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清

摘要：本文以贵州、湖南、广东等茶区的茶产业实地考察为切入点，梳理了我国茶产业在政府主导模式下的产业发展总体现状和宝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茶生产、茶品牌、茶销售等方面各地区政府的不同举措，对未来地方茶产业困境及发展路径进行了有益探讨。

关键词：政府主导模式；茶产业；茶品牌；地方茶文化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其总体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为了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各地政府将大力发展茶产业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农村扶贫攻坚的产业推手，各产茶区努力将茶产业做大做强，甚至一些原本很少种茶、产茶的地区，都在积极打茶产业牌。在这一背景下，对政府主导模式下茶产业的发展现状、经验、困难做一个深入的梳理与分析，并思考茶产业未来的发展路径，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2017年～2020年，笔者作为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茶文化考察组成员，曾多次深入贵州、湖南、广东等茶区进行实地调研，本文结合各地茶产业发展实例以及笔者考察茶区的见闻和思考，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政府主导模式下中国茶产业发展的总体现状

2017年，考察组先后去了三个贵州地级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遵义市、贵阳市）下辖的四个市县区（都匀市、独山县、务川县、花溪区），分别走访了五个乡镇（都匀毛尖镇、独山影山镇、务川黄都镇、务川大坪镇、花溪久安乡）中的五个自然村（毛尖镇坪阳村、影山镇甲乙村、黄都镇大竹村、黄都镇万元村、久安乡新寨村）等，深入田间地头接触了当地的茶企、茶农和一线的村干部，实地了解贵州各种茶叶生产形态。总体来看，贵州省已既有现代化的茶园、标准化的茶叶生产线，还有农户自营茶园、稀有的古树茶园，野外状态下的高树茶种等等。但回顾十多年前，贵州的茶产业还处在初级阶段。

2007年以前，贵州茶园面积只有102万亩，2007年3月，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茶产业发展的意见》，力争2010年全省茶园面积发展到150万亩，2015年达到300万亩。[2]近年来，贵州在政府主导下，依托大数据中心建设发展茶产业。比如2016年亮相的“贵州茶云”，通过“大数据技术集成茶叶品种选育培育、茶叶种植生产、加工制作及茶文化传播、销售等茶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数据，构建集数据分析、建模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平台”[3]。这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昔日“山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的贵州，在政府强力主导下发展茶产业，如今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产茶大省。贵州省政府在一片产能过剩的担忧和议论中，坚定自信地让茶叶种植面积连续6年跃居全国第一，种植面积680万亩，茶叶投产面积561万亩。由政府主导的贵州普遍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管理模式，发展之初，政府投入大量补贴，农户种植一棵茶树，政府补贴150元钱，如今贵茶依托都匀毛尖、遵义红、红宝石、绿宝石等品牌，主打贵州茶，突出贵州生态优势，地理环境优势，凸显贵州好山好水出好茶的产业定位。应该说，贵州的这一战略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贵州的资源优势得到了较好的发挥，贵州的地域品牌近年有了很大的提升，与茶有关的产业在当地精准扶贫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地农户从中得到了实惠。从没有那么大的茶园到拥有全国第一的茶园，从没有话语权到中国第一的茶叶产量，贵州在政府主导下，盯准云南、湖南、浙江、四川等茶叶大省，硬是杀出一条茶产业之路。持续十年的茶产业推广，在贵州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绿水青山，也极大地提升了贵州的旅游品牌质量，这是尤其值得赞许的。相比于贵州的全国第一的茶叶种植面积和相对较低的茶产值，湖南茶产业的数据要好看得多。湖南支持地方以优势企业和行业协会为依托打造区域特色品牌，“把茶叶作为全省强农行动、乡村振兴的十大产业、七大千亿产业给予重点扶持”[4]。2020年，考察组利用暑期奔赴广东潮汕地区，英德地区考察，奔走十一天，行走了十多家茶企，搜集了解了一批最直观最前沿的资料，也目睹了广东地区茶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比如英德红茶的成功，就与当地政府的大力主导分不开。

综上，从贵州到湖南再到广东，我们走了那么多的茶山茶企，接触了当地政府供销社系统和主管茶产业的农业局等部门，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当地政府在茶产业发展中，都起到主导作用。过去一家一户的茶叶生产模式，在今天与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完美融合。在具体的做法上，各地都有各自的特点，贵州是政府强势推广，湖南是依托湘茶集团的品牌战略大打湘茶牌，广东则是以龙头企业撬动银行资本和政府资本，做法不一然而殊途同归。各地茶产区的茶叶生产模式，都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产业发展思路和方式，尽管有各自不同的特点，生产模式是一致的。这种政府主导的茶叶生产模式，有利于短时期内振兴乡村战略和脱贫攻坚，但是单纯从茶叶生产产业链来说，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还是比较巨大的，比如贵州，从一个茶产量籍籍无名的省份到抢滩茶叶种植面积第一的产茶大省，只走了十多年。这样的速度非常惊人。然而，与产量第一相比，各地茶叶总产值仍然比较低：2019年贵州茶园面积760万亩，产值451.2亿元；2019年湖南省茶园面积达280万亩，该省茶叶综合产值约为910亿元；2019年广东茶叶种植逾百万亩，产值料超143亿；2019年云南茶园种植面积638万亩，茶产业综合产值达936亿元，等等。实际上，如何解决好政府主导和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显然还有很多的可能性。

二、顶层设计打造区域化茶品牌的地方经验

从政府主导模式而言，既然把茶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举措，就要作好顶层设计，要改变好茶卖不出好价钱、好茶打不出知名度的现实。考察组走过的很多茶区，很多茶区对茶叶的定位是立足于干净茶、生态茶并为之做出了不竭余力的宣传，然而对于茶叶品牌的打造还远远不够。茶叶作为一种饮食产品，干净卫生环保有机只是基本要求，政府应该做好茶叶产地的生态治理，从严监管，才能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活下来，使之成为政府、基地、茶农的自觉追求。

（一）做好顶层设计树立中国茶品牌意识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极其重视茶区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干净茶和生态茶的口号也是全国主要产茶区的共同目标。因此，需集全国之力，树立大地域观念，不搞恶性竞争，形成中国茶的品牌合力。另外各地应该注重原产地茶种的保护和推广，并致力于茶叶标准化规范的建立。

首先，在茶产业的原产地保护和发展上，既要有共同的味道，也要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需求。这里所谓的特色，是指既要有原产地特色，也要有与这个特色相匹配的标准化要求。这个标准化，是政府主导模式下可以尝试去做的。就中国人的饮茶习惯来说，有人爱喝绿茶，有人爱喝红茶，有人习惯黑茶的味，有人酷爱普洱，有人着迷凤凰单丛的香，年青人爱喝高香型奶茶，老年人习惯古树的烈，中国茶的魅力恰恰就在这里，千变万化，总能满足人的某种味蕾。作为一个政府主导的产业，政府不是要参与到某一品牌的茶叶经营活动中去，而是要利用行政优势，通过制定标准组织一些有公信力的推广活动。

其次，要与茶叶销售结合，打造值得信赖的品牌。在考察中发现，各个层级的政府部门都热衷于举办各种大赛，评出各种奖项，其中不乏权力寻租的问题。热热闹闹地评奖活动，却与茶叶销售与出口无关，甚至未能引起广泛的地区效应。比如贵州古树茶资源丰富，有大叶种、中小叶种高树、乔木、灌木等，这是贵州的宝贵资源，只保护不开发不利用，是对丰富资源的浪费，在未来茶叶产业战略中，应更多组织技术力量攻关，在漫山遍野的外地茶叶品种的台地茶中，加大贵州原产地品种培养开发力度，并且在这基础上打造贵州独有的味道和品牌。与此同时，品牌打造还应与原产地茶种推广紧密集合，共同打造独特的贵州茶叶味道、中国茶味道。茶企、茶产业管理部门、政府在有限的资金投入中也应更多关注品牌打造与口味引领创新，培养和引领消费者健康向上的饮食伦理生活方式。

再次，要加强工业标准化制茶力度，争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比如，考察组在广东英德发现，广东的茶产业发展是非常符合世界潮流的，英德红茶的制作工艺和质量已经达到国际高级红茶标准。中国茶要走向全世界，就必须走工业化标准化的道路，它所取得的成就也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是水肥一体的智慧型茶园，全过程不落地的机械化生产工艺，包括现代机器人采茶等技术，还是由院士团队研制的世界最高水平的生物虫害防治技术，以及即将投产的精制茶生产线，都代表了目前中国茶企的最高水平。英德红茶的产生就是为了出口创汇，多年的经营，培育了迎合英式红茶香高味浓的品质，尤其适合添加各种味道，从年龄段来说，比较接近年轻人的口味，英红要做的市场，必须细分客户群体，定制个性化产品，满足各群体的诉求。

（二）依托优势企业打造区域特色茶品牌

茶叶生产在中国从家家户户的个体种植生产到如今企业加农户合作化模式，在保证产量的同时如何创造品牌依然是产业化发展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单打独斗的产业模式如何适应现代化工业化的生产模式，从一时一地的区域性公共品牌到地理标志产品再到中国茶叶的公共性品牌的建设在今天依然是大问题。

政府主导模式下的中国茶产业发展之路虽然能在短期之内见到效益，但是建设中国茶叶品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条路依然任重道远，困难重重。作为品牌建设，必须在竞争中壮大成长，从一个地方性品牌到国际级品牌，可能涉及到公共品牌建设的问题。面临如何统筹发展的问题，纵观中国茶叶市场，中粮、大益、八马、天福，算是影响较大的品牌，但这些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现状依然不容乐观，我国茶叶区域性农业品牌建设之路更是面临许多问题。比如贵州，茶叶产量第一，茶叶区域性农业品牌缺失；云南是茶叶大省，有中茶、大益等知名品牌，但是山头林立，标准化覆盖有限；湖南安化举全域之力打造黑茶区域性品牌，但也不能全域覆盖，湘茶集团通过入股参股买断等方式力图整合打造湘茶品牌，但在市场知名度和占比上还是不容乐观的。相对而言，广东近年通过民间资本打造龙头企业撬动金融资本打造区域性品牌成果显著，比如英德红茶，其本身具备最便利的出口优势，在政府主导区域特色茶品牌建设思路下，英德红茶进一步得到了区域化的放大和助力，由出口转内销，在千军万马的国内红茶市场去分一杯羹。纵观总总，国内市场竞争惨烈，在品牌细分、客户细分等方面殚心竭虑。茶叶这一传统产业从业人员众多，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无论是在乡村振兴还是脱贫攻坚的战略中都占有重要地位。随着资本涌入，茶产业形势更是风云诡谲，面临总总机遇与挑战。如何在竞争如此剧烈的茶叶市场存活下来，是各个茶区和地方政府都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对此，湖南茶产业发展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挖掘茶文化历史底蕴，凝练区域特色品牌。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对地区茶文化的历史传统挖掘，通过文化赋能进行品牌塑造。比如，安化县政府有意淡化本地的茶叶品牌，以“安化黑茶”区域性品牌，借助各种媒体展会推广安化黑茶，获得较大成果。其次，利用品牌优势延伸茶叶产值。作为全国最大的黑茶产区，湖南茶叶的附加值是比较高的，湖南黑毛茶采摘时间从谷雨后延续到芒种，依据不同的口感要求进行拼配，黑茶独特工艺延伸了茶叶的产值。黑茶的这种特点是值得的别的茶叶产区借鉴的，比如普洱，以其越成越香的营销神话消化了大量的毛茶，君山黄茶也采用独特的窖藏和发酵工艺在茶叶的加工和销售上突出其区域性品牌优势，英德红茶等等也都依托其独特工艺延伸了茶叶的产值。再次，依托科技创新，实现茶消费的深度发展。衍生高科技茶品，开发广受年青人和市场欢迎的茶叶产品，是考察组在此行中感触较深的。比如，湖南省茶业集团研发出了臻溪“轻轻茶”黑茶金花茶这一科技成果转化产品，并且登录美国香港等海外市场。湘益集团适应现代快捷生活开发湘益茯茶速饮产品，简化泡茶程序，君山银针开发金花黄茶，紧压茶，迷你小金砖，以利于黄茶的深度保存和推广，使其在旅游市场上占据伴手礼一席之地。这种探索思路是尤其值得茶企推广学习的。大益集团推广大益茶庭也是为了适应新兴消费市场的需要，这都是利用品牌优势延伸茶叶产值的极好范例。

（三）注重扶贫攻坚观照下的茶产业链延伸

考察组在湖南吉首隘口村考察时发现，在这个90年代95%的人口是贫困人口的小山村，近年来凭借茶叶种植加工以及茶叶品牌销售实现了全村脱贫。2009年，村支书向天顺辞职返乡开始种茶。当时村里只有130多亩茶叶，没有形成品牌，市场也没有打开。在州市农业部门的鼓励下，向天顺自筹4万元再加上35万元贷款，开始动员村民种茶或恢复茶园。隘口这个深度贫困村，因为有“合作社”这个好平台，有“湘西黄金茶”这个好产品，有“辞掉工作一心为民”的能人村支书向天顺的带动，吸引了大量的年青人回乡创业，乡村产业发展，留住了年青人。目前，隘口村全村茶叶种植达到了15000多亩，全村人均年收入增加收入超过8300元，预计到2020年人均年收入可达2万元以上。

品牌的热销带来了茶农的增收，考察组探访的茶园和小茶企中，大多在8月前绿茶就已经销售完毕，剩下的黑毛茶也因为有大牌茶企的支撑，基本不愁销售。由此可见，茶产业的健康发展，必须照顾到广大茶农的收益，让他们实实在在享受到实惠，农民才有种茶的积极性，乡村也才留得住人才。在参观松阳坪村的百尼茶庵茶叶有限公司时我们了解到，公司总经理饶文兵是当地颇有名气的企业家，牵头组建了崖边野茶茶叶专业合作社，发展社员一百多户，现在的百尼茶庵年加工茶叶4万担以上，年收入近8000万元，成为当地一家知名的龙头茶企。[5]饶文兵的大儿子在大学毕业以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带着城里媳妇回到茶庵铺，帮助父亲从事茶叶生产，目前主要从事电子商务与销售和茶旅融合产业发展；小儿子还在上小学，已经是一个有模有样的小小茶艺师，在香港茶展上惊艳亮相。父子相承，薪火相传，后继有人，正是湖南茶叶产业未来的强大生命力。

相比之下，贵州的茶农收入还是不尽如人意。贵州是人口净流出地区，乡土留不住年青人，这与种茶收入不高有直接关系。考察组在实地走访时明显注意到：在茶园采摘的人大多数是老人、女人，很少见到中青年男子，在与农户聊天时也听到农户反映种茶一亩一年的纯收入不超过3000元，一户有茶园面积少则3-5亩，多则20、30亩，平均数为10亩左右，这样普通农户在种茶上的年收入也就3万左右，远远低于进城务工的收入，甚至比种菜、种苗木的收入都低。虽然国家和省市都有农业补贴，但落入农户手中的部分较少，大部分直接补贴了基地、合作社或企业，农户依然是收益最少的群体，这不仅影响他们在生产方面的投入，也会严重挫伤他们的子女进入茶叶种植事业的意愿。有的村寨，因为茶农种茶得不到应有的收益，有部分茶园处于抛荒状态，这是极大的资源浪费，这需要贵州茶叶产业持续关注。贵州近年来经济发展很快，但贵州依然是贫困人口较多的省份，把扶贫与茶产业深度融合，既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也是贵州脱贫攻坚的硬骨头，做好茶产业，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打开销路，实现茶农的增收脱贫。把茶产业作为国家扶贫攻坚战略的一部分，必须是政府主导下的茶产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三、未来茶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破冰思路

在深入的考察过程中，笔者也对政府主导模式下的茶产业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知。面向未来深化发展，笔者认为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茶叶种植同质化高，特色优质化低。比如，茶园良种化程度虽有大幅提升但同质化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贵州，优质原生种茶推广力度不足，推广700多万亩茶园，多为引进品种。政府主导产业容易出现大干快上的问题，为获得国家资金补助而推广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在考察中，考察组经常听到茶农抱怨政府补助资金大多落在合作社和茶企，这一现象也有待进一步调研和解决。第二，茶叶制作资源利用率低、能耗大。考察发现，部分茶区限于技术条件和生产工艺，仍以柴、炭焚烧为主，资源利用率偏低、能耗大、污染多，而对细嫩茶青原料的浪费也很明显。比如贵州部分茶区政府和企业绞尽脑汁节能减排和原料循环利用，想了很多招，吃茶叶的鸡蛋，用茶叶做鱼饲料，用古树茶籽榨油等等，但问题依然严峻。第三，茶园技术人员紧缺、管理水平整体不高。考察组在贵州看到农业局派到茶山茶园服务的科技干部工作量极大，人手紧缺，如果细化管理，科技投入和服务更是严重不足。第四，茶产业科技化生产、标准化程度依然不足。从种植栽培到采摘加工环节，对新型科技制茶的标准化程度不高，尤其是在每年茶叶生产较为集中的时间段，缺乏熟练采茶工、制茶师，使得人工成本高，茶叶价格自然也就偏高，间接影响了大众对茶饮品的接受度。

面对这些问题，需要政府部门和茶企以及科研机构联合发力。总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可能的破冰之道：一是要利用“互联网+”深层次调整中国茶产业结构。比如像喜茶、丧茶、奈雪の茶、茶颜悦色为代表的茶饮品牌的销售传播模式也是值得茶企关注的，新式茶饮“新”在快消费、高颜值、多种类。这些创新茶品，迎合了年轻人的心理需要，其销量令人惊叹。互联网和市场确实给我们传统行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大浪淘沙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传统茶产业必须思考和应对。二是要多元化挖掘茶产业文化资源，构建从茶道到哲学意义的学科构建，促进茶道哲学的发展。比如，结合儒家文化天人合一、修齐治平的君子追求，传统佛教、道教的审美情趣和豁达人生态度等，结合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校准，塑造人们饮茶中的人文情怀。正是这些这些独特的文化内核让饮茶超越了单纯的饮品，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哲学升华。实际上，茶生活在如今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象征着现代社会快节奏之下的人的一种生命的价值观。三是要引领潮流，讲好中国茶的故事。俗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做好茶也要注意讲好中国茶的故事，并把这个故事上升到哲学层面去讲述茶故事，引导饮茶群体在一杯茶汤中感受精神境界的变化。中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在茶的生产、饮用、社交、健康、礼仪、文化等各方面都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应该充分挖掘其中的“故事”，以中国茶这个文化载体更好地与全世界各国人民交谈，讲述好中国的茶故事。

总而言之，中国人饮茶之历史久远、茶区之广阔、茶艺之精湛、名茶之多样、品质之优良，都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根源上说，中国茶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国文化温和包容，讲求和而不同、平等相处，这与清静俭德的茶文化是完全一致的。中华民族正在谋求现代化发展，民众对于生存环境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也在不断上扬。面向未来，用科学精神、哲学思辨和人文情怀去做一杯最好的中国茶，是我们茶产业从业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在我国倡导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当下，以茶为媒，推动“茶文化共同体”[6]之路建设是其中应有之义。对于中国茶产业发展而言，坚持政府主导模式的不断创新发展之下，必然能够继续创造辉煌的未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