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者的实干观——

“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何况人呢？”

也许因为李瑞环自己就是从最基层干上来的，所以他特别强调官员的实干作风。1985年5月29日，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就在《天津日报》上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兴邦之道——再谈少讲空话，多干实事》。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有些同志沾染了一些很坏的风气，他们习惯于坐在屋子里，豪言壮语，气吞山河，听起来似乎决心很大，道理很多，但只有唱功，没有做功，嘴行千里，屁股在屋里。高谈使他们浪费了很多时间，阔论使他们耽误了许多事情。有些同志“茶碗一端，说话无边；香烟一点，专说人短”。他们习惯于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是不说怎么样才对；他们总喜欢说这人不行，那人不行，就是不说自己行不行；他们不当运动员，只当裁判员，只吹哨不上场，谁“进球”吹谁“犯规”；你在前边干，他在旁边看，干好了他说“早该如此”，干错了他说“意料之中”。他们涣散了别人的斗志，污染了周围的空气，误事、误国、误人、误己，此患不除，四化难矣。

去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到北京市西城区主持召开一个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座谈会。会上，他讲了一个关于“空谈误国”的故事，把与会者都逗笑了。这个故事是他从尚未正式出版的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上读到的。其实，这是李瑞环1992年1月25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的一段话。

宣传思想战线的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事业心，作风要扎实，思想要艰苦，虚功要实做。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何况人呢？

原来，湖北神农架地区野猪糟蹋庄稼厉害，群众叫苦不迭。乡村组织民兵驱赶，花费很多人力也不见效。后来有人想了个“高招”，用录音机录上狮、虎的吼声和人声、枪声，用高音喇叭播放，开始果然有效。但几天后，野猪试探着往庄稼地里凑，用身子靠靠绑喇叭的杆子，发现仍只是叫喊而没动作，就甩开嘴巴把绑喇叭的杆子拱倒了。当地人说，说空话、唱高调连野猪都骗不了!

1994年10月，李瑞环在听取有关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曾引用李自成的故事说明形式主义的危害性。

实在地讲，现在形式主义的东西、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仍然不少。比如各种各样的节日越来越多。当然有些节日如国庆节以及一些民族传统节日等，庆祝庆祝，办得好一些，也属必要。问题是现在节日太多太滥，各地方有各地方的节，各行业有各行业的节，各种产品有各种产品的节，西瓜有西瓜节，橘子有橘子节，茶叶有茶叶节，花卉有花卉节，可谓名目繁多。民间传说，李自成进北京，本来该坐42年天下，结果他天天过节，把节日提前过完，42天就败退出北京。这说明老百姓都知道天天过节是不祥之兆。节太多，庆祝活动、纪念活动太多，不必要的会议和应酬太多，使领导同志的时间被严重肢解，难以集中精力想大事、抓大事、办实事。而且每次活动、每逢过节都要花很多钱，助长了奢侈之风，群众对此反映强烈。所以，必须提倡领导干部塌下心来琢磨事，扑下身子干工作，不能整天处于应酬之中。

为官者的实事求是观——

“人总是有优点有缺点，有长处有短处，不能把自己的长处搁在脑袋上晃悠，把人家的缺点从屁股底下抠出来跟自己的优点比”

一个人、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国家，在处理复杂、关键的问题时，固然需要丰富的知识，但更需要智慧与方法。李瑞环认为，一个好干部，不仅要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还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尤其是要把辩证法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去，“处处都有辩证法”。

1990年4月28日，李瑞环在《人民日报》国内记者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了官员“言行要符合实际”的问题。

在天津工作时有人问我，讲话为什么那么难，准备了很长时间，人家还说听着别扭。我说原因有三：一是水平问题，像我当木匠的，叫我当市长，现在管意识形态，当然就难；再一个是由于问题重大，需要慎重考虑，也比较难；还有一个是说的不是自己的话，不是怎么想怎么说，而是说违背本意的话，当然就困难，听的人也觉得别扭。我们是搞唯物论的，总是要力争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实际,但有时官越大越不容易符合实际。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很多人往往在成绩和问题面前，不能保持客观对待的态度。这方面，李瑞环曾在2002年两会期间有过精彩的表述。

既要充分地肯定成绩，又要清醒地看到问题。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举世公认的。在公开场合，在群众中，在宣传报道里，要多讲成绩，多讲大好形势，以鼓舞士气，凝聚人心;但在党内，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在研究工作时，则要多谈问题，多看困难，多找不足，以保持清醒，作最坏的打算，图最好的结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最大的问题是对问题缺乏警觉。毋庸讳言，我们现在确实面临不少问题，有些问题应该说还比较严重……比如说腐败问题。这些年我们下了很大的力气抓，杀人都杀到国家领导人一级了，但还是没有遏制住，有的甚至愈演愈烈，特别是贪污受贿的案子越来越多，涉及的钱数越来越大，职务越来越高，群众反映十分强烈，等等。我们许多在位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在会上听到的都是“满台锣鼓响，一片赞扬声”，很少有谈这些问题和问题的严重性，谈问题怎么解决；很少有人说出这么多问题的原因在哪里，上下都有意见，谁也没有责任。长此以往，非出大问题不可。

在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上，李瑞环也总结了很多经验。他特别强调，“团结稳定”是一切事业的基础，尤其是一个班子里的领导干部，要客观认识自己的优缺点，互相以诚相待。

俗话讲，有缘千里来相会，能在一起工作，真是个缘分，有这么一段合作共事的历史，应该留下美好的记忆。人总是有优点有缺点，有长处有短处，不能把自己的长处搁在脑袋上晃悠，把人家的缺点从屁股底下抠出来跟自己的优点比；一个班子总有强一点的弱一点的，没有弱一点的也显不出来强一点的，你强是因为有弱一点的托着，相互可以取长补短才成其为班子；一个班子总是有文的有武的，一个乐队有吹管的、有拉弦的，但指挥就是一个人，大家都当班长、都来指挥，就没法办。所以我说，假如把12个省委书记弄到一个班子里，那这个班子肯定弄不好。

为官者的用人观——

“对一起工作的人，乃至对自己的下级，当面好好好，偷偷地跑到上边告一大状……决不能让这种人进领导班子！”

2010年，李瑞环出版《务实求理》一书，其中他讲到了一种怪现象，那就是有的单位用人制度不够透明，选拔干部时搞“帮派”。这次，在《看法与说法》里面，他又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改变用人制度。一叫体制，二叫用人。体制也是人确立的。政治体制改革，说来说去是用人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如果干部人事制度不改革，其他一切改革都靠不住……我们现在的干部人事制度从下边往上边看，透明度很低，掩盖物太多，搞得有些神秘化。为什么有些干部怕领导不怕群众，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在群众面前什么离谱的话都敢说，什么离谱的事都敢做，怕仆人不怕主人，就是因为他的命运在领导手里，吃谁的饭，当谁的官，拿谁的钱，把领导赏识和群众拥护看作两码事。要增强选拔干部的透明度，去掉笼罩在干部人事制度上的神秘色彩。要使我们的干部一开始就最大限度地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以利于群众发表意见，使群众到关键的时候能起作用。做到这一点，就是一大进步。

1987年11月29日，李瑞环在“推荐天津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人选”会议上，曾对一些选人用人方面的不良风气进行过深刻剖析。

现在社会上存在着一种歪风：有的人不干事却事儿很多，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你长我短，一帮一派。我讲过领导干部要坚持“四人”：诚恳待人，平等待人，一视同仁，知人用人。领导之间有意见，可以当面讲，我最不喜欢背地里鼓捣人的人。和我打过交道的人知道我这个脾气，或者叫毛病。我讨厌告黑状的人，对一起工作的人，乃至对自己的下级，当面好好好，偷偷地跑到上边告一大状，有内容，有记录，很系统。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先问他，你找他谈过没有？你批评过他了没有？那么作为你的同志、你的部下，你看到缺点不找他谈，不批评他、帮助他，跑我这儿来说这一通是什么意思？是证明你正派呢还是证明你忠于领导？我不反对向领导反映情况，但处事要处以公心，对同志要好心。同志之间有意见可以当面谈嘛，我们决不能让这种人进领导班子！对人总是要宽厚，总是要诚恳。待人以诚、以宽。其次是实实在在地干事。你说我们这个班子里边有多大的本事？没有。我出过一个题：两头骡子拉车快还是两头驴拉车快？毫无疑问，一般地讲两头骡子拉车快，力量大。我说未必——一个往前拉，一个往后拉，把车拉散了。小毛驴劲不大，但一股劲蹦跶蹦跶老往前走，一定比骡子快！

2002年2月，李瑞环在听取中央统战部汇报时所讲的一段话，对我们领导干部的用人观，也是极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执政50多年了，政权、军队都在手里，如果说还有那么多人反对你，就要认真想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举两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人和事。小靳庄过去很有名，这个村的支书在“文革”后期当了宝坻县的书记。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批判他，他不理解，说“当初到县里来是你们让我来的，现在你们批我的那些理，我连听都听不懂”，说完话，拎起行李、骑上自行车就回家了。他以后在村里带领群众致富颇有成就，村里党员又选他当书记，有的人想不通，认为他是“三种人”(“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我问他还是不是党员，既然是党员，既然是多数党员都选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他当村支部书记后干得非常好。还有孙健，一个烧锅炉的，在“文革”中当了副总理，在位时也说了不少昏话。下台以后，他告诉别人，自己糊里糊涂地上去了，糊里糊涂地下来了，他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整党时，有人提出把他开除出党。我为此专门找了薄老，希望将此人留在党内。孙健本人深受感动，跑到天津市委组织部大哭了一场。这个人回到单位后同样干得很出色。我举这两个例子，想说明一个道理：许多人并不是鬼，是我们自己疑神疑鬼，结果把人变成了鬼。若干年来，在民族工作中，在其他许多方面，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为官者的学习观——

“有些文章写得不好，不是词汇不够多、句子不够美，而是在鼓捣字儿上花的时间太多，在研究事儿上下的功夫太少”

李瑞环爱读书是出了名的，他不仅自己读书，也大力倡导干部们多读书。他认为，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的最大威胁。

1987年，天津召开了一个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会上，李瑞环介绍了自己的读书经验。

我体会最基本、最重要的是：硬着头皮去读，咬紧牙关坚持。就像古时读诗词一样，先会背诵，后解其义。这样做当然很苦，读书怎能不苦？自古以来都叫“苦读”，“寒窗苦读”，“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你不动摇，不松劲，只要你能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终究会迎来“蓦然回首”的新局面。要勤于善于思索，“学而不思则罔”。读不懂读不进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思索。思维活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是获得理性认识必需的条件和过程。要坚持多思，学会善思，养成思索的习惯，这不但可以增进理解，还可以增加兴趣，增多学习的时间。要学会联系，联系实际、联系工作、联系生活、联系常见和熟知的事例去理解书中的内容……

读书和写文章是紧密相连的，李瑞环还就写文章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没有专门学习过写文章，现在也不能说会写文章，但我做过一些实事，研究和处理过一些问题，总觉得写文章与总结经验有密切关系……写文章讲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讲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但如果缺乏对生活实践的深刻了解，缺乏对实际问题的深入研究，言之无物，无病呻吟，也就无法写出具有“三性”的好文章。我们有些文章写得不好，不是词汇不够多、句子不够美，而是动机上、内容上、方法上有毛病，在鼓捣字儿上花的时间太多，在研究事儿上下的功夫太少。为文章而文章，从文章到文章，这种方法，永远写不出好文章。

对于一些领导干部在讲话或写文章中出现的不好现象，李瑞环也提出了批评意见。

领导干部讲话、文章中引用一下诗词典故，可以画龙点睛、节省文字，用得好还可以提神，但过分地、刻意地花太多工夫去寻章摘句，没多大意思。我这里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一年中秋节和民主党派成员赏月，事前我也找了两段有关中秋的古诗，但到我讲话时，前面的人把我准备的诗都用过了。我说：“我找的几首诗，你们都用过了，我再重复背也没什么意思了。但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对我们这些日夜忙于实际工作的人，找、背几句诗很难，我想老百姓也不会希望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查诗背诗，这不是我们的职业。但我们有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作家诗人，他们可以花点时间按诗词的描写对象分门别类地编一本书，或者叫词典。这样我们查找起来就方便了，他们也有活干了，岂不是两全其美！”后来还真编出了这样一本书，叫《古典诗词百科描写辞典》。这个书很受欢迎，印了很多次。序言里就是我前面这段讲话的意思，是说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者叫正业。领导人喜欢点历史、文学是好事，但不务正业，影响了本职工作，就变成坏事。历史上不务正业的人不少。当皇帝写诗最好的应该是南唐后主李煜。作为一个皇帝，他的诗放到诗人里边或用现在标准看也算好的。但是，他垮台了，被俘虏了。中国还有个皇帝喜欢唱戏，就是唐明皇，梨园就是从他那里说起来的，到今天唱戏的祖师爷还是唐明皇。最后怎么样呢？连老婆都保不住，自己跑到四川去了。还有个皇帝喜欢写字画画，这就是宋徽宗，字写得好，画也画得好，在中国书画史上很有位置，现在卖得也很贵，结果怎样呢？把国家搞垮了，自己也当了俘虏……我不是说领导干部查书背诗不好，而是说领导的时间有限、宝贵，比这重要的事多着呢！(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