘于山东外事职业大学（原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任党委宣传部长、国学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现为副校长。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传承，侧重于《文心雕龙》和齐鲁文化研究。对宁阳历史文化亦有较广泛深入的研究，曾主编《泰安区域文化通览·宁阳卷》，点校整理清代各版《宁阳县志》，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耗时六年最新学术研究成果《黄恩彤文集》（500余万字，五卷本）已由齐鲁书社出版。

摘要：黄恩彤不仅是施政有方的官场能吏、著作等身的文史名家，还对农业生产技术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退职归养之后，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编撰了多种农用专书，写下了大量涉农诗文，并躬身实践，知行合一，这在传统士大夫中，是不多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农学著作，既有整理改编的前代文献，也有自身实践和民间经验的总结；他对农作物新品种的重视和推广，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尽管存在某种历史的局限，但其农学成就应该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黄恩彤；农学著作；农学成就；农学史

中图分类号：S-09 文献标志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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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恩彤像

黄恩彤（1801-1883），原名丕范，字绮江，号石琴，别号南雪，山东省宁阳县添福庄（今属蒋集镇）人。

道光六年（1826）进士，被任命为刑部主事，从此步入仕途，几经迁转，所至有声，累官广东巡抚。他生活于清朝嘉庆以后至光绪初年，是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的亲身经历者。

百余年来，他之所以广为人知，主要是因为他曾亲身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及其后的《五口通商章程》等涉外文件的谈判，功过是非颇有争议，褒之者称其为“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是“外交专家”；贬之者斥其为“卖国官吏”，罪在不赦。其实历史地看，当时签订的那些条约，固然是不平等的、屈辱的，但又何尝不是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由传统的朝贡体制向近现代条约体制转变的必然产物呢！而他之所以参与其事，一方面出于上命差遣，身不由己；另一方面，在谈判过程中，他也是力尽所能，为清朝挽回或争取了一些利益的,可谓“不辱使命”。

其次则是由于他的学术成就，他一生写下了多达数百卷的文史著述，其《鉴评别录》等史学论著、《知止堂集》《飞鸿集》等文学作品，足以奠定其近代以来文史名家的地位。近年来对其生平、思想的研究正逐渐展开1，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对历来为传统士大夫所不甚关注的农学领域亦有深入广泛的研究，并且与农业、农村、农民的现实紧密联系，躬身实践，知行合一，取得了较大成就。笔者近年在整理、点校《黄恩彤文集》（齐鲁书社即出）的过程中，对此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感到他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在传统社会士大夫中，是不多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道光二十七年（1847），49岁的黄恩彤退职回乡养亲，此后在农村生活了34年，直到去世。在这三十多年里，他除了读书写作、进行历史研究之外，还把很大精力用于和农家父老课雨量晴，关注着春种秋收、年景丰歉，遇有灾荒，则积极参与出粟赈饥和抗灾自救。他对当地农业生产的落后有深切感触，曾尽了很大努力试图改变这样的现状。为此，他编著了多部农学专书，还写有大量有关农事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在他的后半生中，农学的研究与实践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在目前可以查到的黄恩彤著作中，有四部属于农学方面的专著。分别是：1.《蚕桑录要》五卷，摘编于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咸丰元年编定，有是年家塾刻本；2.《农学录要》十四卷，摘编于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咸丰三年编定，有是年家塾刻本；3.《河干赘语》七卷，为饲养鹌鹑技术的专著，撰著、刊刻时间待考；4.《去螣必效录》上下二卷，为治蝗专著，咸丰六年编定，有是年家塾刻本。不难看出，这些专著与前此历代文人士大夫仅限于泛论农业重要性的论著不同，是主要偏重于技术层面的。他整理编著这类著作，目的不在于“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更非以著述丰富自乐，而是以实用价值为主要取向，以乡间有一定文化知识的绅民为读者对象，具有传播农业科技知识、发展家乡农业生产、改善家乡农民生活的明确意图和重要作用。

本文主要依据黄恩彤有关著作，试对其农学成就作初步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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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恩彤像

一．对前代农业技术的整理和继承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任何一项重要的生产技术，都需要经历长期的发展过程，我国作为有五千年历史的传统农业国，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在近代工业革命还没有波及到中国之前，传统的农业技术发展呈现极其缓慢、甚至徘徊不前的状态，其传承主要靠一代代人之间的口耳相传来进行，陈陈相因，鲜有改变。在某些地区、由于某种原因，若干前代技术或种植的农作物品种甚至被人们遗忘、长期中断。在此情况下，整理继承前代的技术成果就显得更为重要。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曾以巨大精力编撰《农政全书》，但生前只完成了初稿，直到他死后六年（1639）才由其门人陈子龙（字卧子，1608-1647）等修订出版。全书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对中国传统的农业技术具有集大成性质。但该书如黄恩彤在《农书录要序》中所说：“盖是书本文定公裒集诸家成说，未及逐加厘定；陈卧子辈于公身后始取稿本粗分门目，汇集成书，重沓抵牾，往往而有。不惟袯襫之夫无从审正，即有志学稼如吾侪者亦未免望洋兴叹，因而束阁不观。”[1]（卷十一，p102）也就是说，该书主要起到了文献集藏的作用，实用价值并不算高，当时对农业发展发挥的实际作用也是有限的。

黄恩彤的做法，是从中摘编对当地生产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部分内容，以实用性和通俗性为原则，重加编辑，使其能服务于当地的农业生产。由于他本人是一位历史学家，所以对某种农作物或农业技术的观察和论述，也出自于史家的眼光，追源溯流，从而提高了论著的说服力。例如关于蚕桑生产，他在所撰《蚕桑录要序》中说：

古者蚕事与农事并重，匹妇不蚕是谓失职。自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后、夫人躬桑亲蚕以为民倡，载在《礼经》，至为隆备。山左徐兖旧域，自古宜蚕，怀襄初奠，桑土肇兴，织文纤缟，列诸方物。太史公传《货殖》，亦曰“齐鲁之间千亩桑，其人与千户侯等。”汉于齐置三服官（如今织造），乘舆服御，咸取给焉。盖桑蚕之利溥矣。自典午南渡，沦为戎索。厥后南北兵争，民靡安处，旧俗渐失，蚕功亦废。繇是遗法传入江南，而河济之间迄今邈焉难复。余宦游吴越，爰及岭海，所至观风问俗，野多闲闲之阴，室有札札之响，盖鲜不以蚕桑为亟。比乞养归田，询诸父老，大抵视若缓图。间有富室闺娃、蓬门寒女，闻戴胜而夙兴，执懿筐以从事，又未免卤莽灭裂，十无一获。偶有薄收，得不偿劳。良由素乏讲明、罕喻厥理，唐肆求马，洵可忾叹。间于定省之暇，取前明阁老徐文定公所辑《农政全书》流览一过，于中《蚕桑》一门颇为详悉。惜其搜采繁富，尚少剪裁，往往重复错综，首尾颠倒，闾阎寡昧之士，猝难得其伦脊。用是殚心校勘，重加排比，芟冗录要，汇撰成书，第为五卷，共分三十六目八十六条。凡蚕事之利弊功过，先后次序，与夫桑之品类，以及树艺之宜、采捋之方，厘然井然，寓目可了。将于量晴课雨之余，与田翁野叟肄业及之，俾各教其家，相率而勤妇职。非敢云复桑土之旧俗、广《货殖》之遗编，庶几于方隅生计小有裨益云尔。[1]（卷十一，p102）

此文以历史文献证明，蚕桑生产原来是北方、尤其山东的悠久传统。两汉时期发展到极盛。司马迁称“齐鲁千亩桑麻，……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2](卷一二九《货殖列传》，p3272)，可见蚕桑之利非同一般。然而自晋末南渡，北方离乱，经济衰退，蚕桑业亦随之凋零，植桑养蚕的技术也由此中断，至清代后期仍未恢复。黄恩彤先后在江苏、广东任职多年，对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野多闲闲之阴，室有札札之响，盖鲜不以蚕桑为亟”的景象印象深刻，还乡后以《农政全书》“蚕桑”门为基础，加以整理编辑，撰成《蚕桑录要》一书，使其便于农人学习掌握，试图重振家乡的蚕桑生产。事实上，蚕桑业此后在宁阳也确实发展了起来，成为当地农民粮食生产之外的主要收入来源。这对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言，不啻是一大善举；其良苦用心和担当意识，亦令人肃然起敬。

按照这样的思路和体例，他又从《农政全书》中辑录了适合于北方农业生产的内容，编订为《农书录要》十四卷，仍本着“夫农书之作，所以教民务本力穑，是必明白易晓，庶几简易可行”[1]（卷十一，《农书录要序》，p102）的原则，力求与读者的文化程度相适应，尽可能发挥其实用价值。清朝后期内忧外患，战乱频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该书产生的实际效用已难以考较，但对继承前代农业生产经验、促进当地农业生产发展，应该是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的。据此而论，黄恩彤不仅是当地农业发展的功臣，也可以说是徐光启《农政全书》的功臣。

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

农作物的一大天敌是蝗虫，蝗灾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史不绝书。清朝后期，山东尤其鲁西南一带的蝗灾多次发生，危害严重。如黄恩彤所说：“咸丰六、七、八年间，无岁不蝗，而同治初复大足为患”[3](卷三，《说蝗》，p125-126)。黄恩彤多次亲眼目睹蝗灾肆虐的过程，并不止一次直接参与了捕蝗活动。他写下了多篇涉及治蝗的诗文，并专门编撰了《去螣必效录》一书。其写于咸丰辛酉年（1861）的五言诗《捕蝻》云：

辛酉九月望，南蝗蔽天来。衔尾向北飞，一半阻汶回。沙堤若邱阜，群聚缘其隈。是时贼甫退，四野嗷鸿哀。欲捕惜无力，田间任徘徊。秋稼早登场，宿麦初抽荄。馋口恣大嚼，莫辨麦与䅘。雌雄相抱合，遗种成胚胎（蝗子有膜裹之，中则子满于房）。冬雪不能杀，累累藏沙堆（是冬两得快雪，而蝗子埋沙中如故。或云雪能杀蝗，坡诗亦云“入地千尺”，皆臆说也）。爬掘一漏万，翻嫌天网恢（掘子亦成法，惟掘不胜掘）。今春苦亢旱，风起迷黄埃。枯麦不作浪，干甚中谷蓷。时雨一霶霈，布谷鸣如雷。禾苗渐萌达，绿髪森髤䰄。妖蝻忽怒出，万卵若剖开。蠕蠕不知数，趯趯小有才。朝生丛西阪，夕从循东陔。坐见害田穉，厥罪惟汝魁。秉畀古有例，捕打今合该。鸣钟集丁壮，助势呼童孩。榆柳缚长帚，合队声喧豗。部勒用兵法，什长督以催。掘堑防窜逸，疾击纷崩摧（此沟捕法，详余著《去螣必效录》）。殷勤语父老，努力休嗟唉。今兹兵火余，饥馑恒愁灾。塞河慎涓滴，除患宜初才。莫待牙吻强，截禾如剪裁；莫待翅股成，腾趠满蒿莱。所幸民小息，筑垒高崔嵬（时修垒加高）。王师屡告捷，逆党付劫灰。蝻孼么么耳，尽杀何难哉！事毕当相劳，家瓮新酦醅。[4]（卷一，p190-191）

这一年山东经历了捻军之乱，人民本已饱受战乱之苦。秋后新麦刚出土，蝗虫又从鲁南微山湖一带蔓延而来，由此引发了一场灭蝗之役。从黄恩彤诗中记载来看，这次灭蝗之役形成了一场“人民战争”，而且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灭蝗实践中，黄恩彤纠正了前人的错误认识，改进了灭蝗措施，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后来写的《说蝗》一文中，他还分析了当地蝗灾多发的自然和社会原因，为地方政府建言献策。更为难得的是，他还将灭蝗实践中摸索形成的治蝗技术整理成书，取名《去螣必效錄》，由家塾刻印出版，散发到农户手中。螣，téng，本指“腾蛇”，是古书中说的一种能飞的蛇，这里借指蝗虫。在本书序言中，黄恩彤写道：“是役也，余躬襄其间，目睹情状，周咨田父野老，于利弊曲折知之颇悉。因于暇日条列事宜，笔之于书，厘为二卷，名曰《去螣必效录》，聊备他日仓卒之用。夫效未可必也，试之果效则必之耳矣。是书大指，务在劝民自捕蝗蝻，庶几简易迅速，不致迁延遗患；一切官办成法，概置勿道，虽卑之无甚高论，留心民事者或亦有取于斯乎！”[5]（卷五，《去螣必效录序》，p168）

过去的传统士大夫大多鄙薄农业技术以为不足道，而深知农业技术重要的农民又没有将相关技术整理成书传之后代的能力，黄恩彤作为曾为高官显宦的士大夫，能虚心向农民请教，认识到治蝗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而且重在防微杜渐，并把治蝗技术写成专著，实属难能可贵之举。

三．对农副业新品种的宣传推广

我国自明朝中期以来，人口剧增，与有限的土地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怎样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吃饭和用度问题，成了当务之急。在现代农业科学问世之前，当时人们所能采取的应对措施，一方面是致力于精耕细作，不过受限于技术和工具的落后，能够提升的产量其实有限；另一方面也必须仰给于作物新品种的引进和推广。通过黄恩彤的著作，我们看到，他对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推广、对历史上曾经有过而后来在当地中断的农作物的重新开发，都是十分重视的，并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促进了这些作物在宁阳的大面积种植。因为他不仅本人是威望素著的乡绅，而且家庭本身还是一个较大的地主，凡是他认为有价值的新品种，都可以在自己土地上率先试种，然后现身说法，因此对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无疑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甘薯（宁阳俗称“芋头”、“地瓜”）原称番薯，又称红薯、红苕，其变异品种则称白薯，原产于美洲热带地区，哥伦布发现后带回西班牙，由西班牙水手传至吕宋（今菲律宾）。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徐光启《农政全书》中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方式，称其有“十二胜”。他曾专门写了著名的《甘薯疏》给皇帝，获准后在全国多处引种。乾隆十七年（1752），清廷又曾诏令全国大力推广种植，山东成为主产地之一。宁阳至咸丰初年已“到处有之”。当时人口剧增，甘薯成为人们的主粮之一，活人无算，因此被后人称之为“最成功的舶来品”。

黄恩彤对甘薯在宁阳的大量种植深感喜悦，为此作有《水调歌头·甘薯》歌咏其事。词云：“甘薯实番薯，野叟尽垂涎。新蒸脱釜醰醰，香味妙能兼。初自南洋吕宋，洊至瓯闽吴越，广莳到东山。青编元扈纪，十二胜喧传。破黄垆，抽碧颖，剧芳鲜。附根磊砢，还如珪璧种蓝田。漫道芋魁斗大，误认蹲鸱肥羜，玉糁记坡仙。无蜂能酿蜜，萍实许分甜。”[6](p211)生动地记述了甘薯的传播史，生长状况及丰收后的可口美味。

宁阳地多沙土，适宜种植花生（宁阳俗称“花生果”、“长生果”，简称“长果”），但前此数千年间却没有种植花生的历史。

清嘉庆初年，宁阳东部齐家庄人、监生齐镇清才将花生引种到当地，至咸丰初已“连阡接陌”，成为宁阳主要农作物之一。黄恩彤对此大力支持并热情宣传。在《沁园春·落花生》一词中，他逼真地描述了花生丰收在望时的情状：“试种花生，地拣松沙，兼带坟垆。渐鳞鳞翠甲，朝开暮合；绵绵碧蔓，斜界平铺。浅可藏蛇，深难伏雉，帀野轮囷入望殊。须芟草，趁昨宵好雨，鸭觜频锄。莫愁结果全无，偏暗里生根得气腴。看黄倾金朵，飘零委露；白凝玉颗，络索联珠。肧孕土香，蒂连藤细，却似琅玕满腹储。霜寒也，好殷勤筛取，铁网仍疏。”[6](p210)全词重在描述花生的栽培生长过程，这显然与当时花生在宁阳尚属新生事物有关。词的主旨在于让人们了解花生、广种花生。故其主要笔墨用于叙述和描写，而作者对花生的喜爱之情，则渗透于字里行间。

对历史上当地曾经有过而后来失传的农作物及其栽培技术，黄恩彤力主重新开发利用。蚕桑业在其倡导下的久衰而复振，已如前述。生姜的种植也是如此。

他的《水调歌头·姜》中写道：“此地乏姜产，捆运待江南。宣尼不撤，当年谁致杏坛边？惟有文林博物，善读《鲁论》章句，预卜地能迁。逾淮殊橘化，学种渐连阡。护苍篱，排翠剑，孕黄团。风暄露润，辘轳不放碧畦干。遮莫柔尖红晕，酷似匀妆纔罢，微露指纤纤。老来滋味辣，怕惹万人嫌。”

作者自注云：“吾乡素不产姜，向由青口转贩。余外舅赠文林郎齐太学乐亭因《鲁论》有‘不撤姜食’之文，以为圣馔必非远致吴越，自是吾鲁土宜，遂以己意创种，果有所获。三十年来，传生渐广，民食其利。” [6](p211)自注中所说的“齐太学”名齐沐清，字乐亭，监生，赠文林郎，宁阳齐家庄人，与引进花生的齐镇清为兄弟，系黄氏姻亲。他从《论语》中孔子“不撤姜食”的记载进行推论，认为生姜应该是鲁地的原产，本地也应该能种植，于是在家园试种，获得成功，后来很快普及于乡里。词的上阕记述了齐沐清思考、发现和试种生姜成功的过程，下阙则叙写了生姜的生长过程和管理特点。全词语言通俗活泼，读来清新可喜。

黄恩彤不仅对甘薯、花生、生姜等可作为饭菜果腹的作物品种予以高度重视，对可以为农民增加收入的其他作物也尽力提倡，并以诗词形式加以推介、宣传。他的家乡濒临汶河，地多滩涂，适宜杞柳、白蜡条等可作为条编原料的灌木作物生长，黄恩彤为此作有《沁园春·杞柳》和《沁园春·白蜡条》 [6](p211)两首词，供人传唱，对扩大种植、合理利用这类不占耕地而能为农民增收的作物，应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7]

此外，黄恩彤还专门著有《河干赘语》，整理了饲养鹌鹑的专业技术，以增加农民的副业品种和收入。不仅如此，他还不止一次进行过酿酒实验，开发出了“碧桃春”（以肥桃为原料）[4](卷一，《酿肥桃为酒名碧桃春》，p78)、“花红酎”（以林檎即苹果为原料）两种果酒[4](卷一，《酿林檎为酒名花红酎》，p78)，倡导以果酒代替粮食做的白酒。这些显然不仅是出于他的闲情逸致，而是体现了他对农民生活的全方位关注。

综上所述，可见黄恩彤与那些只知享用农民劳动成果,事实上却游离于农村生活之外，只是偶尔做几首《悯农诗》的传统文人迥然不同，他对农副业生产的各个方面不仅高度重视，而且大多亲自参与其中，并能够有所发明创造，产生过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宁阳蒋集一带至今仍为著名的花生、生姜产地，产品行销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与当年黄恩彤及齐氏兄弟的热心引进、大力推广显然有着直接的关系。

四．黄恩彤农学思想的历史局限

上文简略地梳理了黄恩彤农学方面的主要成就，对其给予了肯定性评价。但不庸讳言，由于所处时代和科技水平发展的制约，黄恩彤的农学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上，仍基本停留于传统的观念，未能领先于时代。我们知道，黄恩彤有过与欧美多国外交谈判的丰富经历，为此也阅读研究过不少翻译的国外著作，对世界大势有着比同时代人更多的了解，但他那时的关注点主要是外交博弈，兼及商业、军事方面的竞争，而对各国包括工业、农业在内的经济发展则无暇顾及，更不曾身临其地，因而相当隔膜。

在官场失意、退职乡居之后，他的生活和思想便退回到了传统的农业、农村格局之中。历史地看，他在农学方面所做的各种努力，只能是在这一格局中的修罅补漏、拾遗补缺，其产生的作用固然是积极的，但又必定是有限的。此乃时代使然，也受制于满清王朝老大腐朽、因循守旧的体制。许多在位者尚且无所作为，作为一名退职官员，自然更难有大的作为。作为后人，对此固然不应求之过苛，但另一方面，对其农学成就也不宜评价过高。

其次，在对一些自然现象的认识上，存在着明显失误。作为传统的士大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黄恩彤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主要方式是传统的“格物”即观察、归纳，而无法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实验、分析，因而得出的一些结论并不正确。

例如对蝗灾原因的探究，他注意到蝗虫主要是从滨湖地区蔓延而来，对其从幼虫到成虫的孵化过程也有过细致的观察，但对蝗虫的产生，他却一直坚持认为：“原其所由，盖陂泽沮洳之区，萑苇丛生，鱼虾集焉。所遗之子，附诸草间，得水则仍为鱼虾，失水则化为螟螣，观其肌理之斑驳、股爪之瘦劲、跳跃之灵便、性味之腥爇，可知其种类固相嬗也。”[4]（卷三，《说蝗》，P125）“蝗之初生，多由传变，或云鱼子化生，或云虾子。谛观其形色纹理，大抵与虾尤相似云。乙卯秋，河决铜瓦，经流北趋，下游湖陂强半浅涸，继以冬暖无雪，春复少雨，至本年夏令，遂迭被蝗蝻之灾。

盖鱼虾子失水而变蝗，蝗遗子而生蝻，一而三，三而一，皆气化使之然也。”[6](卷五，《去螣必效录序》，p168)即认为蝗虫是由鱼虾（主要是虾）的卵蜕变而来的。这样的认识显然是得之于表象，与生物学、遗传学结论不符，应属于时代认识的局限。

尽管有着以上局限，相对于那个时代的众多士大夫，黄恩彤仍然是相当“另类”的。仅就他能把相当精力用于关注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并在具体的技艺层面进行多方面认真探究而言，就是极为少见的。其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农学史上不应被忽略，应属于我们需要继承的文化遗产，也是没有疑义的，不过尚未进入学界视野而已。笔者此文，意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有关专家的重视。欠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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