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目标是到2025年，乡村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往村覆盖、往户延伸取得积极进展，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显著加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同时方案也提出实施路径，就是围绕乡村道路、供水、能源、物流、人居环境等方面，从硬件上实施八大工程，同时还要从基础公共服务、基层组织和精神文明三大软件上进行提升和建设，从而进一步提升乡村宜居宜业水平，业界称这是乡村振兴的及时雨，正在基层发愁不知道该怎么搞的时候，中央出台的这个文件给大家指明了实施路径，操作性很强，也有明确的目标，只等疫情之后，干，就对了。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巨大多数时间都居于农耕社会，农耕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就是乡村，由于事关王朝的统治根基，历朝历代的有识之士都对乡村给予很大程度的关注和重视，今天我们就来梳理一下他们是如何进行乡村建设的，希望给予准备大干的人以启发和借鉴。

乡村规划：借鉴传统风水布局

在硬件建设方面，古人很早就懂得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理，不断地和周边自然环境相适应，不断协调人、聚落与自然的关系，最终使得聚落本身和周边环境相互融洽发展，和谐共生。在村落选址营建的过程中，中国传统风水学说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西递宏村

风水也称堪舆，是一门处理和选择居住环境的学问，其蕴含着中国古代先民处理地理选址的原则、理念和方法，对村落选址、建筑格局都产生了深刻影响。风水学说成型于魏晋时期，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于明清时期达到顶峰。风水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大流派，即形势派和理气派。其中形势派主要是以观山水地势为主，主要是以江西为首，现在留存在皖南一代的不少古村落就有形势派的踪影，另一理气派则是以福建为主，主要是使用易经方位与罗盘来堪测风水，虽然两派勘测风水的方法不同，但都遵循阴阳平衡、天人合一、五行相生相克这三大原则，其核心目标都是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当下在推进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乡村的布局规划，可以参照古人风水中有益的思想内容，依据不同的地势地貌进行设计规划，而不应该搞成千篇一律的乡村版城市社区。

朱熹：注重教化 培养村民内生的互助意识

乡村之所以区别于城市，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乡村的居民都是由亲戚、熟人组成的相对稳定的聚集地，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个人的行为深受家族、宗族的影响，所谓“好人多，自是相夹持在里面，不敢为非”。朱熹深知乡村建设中家族、宗族的影响力，因此，在朱熹为官过程中，他十分重视乡规民约的制定与实施，从“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方面对乡民行为思想与日常生活进行制约，请父老乡邻教诫子弟使“修其孝悌忠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庶几风俗之美不愧古人”，并说：若“我老老幼幼，他亦老老幼幼，互相推及，天下岂有不治”。

即使他后来辞官以学者闲居乡间，也始终投身乡村建设，培养村民互助互保意识。乾道三年（1167年）秋，崇安（今武夷山市）发生严重水灾，颗粒无收，官府救灾不力，致饿殍遍地，饥民骚动。朱熹正辞官在崇安的五夫（今武夷山东南一带）休养，看到灾情，立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力劝豪绅发所藏粟粮赈饥，还向官府请贷六百斛粮食散发给百姓，以解燃眉之急。

朱熹理学

灾情过后，他深感遇到大灾之年仅靠官府力量很难做到迅速而全面地救助灾民，必须同时发动民间的力量。为此，朱熹提出了在乡里建社仓的构想，用以弥补官府救灾的不足。经过朱熹多方奔走，建于乡间的首个社仓——“五夫社仓”很快建成。朱熹亲自制订《仓规》，举荐乡里有德望的4位乡贤共同管理社仓。社仓平时多方筹粮储粮，在青黄不接时借粮给乡民，一般取息二成；如发生小灾，利息减半；发生大灾，免除利息。社仓是一种内生的互助式的备荒办法，不仅减轻了国家财政的负担，而且改变了乡间受灾百姓单纯依靠国家拨谷救济的思想，培养了乡村百姓的自我保障意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乡村建设，人的思想建设最难搞，不妨学学朱熹，强化乡村教育，同时发挥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积极主动性，激发他们内生热情。

宋朝：城镇化带动乡村建设

宋代是继汉初之后的又一个商业繁华期，商业化的浪潮席卷全国，就连乡村也不能例外。宋朝之前，“城”“市”“镇”都有专门的定义和分工，“城”主要是政治和文化中心，“市”是城里的商品交易场所，“镇”主要是设置在各地用来驻军的，一般设在“城”“市”之外。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弊端，宋朝出于王权统治的考虑，开始着眼于削减军镇权力，后来为适应商业需求，军镇的职能逐渐向乡村商品交易市场转变，广大乡村于是出现了大量定期开市的“草市”，就像现在乡村的“大集”。这些新兴的“草市”往往就设在“镇”里，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它有效的承担起了乡村农产品集散地和物流中心的职能，同时也会把城市的新理念及时反馈给乡村，成为农产品流、物资流和人员流的新节点。有的市镇实力很雄厚，有“大镇比县”的说法。据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有市、店、埠、墟、集、场、坊、河渡一类的“草市”27607处，每年可为朝廷增加商业税收420多万贯。

清明上河图（局部）

后来，这些新兴的镇，随着商品交易规模和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官府也陆续在这里设置了派出机构，“有治，有学，有狱，有库，有仓，有茶场、酒坊、水陆巡检司”，其中大的镇学里“列三千余名之学士”，规模非常大，这也是现在乡镇的最早雏形。宋朝新兴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改变了乡民的生活和乡村面貌，成为宋朝乡村建设的另一道景观。

新的乡村建设方案里，也提出了物流仓储建设的内容，不少乡村由于地理位置、居住人口以及其它因素的限制，不妨可以借鉴，充分发挥乡镇一级的作用，进行物流仓储的建设和改造。

明朝：“老人”治理乡村

大明王朝特别是刚建立时，朝廷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规定四民顺序为“士农工商”，提高农民社会地位，仅次于士绅，与此同时，在广大乡村建立老人制，由“老人”治理乡村民间的各项事务纠纷、举荐人才、收取赋税、监督官吏的贤恶良善等。

注意，这里的“老人”，不是指按年龄划分的老年人，而是指地方乡村上的那些有名望、有地位的士绅，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部分是上了年纪的长者。根据《教民榜文》记载，这些“老人须令本里众人推举平日公直，人所翻及者，或三名、五名、十名，报名在官，令其剖决”。《大明律·户律》也规定“合设耆老，须本乡年高有德、众所推服人内选充，不许罢闲吏及有过之人充应，违者杖六十，当该官吏答四十”。

明朝老人制下的“老人”，权力和荣誉很高，关键时刻可以绕过知县，直接和皇帝本人沟通。除此外，能力、品性都很出众的“老人”朝廷还给予官职，从而改变他们半民半公的尴尬身份，成为大明朝的正式公务员，光宗耀祖。比如：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老人”陈原九被任命为松江知府；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徽州歙县“老人”胡伯顺被任命为监察御史等等，试想下，从一个普通老百姓顷刻间成为一名朝廷大员，登堂入室，那是啥赶脚！

明朝的老人制度，对于那个时候皇权不下乡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种很好的补充，其好处根据专家的总结有三：其一，处理乡民之间的民事纠纷，稳定社会秩序；那个时候一个县，公务员编制有限，像发生在乡村邻里之间的田地、房产、婚姻、打架斗殴、债务、偷盗、私宰耕牛、损坏农具庄稼等等，根本管不过来，而在宗族盘根错杂的乡村，作为外来的知县根本管不了，也管不好。知县只能依靠治下的各乡村德高望重的“老人”出面解决。这一点，对明初的社会稳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二，监督官吏，保护乡民不受官吏欺凌。乡民不是好欺负，只是有家有事，有牵挂而且没有后台，往往不是要命的亏，吃一点就算了，自古以来都是，民不与官斗。推行老人制后，老人可以通达天庭，这就让一些别有用心的官员做事之前要好好掂量掂量，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地方官的胡作非为，给乡村一定的修养发展空间。其三，最重要，就是劝督农业生产，维护地方民风淳善。据《明太祖实录.卷之二百五十五》记载，“命户部下令天下民，每乡里各置木铎一内，选年老或瞽者，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老人持铎除了每月六次在乡间巡回，宣讲朱元璋的“六谕”，对乡民进行教化，劝民为善之外，一项更重要任务就是督促农业生产。

明代古村落

封建朝廷，“国之大事，在祀与农”，国家除了祭祀，就是务农，农业是中国古代历朝统治的根本，明朝自然也不例外。建立在战争废墟上的大明朝，社会经济凋敝，急于恢复民生，而要恢复民生，必须先稳定农业生产。在政府触及不到的乡村，由“老人”来代替地方官府督促农业生产，贯彻朝廷农业生产政策的实施，再也合适不过。每逢农忙时节，“老人”必须击打大鼓督促农户及时完成农业生产，而对于那些懒惰的农家，“老人”必须给予处罚。

在现代的乡村建设中，同样面临公务人员不足的情况，不妨我们也可以效仿“老人制”，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