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引子：广东也有贫困县？
1991年3月，北京西山某地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会议的战略意义，从两个历史节点可见一斑：
首先，这是自1986年我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开展扶贫开发工作5年以来，首次全景式总结回顾。这也契合我国经济工作“五年为一周期”的习惯。
其次，1991年7月是建党70周年的重大日子。因此解决大多数贫困地区——尤其是革命老区——群众的温饱问题，不但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工作，更是直接上升到政治高度。此前，有老同志杵着拐杖找到会议负责人，一边流泪一边质问：
建党都快70年了，老乡还在为吃饭犯愁，这是我们的失职啊。
因此，这次会议规模一扩再扩，最后参会的人员，有不少来自于地级甚至县级行政区划。
话说开会前一晚，来自天南地北的县市级干部凑在一起小范围交流扶贫信息。不一会，进来一位中山装熨得比西装还挺、夹着的猪皮皮包比“大款包”还鼓的老同志，操着极富辨识度的“广白普通话”问：
各位手足，系唔系交流扶贫经验吖？
现场鸦雀无声。
半晌，一位干部嗫嚅道：
您是广东来的…传授先进经验的老师吧？
憋红了老脸的广东同志手舞足蹈、一番费力解释后，大家才知道，这位来自正儿八经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即后世的国家级贫困县）。
大家便恢复了你一言我一语的“巴适”闲聊，不过话题中又多出一项新鲜的谈资：
广东省居然也有贫困县…
震惊的我！
时间一晃二十年。2020年11月，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其中就包括粤东的陆河，粤北的阳山、乳源。
但这并不意味着广东省脱贫攻坚任务已经全面完成。事实上：
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完美的解答。
❷ “粤来粤劲”下的尴尬冷场
1月20日，2022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出炉。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1年广东生产总值为124,369.67亿元，同比增长8.0%，两年平均增长5.1%。
这是全国首个GDP突破12万亿的省份，也让广东连续33年稳居全国第一。
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统计数据，GDP总量十强中，加拿大（2.02万亿）、韩国（1.82万亿）分列第九、第十。这意味着，如果折算为美元，广东省（1.92万亿）仅微弱落后于加拿大，排名第十，真正诠释了什么是“富可敌国”。
而更让广东人民扬眉吐气的是，2021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不但成功地超过了韩国，也高出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三地的总和。昔日“三来一补”的承接地，已经全面领先于产业转出地。
还记得1992年1月23日，总设计师在南海边“画圈”时指出：
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
这一次，广东人民足以自豪地报告：
不辱使命。
当然，总体上亮丽的答卷不能掩盖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最直观的感受是，广东人民的钱包并未相应鼓起来。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4,993元，落后于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等5个省市，与“7万元俱乐部”的上海、北京颇有差距。
这与人们印象里“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刻板印象相差甚远，甚至引发了“不会吧，不会吧？”的惊呼。
的确，广东坐拥4座万亿GDP城市（深圳、广州、佛山、东莞）。其中，广州与深圳长期以来在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中位居前列；甚至于，2021年深圳市人均GDP更是超过了3万美元。
然而，越是这么耀眼的成绩单，反而越凸显出一个尴尬的事实：
在广东省21个地市中，有14个（占比2/3）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注：如果根据IMF最新数据，2021年中国人均GDP为11891美元，惠州排名危矣…
❸ 为什么局部地区发展不上去？
如果是经济腾飞的过程中，有个别地市与地区出现“掉队”，那也许可以从特殊性方面解释。但从1988年之后，广东省经济总量就独步全国各省市，30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下，多数地市经济发展却大大滞后，这已不能由思想观念、文化差异、政策支持、人员素质等“软实力”予以解释。
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呢？
纵观历史，自秦始皇派赵佗、任嚣将岭南纳入版图以来，两广置身于中华大家庭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汉武帝平定吕嘉之乱后，以广信城为治所，以东辖地即为广东。
从地理上讲，广东是一个多山的省份。
你以为的广东省是这样的：
但真正的广东是这样的：
横七竖八的山脉、万流归宗的水系，使得广东省的东、北、西三地之间交流成本极高。水千条山万座汇集之下，广东的精华集中在了得天独厚的珠三角平原；其他地区更多地依赖于水系分布，与珠三角发生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
以语言为例，在外人听起来都一样的“广东话”，其实各地差异相当明显——严格说起来，全球共有1.2亿人使用的粤语，其实是由包括广西白话和广府话在内的9个方言片区组成。但令人意外的是，几乎所有粤语区人民都能听懂广州话，但广州人经常听不懂其他地方的粤语…
这是因为，各片区粤语的分布，不是由地理距离决定，而是以广府话为核心，沿江扩散的。
例如，由于西江的存在，广东佛山和广西白色尽管相隔约800公里，但两地大部分声母、气音等口音细节基本一致，双方可以无阻碍地谈笑风生；倒是与150公里外的惠州（客家话）、400公里外的梅州（潮汕话）相去甚远、沟通困难。
而语言是文化与经济交流的载体，粤北、粤东、粤西地区的地理劣势可见一斑。
经济地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杜能经济圈概念。即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城市为中心，与空间距离成反比，呈圈层状的空间分布特征。
杜能这一理论以地租为钥匙，揭示了城市扩张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对于后世区域规划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但归根到底，经济圈理论是建立在区位同质化前提下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城市还是郊外，各地的资源禀赋、成本弹性应当大体一致——打个比方：
整个区域就得如同馒头，吃起来材质均匀；而不能像包子一样，咬第一口是皮再咬一口是馅。
杜能的理论对于欧洲当时的经济大环境是适用的：无论是工业革命时的英国，还是统一后的德国，都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大体上满足区域同质化假设。
但对于三山夹击的广东而言，区位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长期以来，以制造业为支柱的珠三角地区，最引以为傲的竞争力就是卓著的产业配套与供应链。截至2020年底，广东省传统制造业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3.5万家。但无论是工业互联网布局还是数字化转型，这部分产业是严重受制于地理因素的。
发展到最后，珠三角地区饱和的外向型产业，宁可往省外（如配套更成熟的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平原地区）甚至国外（如海运条件优越、更接近市场的越南、印尼）扩散，也不愿向省内山区转移。
这是造成先富带动后富的“经济辐射效应”失效的根本原因。
此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广东是净上缴中央税收最高的省份。
2020年，全国31个省市中，净上缴中央税收为正的省份共8个。其中，广东省以7308.3亿元居于首位，比第二名上海市高出33.29%。各省市净上缴中央税收情况如下：
与此同时，广东省省内转移支付情况并不突出。例如，GDP总量最低的云浮，仅获得转移支付169.72亿元；即使是人均GDP最低的梅州，转移支付也只有393.03亿元。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受到极大约束。广东作为GDP第一省，上缴了大量的中央税收，为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也在客观上削弱了省内转移支付的力度。
❹ 后续可期：这里是广东
当然，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与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在近年来也加大了向非珠三角地区的投入力度。
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惊人，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例如，揭阳、惠州、湛江、韶关等地的机场完成扩建或新建；汕昆高速、武深高速，虎门二桥等公路项目全线贯通，2021年改建高等级公路超过3300公里；粤西地区铁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2021历史性地实现了“市市通高铁”。
“一核一带一区”协调发展稳步推进。其中，沿海经济带东翼的汕头，进出口总额、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两年位列榜首；西翼的湛江也以省域副中心城市身份打造湛茂阳都市区，在化工、海洋、能源产业方面获得长足进展。
在备受关注的乡村振兴方面，广东省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已经连续4年获得“好”的等次。“跨县集群、一县一园、一镇一业、一村一品”战略深入人心。
除了以上硬实力外，不要忘了，广东省在政府治理水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数字化应用等软实力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优势。一个最简单的实例是：
在网站的领导留言板上，无论是留言数量、公开回复量、响应速度，广东省各级政府的总体水平都远超全国绝大部分地市。
❺ 尾声
1988年10月，Beyond乐队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了一场全程粤语的演唱会。尽管基本听不懂，现场仍有半数观众坚持到演唱会结束。由于北京在文化、政治上的先天优势，这其实可以被视为国人对南粤地区全面接受的开始。
从此，广东人不再是拿着大哥大、说着夸张“不懂话”的暴发户形象（注：1987年，广州为迎接六运会而开通模拟制式蜂窝移动电话系统，大哥大正式进入中国），而进击的广东不但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也为全国各省提供财政、技术、思想观念的全方位支持。
只是在此过程中，正如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一样，这片热土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的事实。因此，正视并改变这种现状，实现广东省内乃至全国各地的共同富裕，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景。
我们是爱广东的，所以在肯定取得的成绩时，我们更不能假装这一切没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