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花木就是“花卉苗木”的简称，是以花朵或花序供观赏的乔木和灌木。又称观花树木或花树。中国花木资源丰富，分布广泛，种类繁多。

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幼学琼林》卷四有《花木》篇，是中国古代儿童对花木知识的启蒙教育。

一般说来，北方苦寒之地对于花木的种植条件来说远远不及南方的气候温度适宜，北京作为元明清的帝都所在，达官贵人众多，自然也离不开这些赏心悦目的花草树木，这也就构成了北京城的花木行业。有关这个行业的来龙去脉，我们还是听听这个行当的老人李紫宸先生的描述吧。

我从十五六岁开始，就协助父亲经营德圣源花厂子（即鲜花店)。后来，自己又开了利和花店。一直到1966年，整整五十年间，我始终没有离开花木业。1952年，我当选为北京市园艺公会主任委员；1956年，又当选为北京市工商联执行委员。党和国家给了我很高的荣誉。现在，北京市原花木经营者年岁在七十岁以上的，只剩我一人了。我有责任将我所知道的花木业情况写下来，以供参考。

北京的花木业，在元（朝）时就有个雏形了。开始，花木行业主 要是和茶叶铺打交道。那时，由于大批的茶叶从南方运来，一些商贩便专门向茶叶铺卖茉莉、玉兰、含笑等熏茶叶的花，这样就逐渐形成一个专营鲜花的行业。北京丰台区黄土岗就设有专门的“白货场子”。所谓“白货”即指玉兰、茉莉、玉簪、栀子等白色的花。当时从福建等地来卖茉莉花的行商很多。茉莉花按百朵计价，一百朵花卖四五角钱（当时的一元钱可买七斤猪肉)，一个茉莉花篮能卖到三四元钱。

随着鲜花需要量的增大，除了从南方运花外，北京本地也出现了很多养花的花农，这些花农绝大部分都是种花兼种菜。因为北京养花要搭花洞子（即温室），到了冬天，他们就在花洞子里种些黄瓜、扁豆，香椿、韭黄等蔬菜。这样做，有些人很快就赚了钱。其中，有的雇人继续种花；有的则到城里开花厂子。

北京的花农，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丰台十八村。这十八个村子是：柳村、管村、樊家村、刘村、纪家庙、张家路口、黄士岗、马家楼、赵村店、玉泉营、郑国寺、钟鼎村、皂角村、白盆窑、铁匠营、万泉寺、丰台、史家寺。这些养花的所以集中在丰台一带，是因为北京地区的土壤大都是碱性土，唯独丰台一带的土壤是酸性的沙质土，尤其是黄土岗的土，马掌、鸡毛等肥料，埋在土里就化。浇花时，水一渗到底，便于根部吸收。这样，花当然开得好。

这十八村养的花各不相同。比如，张家路口和刘村专养各种灌木类花；玉泉营、马家楼养各种杂花；黄土岗、白盆窑主要养茉莉、玉兰；郑国寺、赵村店专门养金钟、一品红，冬天还熏牡丹花。这种各有重点的做法，当然是由于旧社会做买卖必须互相竞争，谁都想有点儿绝招多赚钱造成的，但它对促进各类花木的培植和品种的改良，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过去养花，一要质量好，二要开得是时候。例如永定门外罗家园，专养各种菊花、蜀葵、五色梅等，种出来的菊花很矮，花株只有一尺多高，过去的行话叫“三叉”，可是花形很大让人看了就喜欢。樊家村的吕世惠专养黄月季，花下来的早，质量也好，花形整，香味浓，卖钱自然就多。赵家楼养的月季、牡丹，专门控制在春节时开花。那时，一盆月季卖3元钱，能赚2元5角。一棵牡丹平时卖5角钱。可到了春节，一朵熏开的牡丹花就卖1元钱。一棵牡丹可开好几朵花。

丰台地区养花的大户有两家。一家是马家楼的卢廷熹，一家是潘家庙的庞家。卢家专养佛手、香橼、桂花和一些鲜药材。听老辈人说，过去慈禧有个大果盆，她常让李莲英到卢家买佛手，只要李莲英看中，就把佛手全包了。一斤佛手最贵能卖五两银子。卢家的佛手一年就可结一两千斤。他家种的药材还有枇杷叶、鲜石斛、藿香、菖蒲、佩兰等。当时，枇杷叶一斤卖5元钱。由于他家种的多，质量好，所以垄断了这部分药材市场，把一些小户都挤垮了。

潘家庙的庞家，在南苑海子墙（南苑为旧时皇帝打猎的御苑，其围墙叫海子墙)的墙根下，挖沟种了360棵白玉兰。他家借高大的海子墙搭起大玻璃房子。里面种的玉兰树长到三丈六尺来高，直径达六到七寸。这在整个华北是独一份的。当时只有广东有这么大的玉兰树。玉兰开花时，一天能掐五六十斤花，一斤花可以卖6元钱。解放后，这360棵玉兰树连同花洞子交归园林局花卉管理处。后来，又由黄土岗公社经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360棵玉兰树全被刨了，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

解放前，养花的花农不少人在城里开花厂子。城里的花厂子也大都有自已的花洞子。我家就是这样。我父亲李文元，本来在隆福寺景泰花园（戏院，后改为电影院）隔壁开了一家茶馆。当时很多卖花的在那儿喝茶，常把剩下的花卖给他。当时开茶馆一天只能赚一元来钱，我父亲看卖花赚钱多，就开始琢磨卖花。他是在40岁时才开始从事花木业的。那时，我家在齐化门（朝阳门）杨家胡同15号有四亩地，我们在那里搭起花洞子养花。养好的花就拿到隆福寺我家开的德圣源花店去卖。但开花厂子光靠自己种是不行的，还得到城外向花农买各种花木。

解放前，北京的花厂子很多，主要集中在东西两庙（即隆福寺和护国寺两处庙会)和哈德门（崇文门）等地。过去，护国寺有悦容、奇卉、前万升、后万升、丁记、袁记、义顺等八九家花厂子。此外，还有六七个摊贩。隆福寺的花厂子就更多了，有隆兴、万盛、同春、同乐、艺和、德圣源（我父亲开的）、永和、隆和、水和新、聚芳、利和（我开的）、松泉等十几家之多。哈德门一带的花厂子，因为靠近东交民巷，大都是洋花厂子，专养外国花和少量中国花卖给外国人。像郁金香、石竹等花，而且卖的也多是花篮、花把儿（即花束）、切花等，盆花很少。当时洋花厂子有六七家，像世界、欧美、育英、胜新、万顺等等。从名字上也可看出其经营的对象和特点。

另外，弓弦胡同有兴隆花厂；广安门牛街北边土地庙有三家花厂子；西单有两家花厂子；劝业场、王府井等地也都有花厂子。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摊贩和走街串巷卖鲜花的小贩。过去，一到晚上就有几百人在北京城里各处街道上，挑着担子卖晚香玉、夜来香等花，使古老的都城四处飘香。

过去北京为什么有这么多开花厂子的呢？这是因为明清以来，几百年间北京一直是国都所在地，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集中的地方。首先皇宫中就需要大量的名花异草、珍奇树木。其次，每逢婚丧嫁娶和年节之时，那些官宦人家也需要大量的名贵花草。例如，过旧历年时，他们要买松竹梅“岁寒三友”：要买“玉童春富贵”（即将玉兰、迎春、壮丹三种花合种在一个大条盆内）；要买九番石榴花，取其“榴开百子”人丁兴旺之意。

此外，很多有闲阶级的妇女，衣襟上平时要别上一串串的茉莉花、栀子花等。再就是妓院也要大量的鲜花。过去西珠市口大保吉巷有一个姓于的，大家都叫他“鲜花于”，就专门卖鲜花给妓院的妓女。还有，各国驻京的外交使团和其他外国人，也都要买大量的鲜花。这些都是北京花木业发展的客观条件。此外，本小利大，也是花木业能在北京发展的一个原因。过去种花的大都兼种菜，花儿卖不出去可以卖菜，所以能有比较稳定的收入。开花厂子的向花农买花大多都是赊账，花儿卖出去后才给钱，所以需要的本钱不是太大。

过去，每年秋分后，山东的花农都要到北京来卖牡丹。他们推着小车，步行一千三百多里，从菏泽把牡丹运到北京。每六十棵牡丹为一包，一车要推四五包，有几百斤重，是很辛苦的。每年花农来了以后，都住在右安门外三官庙，再把花拿到各个花厂子去卖。花厂子把花买下，当时不给钱，要到旧历年把牡丹花卖出去以后才付钱。这样，开花厂子的每年能赚不少钱，可是花农却受到很重的盘剥。

解放前，花木业有句话叫做“早上没饭吃，晚上有马骑”。就是说，一天中只要作成一笔买卖，就不愁没饭吃。还有一句话叫“宁舍老子娘，不舍鲜花行”，也说明经营花木业利润大、好处多。

过去，开花厂子的想发财，总是想方设法结交那些高官显贵。因为，只有这些有钱的人才买得起花。有些产品像大盆紫薇桩、合欢桩（即蓉花树）、桂花桩等盆景，价格非常昂贵，一般的有钱人都买不起。这些大件东西，大部分都是一些大官宦去送给王爷、公主的。后来，有些军阀也爱买盆景，摆在客厅里附庸风雅。那时，花厂子中一些比较大的字号都和大官有关系，有的则是些很有权势的人开的。像万盛、奇卉、悦容、同乐等花厂，和宫廷、法院、银行都有关系。其中万盛花厂子就是清朝荣禄开的。这些大买卖在城外拥有上百间花洞子。

经营花木业，一年四季都有事干，但又以春季的业务最多。一是因为春天有大量栽树的活。过去有钱人家都有自己的坟地，坟地上栽的树都是从花厂子买的。卖树的花厂子不仅供其树木，还要负责栽好。花厂子没有那么多树，就到西坝河去买，那里养了很多马尾松、桧柏、侧柏、槐树等。花厂子赚的钱中，卖树是很大的一宗。但栽树必须保活。过去，我给人家栽树都保活两年。二是春天一来，天气转暖，经过冬天的严寒，人们都想弄两枝绽开的鲜花看着舒坦。所以，春天的买卖也好做。另外，逢年过节也是花木业买卖兴隆的时候。像中秋节卖桂花，春节卖梅花、水仙以及前面讲过的牡丹、月季等等，都可以赚大钱。

除卖花栽树外，花厂子经营的业务中，还有一项叫“做灵活”。即用松柏枝扎成“松亭子”、“松鹤松鹿”、“童男童女”、“狮子”等等，一套十二件。这是为有钱人家死了人，出大殡时用的。扎这些东西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业务。

卖花的除了开花厂子和摆摊的外，还有走街串巷赶庙会的小贩。他们的经营方式是：先以丰台十八村趸来各种花儿，然后按日期赶各处的庙会。如初一东岳庙，初二太阳宫，初三土地庙，逢四花市（赶集），逢五六是白塔寺，逢七八是护国寺，逢九十则是隆福寺。这些小贩大部分家住城外，有时卖花晚了，就在城里找一家花厂子或小旅店住一夜。那时，我母亲曾做了几十条被子，赁给住在利和的小贩用。

解放前，花木行业的发展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太平年月，可以一下子发展很快，但一遇到战争动乱，立即就衰败凋零。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花木业才得以顺利发展，成为广大劳动人民喜爱的行业。现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养花种草植树，更成为美化环境、陶冶性情、增添生活情趣的一大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