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晴朗的时候，七十多岁的村民张元昌总是习惯性地来到自家门口的电表前，睁大眼睛看着表盘里忽闪忽闪的数字。这块电表已成为他家的新“钱包”。

张元昌是安徽省金寨县某村的一位贫困农民。在他家屋顶，12块蓝灰色光伏板分两排排开，26度仰角朝南面向天空，由一根电线连接逆变器，就近接入电网。挂在门前墙壁上的独立电表则实时显示光伏组件的发电量。

“4733.19度。”3月14日下午5点，张元昌看着电表上的数字念道，似乎并不满意。他家的光伏板从2014年5月开始发电，平均一年发电不到2700度，这和该县所宣称的“户年均3000度以上、最高记录4800度”还有些差距。

不过，张元昌家屋顶上发出的近5000度电，已按照每度电1元钱的优惠价格实时卖给国家电网公司。这意味着，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张老汉入账约4700元。

这是金寨县已开展两年的一项扶贫计划。目前该县已有近9000家贫困户正在享受屋顶太阳能带来的收益。

兼具扶贫公益和节能减排双重特性的光伏扶贫，得到了中国政府的特殊支持。2014年10月，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联合下发《关于组织开展光伏扶贫工程试点工作的通知》，安徽、河北、山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六省区共30个县进入试点范围。去年，国家能源局专门规划1.5GW的指标用于光伏扶贫项目。

去年，全国光伏扶贫试点建设规模达1836MW，年均收益22.6亿元，投资收益率接近13.72%，近43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增收。

地处皖西大别山腹地的国家级贫困县金寨，是国内最早开展光伏扶贫工作的地区。“去年有20多个省、100多个县来学习考察，”金寨县扶贫和移民开发局副局长时培甫向界面新闻记者展示其每周工作日志，“平均每个星期都要接待两次，有时一周有四次。”

3月中旬，界面新闻记者实地调查走访发现，金寨县的光伏扶贫工作已初见成效，但也面临财政补贴拖欠、农网改造滞后和多点运维难题等多重困扰，投资运营模式几经变迁。光伏企业蜂拥而至，意图从政策利好下的资源盛宴中分得一杯羹。

金寨的“天饭碗”

被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中国第二大将军县”的金寨，曾诞生59位开国将军。人口约68万，面积3814平方公里，农业人口占比超八成，既是安徽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去年该县GDP为88.8亿元，同比增长6.3%，仅为安徽省GDP的0.4%。

截至2015年底，按照国家制定的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900元的“贫困户”标准，该县共有8.34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约3万户，较2014年的10.61万人有所降低，但贫困发生率依然超过12%。

“部分群众虽然脱贫，但只是低水平的，一旦遇到天灾人祸，极易返贫。”时培甫称，2014年初，金寨县在引进信义光能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信义光能）的光伏农业生态园项目时开始关注光伏产业，并认为该产业“投资回报率较高，操作简单，便于维护，收入稳定，一次投资，长期受益”，“是完全适合‘失能’‘弱能’贫困家庭的扶贫项目”。

2014年3月和7月，金寨县迅速分两批开展光伏扶贫工作，针对贫困户共建设2008户3KW户用光伏电站。每户需要投资2.4万元。

首批开建的1008户，贫困户、县政府和信义光能各出资8000元，产权归贫困户所有。但8000元对部分特困家庭而言，依然是笔不小的数目。

金寨县汪冲村的一位村民对界面新闻记者称，“当时家里只有3200元，剩下4800元都是借的。”这样的案例并不在少数。

因此，第二批1000户贫困户改变了模式。县政府和信义光能继续各出资8000元，无力自筹的贫困户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无息贷款，借贷款从光伏发电收益中逐年偿还。“每年用发电收益的一半偿还贷款，直到还完。”时培甫称，电站产权依然属于贫困户。

2015年，金寨县光伏扶贫规模大举增加，全年共建设6671户户用光伏电站。同时还建了218座60KW的村级集体光伏电站。其中23个试点村，每村自筹8万元，县财政提供10万元无偿资金，各村中自建的集体经营实体“创福公司”提供贷款30万元。其余195个村的建设资金全部由该村创福公司贷款解决。村级集体光伏电站的收益用于该村公益事业和扶持贫困户。

根据山区电网特点，到户光伏扶贫电站接入220伏电网，村集体光伏电站接入380伏电网。上网收益模式则由最初的“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改为“发用分离、全额上网”。

“光伏发电自用不太划算。”村民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光伏发电卖给国家电网公司是1元/度，而居民用电电价为0.56元/度。

屋顶上的户用光伏电站。摄影：熊少翀

今年，金寨县将牵手内蒙古山路能源集团（下称山路能源）新建5000户光伏扶贫电站，但模式再度发生变化。细分到户的分布式光伏电站原则上将不再增加，改在村中空地上建集成式光伏电站。贫困户不再需要出资，山路能源出资40%，其余资金由政府解决，电站产权归集体所有，贫困户平均分配该电站的发电收益。

“脱贫和返贫的情况每年都在发生，有必要实行动态管理、精准扶贫。”时培甫称，县扶贫办每年会跟踪统计贫困户情况，脱贫后不再享受发电收益，返贫则重新纳入分配范围。

采用集成式电站则是出于降低运维成本的考虑。时培甫称，分布式光伏点多面广，后期运维难度较大，集成式光伏电站的运维成本可比分布式光伏电站节约2%，且供电环境相对更稳定，每年可比分布式发电增加0.1度/瓦，年增收0.2亿元。

界面新闻记者从国家电网金寨县供电公司获得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底，该县已有8741户贫困户安装了3KW分布式光伏电站，60KW的村级集体光伏电站218座，总容量39.3MW，共发电1823.51万度，为贫困户创收1800万元。算上今年新投运的集成式项目，光伏扶贫预计将为金寨贫困户创收约5000万元。

2020年是中国所有贫困县的“脱帽”大限，金寨县寄望于“天饭碗”给贫困户创收脱困。时培甫称，“十三五”期间，该县计划总投资超过300亿元，新建成光伏发电装机3.01GW，其中农光互补2.17GW、水面光伏600MW、分布式屋顶光伏244MW，年产值达200亿元以上。

各级政府亦对金寨寄予重望。今年初，国家能源局、安徽省发改委与相关部会规划，将金寨县打造成中国首个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示范县。到2020年，建成4万户光伏扶贫专案，纳入全县符合条件的贫户。到2025年，该县所有家庭用电皆采用可再生能源电力，且占城乡居民整体用电比例须达90%。

根据该规划，金寨县在“十三五”期间获得5.7GW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指标，其中包含光伏3.2GW，占比超过一半。同期，全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规模初定为150GW，金寨即占据2%。

企业的盛宴

很多人知道金寨，是因为该县有一处国家5A级景区天堂寨，系大别山第二高峰，号称“吴楚东南第一关”“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国内光伏企业看来，享受天量光伏发电指标的金寨，就是其眼中的“天堂寨”。

“3.2GW，和指标不受限制几乎没区别。”金寨县发改委能源发展办公室主任岳昌明对界面新闻记者称，该县正在“以资源换产业”，“资源”即指光伏指标、土地和正在建设中的电网系统。

光伏企业蜂拥而至。“我们现在的要求更高了，只有具备够强实力、且能跟我们的发展规划相结合的企业，我们才会接待。”岳昌明说，企业建地面电站都需要“路条”（指政府有关部门下发的同意项目开展工程前期工作的批文），包含配额指标，这在金寨很容易拿到。

迄今为止，已有六家光伏企业在金寨建有大型地面电站。其中，信义光能两座，分别为150MW和100MW，航天机电和东旭集团各100MW，华西能源70MW，山路能源60MW，协鑫集团20MW。今年初，协鑫集团还在金寨开工建设1GW组件厂。

信义光能在金寨县小南京村的地面电站。摄影：熊少翀

国内现有的“光伏地面电站扶贫”模式，利用荒山荒坡建设10MW以上的大型地面光伏电站，产权归投资企业所有，之后企业捐赠一部分股权，由当地政府将这部分股权收益分配给贫困户。

界面新闻记者多方了解到，上述六家企业在金寨建设的大型地面电站，均与扶贫无关，但多数企业不同程度地参与投资了户用和村用光伏扶贫电站项目。

时培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2014年，信义光能已出资了1600万元用于2000户户用电站建设，并免费提供为期一年的运维。山路能源在当地选址22处，投建6MW的集成式光伏扶贫电站，协鑫亦参与了15MW集成式光伏扶贫电站项目。

信义光能位于金寨县小南京村的150MW大型地面电站，占地约3721亩。土地来源是当地农民的一般农用地（非基本农田）。村委会与村民协商并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从而享有产业园区规划及生产经营自主权，期限长达30年。

流转费用为每年每亩按500斤稻谷价款（上年度国家公布的普通籼稻收购价）计算，约为665元。该费用与农民自种水稻获得的每亩纯收入相当。

企业再以相同价格从村委会手中获得使用权。“如果企业直接从农民手中拿地会很难，出价也得更高，所以先由村委会出面和农民签。”时培甫称。

“光伏企业建设地面电站土地不难拿，难的是拿到光伏指标。”航禹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丁文磊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依据地质不同，光伏企业在国内拿地的每亩价格在300元-1000元不等，上述流转费价位处于常规区间。

村委会与村民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摄影：熊少翀

“金寨模式就是让企业出钱支持扶贫到户、到村的项目，虽然企业在这些项目无从盈利，但可以获得土地和地面电站指标。”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称，当地政府采取这种引进模式，不仅可以依赖企业的力量推行光伏扶贫，而且能为当地增加税收。

一位太阳能企业高层人士向界面新闻记者称，一些企业就是为了拿到“路条”而做光伏扶贫，“这种现象很普遍”。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首席光伏产业研究员红炜认为，无论企业的动机如何，只要能够切实推进光伏扶贫项目，同时又利于企业自身，“这种双赢，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企业参与光伏扶贫项目依然需要谨慎。“企业赚钱天经地义，但不能只顾赚钱，最重要的是做好产品质量，让农民真正受惠才行。”丁文磊说。

今年两会期间，包括晶科能源有限公司CEO陈康平、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河君、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和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等在内的多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均建议国家加大力度支持光伏扶贫。

企业在地面电站上还有很多心思可做。3月14日，界面新闻记者在信义光能位于金寨县小南京村的150MW大型地面电站走访时，看到一位穿着信义光能制服的员工正在电站旁边的空闲土地上用脚丈量。他说，该公司正打算在光伏板下和周围空地种植农作物创收。

“要种什么？”界面新闻记者走过去问。

“可能种点花生吧，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他说。

信义光能计划在地面电站种植农作物。摄影：熊少翀

恼人的补贴

作为中国首个可再生能源示范县的金寨，也受到了财政补贴不稳定的困扰。光伏发电的1元售价中，除了执行电价0.4069元/度外，还有财政补贴0.5931元/度。

岳昌明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中央财政补贴直接下拨给当地国家电网公司，但2014年、2015年的补贴款项相对滞后。“已多次向国家能源局、发改委和财政部反映了，但没有下文。”

晶澳集团董事长靳保芳称，自2012年国家出台《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通知》，实施标杆电价的补贴政策以来，绝大多数企业未拿到文件规定的国家补贴，普遍拖欠1.5年-2年，欠款总额约400亿元，2015年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缺口累计达300亿元。

2015年12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降低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的通知》，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上调0.004元/度至0.019元/度，预计可多征收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190亿元，但仅能弥补一部分补贴拖欠费用，无法覆盖目前累积的补贴缺口。

金寨县电力部门去年已接到国家电网通知，暂停支付分布式光伏扶贫电站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部分，待补贴到位后再支付。为此，该县财政已垫付近800万元。

业内普遍认为，现行可再生能源补贴申报和审批流程过于繁琐。补贴资金的申报由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三部委审核，资金拨付由财政部拨付至地方财政部门，再由发电、电网企业代付。此外，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采取集中不定期公布的做法，导致资金调配周期过长。

光伏补贴是可再生能源补贴中的一部分，主要来源包括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和财政专项资金。针对企业地面电站项目的补贴受益方一般为光伏发电企业，而光伏扶贫项目中的补贴受益方为贫困户，电网企业仅为代付方。

“补贴问题会影响光伏扶贫工作的推进。”时培甫称，国家应从政策层面出台保障政策，避免部门之间扯皮、推诿现象发生，保证扶贫光伏电站的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及时发放到位。

“仅靠有限的财政资金来做光伏扶贫，是不可持续的。”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处长张洪波称，下一步会考虑用财政资金作为杠杆，撬动更多的金融资本。

农村落后的电网输送，则是阻碍光伏扶贫推进的另一道屏障。

金寨县部分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贫困地区电网消纳能力偏弱。部分村组农网尚未改造，线路质量差，电压过低；改造过的线路则因白天负荷小、电压高，电网电压不能满足逆变器运行要求，反复出现停机现象，导致发电不正常，也会对光伏设备造成损坏。

2015年，国家电网在金寨县投资2.62亿元用于农网改造，该投资规模超过前五年总和。此外，原计划2020年实施的金寨县新增500千伏变电站布点，提前于今年实施，原计划2019年实施的110千伏燕子河变电站、110千伏双河变电站新建工程，提前至2017年实施。

“电站建设提前，主要是为了配合光伏扶贫。风电等新能源发电的需求上来了，现有电网输送容量已经饱和。”国家电网金寨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李运兵告诉界面新闻记者，2016-2017年，该公司计划增容扩建变电站五座，新增变电容量5.445万千伏安，建改35千伏线路16千米，总投资3065万元。

不过，由于金寨县地域面积大，80%为山区，农电整改难度较大，耗时较长。受制于现实条件，时培甫只好暂时采取妥协方案，电网消纳能力差的地区尽量不安装分布式光伏电站或者少安装，有需求的贫困户可移址到条件具备的地方安装。

村民的担心

国家推行光伏扶贫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贫困户创收，是一项惠民政策。但界面新闻记者走访时，不少当地村民表示，光伏扶贫项目对其“并未带来很大的效益”，原因是发电量太少。

金寨县扶贫和移民开发局曾在去年8月测算，分布式光伏电站月均发电256度，即一年3072度。界面新闻记者随机走访四个村乡后发现，情况基本吻合，但也有数家难以超过2700度。

3月15日金寨县汪冲村某户的发电量，该户从2015年7月开始发电。摄影：熊少翀

光伏发电受天气阴晴、气温高低等自然条件影响较大。除此之外，全民光伏PV Plus首席运营官刘杨对界面新闻记者称，组件、逆变器效率、组串设计，以及遮挡、角度和灰尘等因素，均可能影响发电量。

村民们也并没有养成日常维护光伏板的意识。“以前没听说过这东西，现在也当它不存在。”小南京村的一位户主说。

相关部门正在考虑加大电站规模以提高贫困户收益。去年10月19日，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考察金寨光伏扶贫工作时称，“贫困户每户3KW规模太小，能否提高到每户5KW。”

该建议即将得到落实。时培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国家能源局和国务院扶贫办将在近期下发文件，对包括金寨在内的全国471个县的光伏扶贫工作予以支持，并计划引入PPP模式，给每户符合要求的贫困户安装5KW的分布式光伏电站。届时约有200万户贫困户将受益。目前，各县正在上报方案。

村民普遍担心补贴政策的稳定性。“说是三年能回本，可是万一国家不补贴了，政策变了怎么办？”

“我们也有一样的担心。”时培甫说，如果补贴发放不及时，县财政也很吃紧。

村民的另一个顾虑是光伏组件故障所产生的维修费用问题。虽然每户已经买了20元一年期的保险，最高保额1.6万元，在可保范围内，如冰雹、飞石等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故障，县政府进行维修，但人为破坏的，需要户主出钱维修。

“第一年出故障的可能性本来就小，可以后怎么办？”黄林村的一位村民说。

农用地被政府征去后的村民，再就业的现实亦摆在眼前。金寨县的就业机会并不多，家中有老有小的农民不便外出打工，只能闲散。

“（在金寨的光伏企业）有种草、绿化等活计，却不找我们干，从外地请人干。”去年10月，小南京村的村民们与信义光能的员工发生争吵和肢体冲突。有六七位村民被打伤住院。

时培甫向界面新闻记者证实了此事，“当时村民把地面电站的围栏都拆了，后来县政府出面，公安也介入了。”他说。

不过，他并不认同村民的观点。“不能说租你家的地就必须得用你的工，企业用工也有自己的标准和选择权。”时培甫认为，这是“不合理的诉求”。

时培甫也承认，当地政府有一定责任帮助失去土地的农民再就业，既要做失业培训，使其掌握某些就业技能，也得尽量安排本地就业。“但不能所有的事都指望政府解决。”他说。

目前金寨县安装了分布式光伏电站的还包括非贫困户。2015年，金寨县共有876户非贫困户加入其中。与贫困户仅需出资8000元不同，非贫困户主必须出资1.2万元，剩下一半由政府提供无息贷款。

非贫困户并非全部自愿加入。“村委会要求安装，说‘不会赔本，而且收益稳定’。”白塔畈乡的一位户主说。

“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时培甫向界面新闻记者称，去年原本计划安装11762户，最后退掉了5000多户非贫困户，分三次退款。

“去年6000多户只用了一个半月就完成了，推进太快就难免出现各种问题。”时培甫称。

（文中张元昌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