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先生去世时，我还有4个月就研究生毕业了，论文准备也到了关键时期。我们外哲所所长陈启伟老师，也是我的同门大师兄，责无旁贷地担起了责任，悉心指导我的论文准备和毕业答辩等事宜。存入北大图书馆馆藏的我的硕士论文《艾耶尔论知觉和客体》，封面“指导教师”一栏写着：洪谦、陈启伟。
陈老师带我的时候，我们自然经常谈起洪先生。有一次，我说去了这么多次洪先生家里，除了见到师母，从没见到其他家人，洪先生也没有提起过。
陈老师说，你知道吗，洪先生的二儿子，叫洪元硕！
三、足坛名将和哲学家父亲的殊途同归
据说，洪谦先生是不太愿意儿子踢足球的，本身洪元硕在北大附中的学习成绩就一直很好，特别是他被北京队看上、要当专业球员的时候，洪先生曾明确表示不同意。连后来成为人大副委员长的雷洁琼来家串门时都劝说过洪元硕，但最终还是教练的说服力更强。
因为足球，洪元硕成为了北京队的队长，也为当时的北京队打上了“小快灵”的风格烙印，并成了国家队的前锋。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父子都站到了各自领域国家级的顶峰。
殊途同归的还有，洪元硕后来也像父亲一样，走上了带学生的道路，高峰、曹限东、杨晨、周宁、邓乐军、陶伟等，都是洪元硕带过的队员。2009年接替李章洙作为北京国安主教练，率队夺得国安16年来首个中超联赛冠军。
2015年8月1日，洪元硕因病去世，享年67岁。
洪元硕先生生前照片
一年后，北大八十年代校友足球队与解放军南京通院校友足球队，在五四操场举行“迎八一”校友足球赛。我作为队员参加了这次军民共建活动，也算是我以一种特殊方式对洪谦先生和洪元硕教练的敬仰和缅怀吧。
四、那些在“自家院子”里踢球的校友
83级中文的郭旭师兄说：北大足球俱乐部成立那天，北京三队在五四操场和北大校队比赛。那场球双方各进一个超级远射，以1:1打平。晚上北大足球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北京三队教练、北大子弟洪元硕被哄得满脸通红。
起哄的人估计同样是北大子弟。
80地理的朱文华师兄写了篇文章，标题就是“从小就混在北大足球圈子里”。当时的五四操场也好，东操场也好，对北大子弟来说，感觉应该就是自家的院子，当然也有不是北大子弟的附近孩子来踢。
洪元硕是十几岁在北大附中上学的时候被北京队看上的，可见他水平之高，在北大的操场上洒下过多少汗水！马庆亲师兄说，洪元硕到北京队后，还经常回来踢野球，北大子弟一拨，中科院子弟一拨，感觉约球跟约架也差不多了！
朱文华师兄说，他就是土生土长的北大人，从小就和院里的小朋友一起在东操场踢球，上了北大以后，拉着几个不会踢球的同学，在五四操场踢球。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大多也是在五四操场上踢球，操场上依然能看到北大子弟的身影。
现在的北大八十年代校友足球队里，一定有当年的他们，或者他们儿时的伙伴，我没有一一求证过。
像原来北大附中学生、后来40岁到北大读研的萧立，他去年加入北大八十年代足球群后，感慨“得王将军教诲，受万中兄提携，爱听缪哥故事，感叹雪舟文笔。常与熏熏‘小’焦酌酒，又是侃侃谷哥说球；不厌嘻嘻马庆茄子，老看哈哈赵铮玩糗。”诸校友常常酒酣耳熟、高谈阔论之际，怎能不忆及过往的人和事，又怎能不感慨万分。
五、哲学三问和我的足球启蒙老师
我1985年入学哲学系，不久系里组织足球赛。我们班新生之间尚未完全熟悉，也要组队参加。同宿舍的段海溪是北京孩子，会踢球，便拉了我同去。但我那时根本不会踢球，夸张一点说甚至是第一次见到足球的真身。好在我喜欢运动，在高中打过篮球，并且有着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的较强自觉性。
都说哲学有三问：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到了场上我才发现，需要有第四问才能把这三问串起来——我在哪？
这个场景是我至今历历在目的：我像打篮球跑在篮筐下那样，只身一人守在对方球门前，疯狂摇着手，嘶喊着要球，焦急地等待……孤独中终于得到回应：“你越位了！”那是场上我们班另一个北京孩子卫戍喊的。我一脸懵然，不知所以，只能悻悻地继续探索“我应该在哪儿”。
比赛结束后，老段耐心地给我讲解，我似懂非懂。可能也是出于保护宿舍的集体荣誉感考虑吧，从那以后，老段总是拉着我去踢球，从足球的基本知识到触球动作，从历史到当今，从国内到国外，理论结合实践，真正是我的足球启蒙老师，从此开启了我的足球模式。
大二时我选修了足球课，教师好像是李海老师，得到了一些基本的规范训练。那时老段选修的是排球课，在五四操场旁边上，经常溜过来踢球。
大学四年，正值八十年代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也造就了北大85级这个独特的一届。那时，哲学系很多泰斗大家都健在，奠定了北大哲学系被称为“长寿系”的根基。众多中坚力量和年轻教师也是星光熠熠，其中后来大都成了名家大腕。
我那时学习上抓的还是比较紧，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读书，同时孜孜不倦地踢球，终于在班足球队站住了脚。
六、毕业和肄业，冠军的慰藉
上研的时候，我们外哲所在三院。我上课也在这里，主要听陈启伟老师讲授分析哲学专业课。
由于人少，李超杰、韩林合、陈小文、徐凤林、朱锐、姚治华等等我们这些读博、读研的师兄弟，经常混编在一起上课，外国哲学齐聚一堂，大家相处也很好。只是，除了我，他们都不踢球。
外哲所跟亚非所同在三院，我也就认识了吴强、庄礼伟、单卫国、杨伟权、张美厚等国政的同级研究生，课余总是跑到他们宿舍去玩，共同钻研“四国大战”，也打桥牌。那时老段经常回校来，姚炜也在本系读研，都很快与他们相熟起来。
那一年，北大“硕士杯”足球赛刚设立，我们组建了“哲学—亚非联队”，居然拿了“硕士杯”冠军！亚非所领导很高兴，请球队吃了个饭，记得我们所教务马秀燕老师也参加了。
球队中，杨伟权踢的最好、有大将风度，单头踢球一蹿一跳的、速度飞快，姚炜、吴强、庄礼伟、张美厚都有拼命三郎的劲头。外援拉了老段进来，朱昌觐好像也来参与过，还有原来84技物的刘支农踢后卫。时隔30来年再见到刘支农时，他已改为专职守门了，但没弄明白他肤色咋变成那么黑！
令人痛惜的是，庄礼伟去年年底到泰国讲学，出车祸意外身故，我到北大参加了国关院友会举办的追思会，听说吴强已到广州参加最后的送别仪式。
在北大，我读了7年哲学专业，同时也踢了7年足球，没进过系队，更没进过校队，却在临近毕业时因联队踢出个足球冠军，像是期末考试考了个好成绩得以慰藉。这也似乎再一次验证：“体魄与人格并重”，是隔壁的秉持，却是北大的基因。
毕业那年，陈启伟老师获批博导，我也向学校交了考博报名费，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确定。然而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总是那种微妙复杂的关系，是哲学，也是科学、美学、经济学、心理学……
我想到洪谦先生说，中国缺乏发展经验论哲学的土壤；又想到洪谦先生的导师石里克对他说，首先要扎扎实实学好数学、物理学和数理逻辑……
我最终还是没有参加博士生考试，按时毕业了，但，足球怎能毕业？
七、哲学系是校园足球大系
哲学系在北大足球方面是个大系。我上学期间，哲学系总体人数不算多，但足球实力却很强劲，在比赛中让各院系的对手都很忌惮。
系队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师兄层面有刘国苏、杨海征、朱志刚、刘红生、马庆、张天昱，师弟层面有马曦、左朝、周学农。印象最深的是马曦，他也是校队前锋，两条腿都是内弯的，技术出众，盘带一流，突破犀利，经常得到观众的喝彩和女生的惊呼，不知道他毕业后是否还在踢球。
我们班里踢球的虽然不像上下届同门那么杰出，但很多同学毕业后依然把踢球延续到了工作单位，并成了各单位的主力。比如朱昌觐在他们中纪委球队常常司职守门员，他们球队请了一个很牛的前八一队的教练来指导，短时间内就打造得有模有样，我帮他们踢过。
老段是他们民盟中央足球队的组织者和主力，率队参加统战系统的赛事，我也帮着踢过，还得到了到目前足球生涯的唯一一张红牌。
姚炜那时也经常跟我们一起踢球，他健身，头发也还多，在场上是拼命三郎，还一起跟对手打过架，这两年不知道他到哪儿拼去了。黄辉在大湾区组织单位年轻人与北大校友进行足球友谊赛，去年带队到北京参加业务培训之余，跟同学吵吵着要听天籁之音。李岸雄去年5.4北大120周年校庆的时候，特意到五四操场看我和老段踢球，顺便带孩子来认认叔叔大爷。
跟同学有所不同的是，我毕业30多年来踢球从未间断，曾参加过电子部、外宣和政协系统的单位球队，其中较稳定的一支球队长达十几年，也结下了一帮好朋友。现在每每同学聚会，踢球都成了一个问候语，并能收获一些夸赞和关心，我心里很是高兴。
在哲学系，不仅是学生，老师层面足球的功力更为深厚。
前些年，我因外宣工作到五四操场旁边的中国文化书院，向汤一介先生、王守常老师请教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事。
闲谈中，王守常老师讲起他踢足球，一脚开60米是专业基本功，而且要求落点准确，话语间须发飘动，纵横捭阖呼之欲出。哲学讲知行合一，后来我听马庆师兄讲，王守常老师当年是北大教工足球队队长，又是他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哲学和足球，是两人的主要话题和共同爱好。
我去年又听王老师讲座，他讲“道与器”、以道御术，其要义相关于足球也是一样适用的。
八、哲学系也是校友足球大系
到30年后的今天，哲学系在北大校友足球圈当中依然是大系。北大八十年代校友足球圈，最早缘起于老校队队员纪念去世的李海教练，在曹图强、周雷、杨忠、赵为等校友的支持下，由86英语的郑文在2013年发起成立，逐渐壮大扩充。
2015年秋的一天，机缘巧合，我们班的老大王立新向82经济的陈谷师兄推荐我加入。随后我跟郑文队长也认识了，聊起来，才发现我们虽然以前未曾谋面、却在时空当中有过交集。1994年甲级联赛初期，郑文所在的中国足协领导许放、张吉龙，到我所在的国新办，曾因境外电视转播权事宜，应约与当时国新办的领导源潮同志进行了沟通。
从那以后，中国足球走向世界的梦想，从电视上率先变成了现实。
北大校友足球圈，按照郑文最初的设想，以在京校友为主体，最大的77级，以八十年代在校生为主，吸收部分90年代入学的。现在的北大八十年代校友足球圈，已有近300人，且不完全涵盖京外各地参与足球活动的各级校友。
圈内同门当中，马庆师兄执掌北大1898足球俱乐部，致力成为北大足球生态圈的最大公约数，以北大为旗帜为标杆，支持北大足球生态圈的共生、赋能，以期助力中国足球素质提升。
刘红生师兄在上海支持校友足球发展，他本人踢球功底深厚，是中场大将，颇有雷东多风范。
李业民师兄是边路好手，在沈阳也积极组织起校友足球队伍，相比于京津沪深以及湖南、贵州、江苏、四川、陕西等地校友足球活动，东北有望迎头赶上。
金东活师兄是朝鲜族，原来场上一员猛将。好像朝鲜族人都喜欢做实业，金师兄在天津开了一家汽车配件制造厂，前两年京津两地校友在南开大学举行足球友谊赛，他带着一帮徒弟、搬来秘制饮料助阵。在那个炎热的夏日，“秘制”让人惊奇而凉爽。据说这次以后，金师兄又重返球场了。
王巍师兄不光积极参加校友足球活动，还两次组织校友与国防大学军官的军民共建足球友谊赛，顺便让校友们寻觅一下神秘靓丽的军艺风采。特别是今年，在裁剪后第一次使用的草坪场地上，甘当对方守门员，协助北大校友创造了在5.4这天、以5-4的比分、于5点4分结束比赛的赛事奇迹。
何文义师弟在校专门进行中国体育产业研究，到处呼吁重视校园足球文化的构建。看他忙得像空中飞人，有趣的是，去年他入选了年度“十大休闲贡献人物”。
张通小师弟虽未谋面，但知道他在西藏挂职也一直关注校友足球。前些天为接待校友队的焦亦凡、刘峻谷西藏自驾行，他专门组织在拉萨踢场球，让我羡慕得很，我以前去过那么多次西藏，从未能有机会踢球。这种在世界屋脊上踢球的经历和体会，实属难得。
我们班，除了老段、黄辉和我还在踢球外，还有一些同学也热心于足球相关内容。白布和积极为校友足球商业化探索出谋划策，王建良赞助并接待了北大校友组队参加2017年“中华杯”陕西赛事，老大王立新更是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吹捧北大足球和我们这几个踢球的同学。
九、在49楼踢球，得了个“年度哲学奖”
“一个健康运动之地，一个诗意栖息之地”，这么富有哲理的话，来自“燕园49楼”一年半前成立时蒙晓平的记述，从另一个角度注解了足球与哲学或文化的关系。
老蒙是地球83、社会学90研，他的女儿与老段的女儿在美国念同一所大学，并同年入学。像老蒙这样文理兼修的，在校友足球圈里为数不少，文理大战也经常是内部足球互殴的经典科目，文理兼修的都算文科，文史哲不分家，文科足球人口也再多些。
“燕园49楼”衍生自北大八十年代校友足球圈，是大圈里的小圈之一。
蒙晓平阐释说：“北大学生宿舍从我在校到目前，学生宿舍最后一个编号就是48楼。49楼这个名字，出自中文系87级才子吴昊师弟，寓意着这些毕业后各奔东西的校友们，通过足球，重新住进了北大学生宿舍；另一方面，大家绝大多数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北大学生，如今都五十上下了；而49这个数字，意味着爱足球、爱运动的这帮老男人，永远年轻，停留在49岁。”
受此宗旨的激励，我有时在49楼公众号里发几篇文章，说些跟足球与哲学有关的故事或者感想，得到一众校友谬赞，还颁给我“年度哲学奖”。奖状由另一位中文系才子书法家金雪舟书写，不仅是精神鼓励的见证，还具有很高的艺术品收藏价值。
十、习之曰肄业：求证哲学与足球的关系
哲学关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在哲学与足球的关系上，趋于融合统一的，可能是法国存在主义者、荒诞主义文学大师A.加缪。
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比齐达内早出生了61年，足球天赋极高，但27岁时得了肺结核，职业足球运动员梦断。而后他成为了存在主义的代表，最著名的小说《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就是一名遗世独立的球员。
加缪认为：只有通过足球，才能了解人及人的灵魂！
其次还有，与爱因斯坦齐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尼尔斯·玻尔，当过丹麦国家足球队门将；英国朴次茅斯足球俱乐部的创始人和第一任门将，是《福尔摩斯》的作者阿瑟·柯南·道尔；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钱伟长，是隔壁清华大学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25岁时入选到中国国家足球队；巴西著名球星苏格拉底，与古希腊哲学家有同样的名字，退役后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因其足球上的卓越成就被称为“足球博士”。央视评论员白岩松有一个解读：只要叫苏格拉底，就都是哲学家。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的重要奠基者，他终身信奉和践行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认识你自己”，也给后世留下了千百年苦苦探索的哲学命题。这命题注定是没有最终答案的，但其承载的批判精神却是世间的利器，普遍适用于剖析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足球以及中国足球。
慎思之，笃行之，爱之深，恨之切。79级经济系大师兄、原北大校队队长王惠德将军认为，影响中国足球发展进步的因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文化问题。
他说，“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的影响是长期的、系统的，若想从根本上解决，没有全社会的共识是解决不了的，那需要全社会刻骨铭心痛后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那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奋斗，甚至牺牲奉献。”
足球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与各民族、各区域的思想和文化密切相联系，是人类经济社会的重要命题之一。
石里克有句名言：“命题的意义就是它的证实方法。”K.波普尔提出，“逻辑实证主义死了”，他认为，原则上每一科学命题都是不可证实的，却必是可证伪的。洪谦认为，波普尔所使用的证伪理论这个武器并不那么锐利，“逻辑经验主义者仍然力图在继续改造这个意义标准中保持这个从维也纳学派流传下来的传统观点”。
就哲学与足球的关系而言，哲学之于足球的作用，虽未得到证实，恐怕也难以证伪。
至少，足球运动能增益人的全面发展，其真谛既在于竞技和超越，更在于增强体质、培养精神。
古人云，“习之曰肄业”，对于这个命题的求证，终须像我们30年前那样，以赤子求学的精神，终日不倦，砥砺前行，以达博通大义、登堂入室。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本文写于北大本科毕业30周年之际，在此有删节
2019年6月3日
附作者简介：
汤贺伟，北大哲学系1985级本科生，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1989级研究生。硕士毕业后，曾长期在中央外宣、全国政协系统工作，现为互联网企业高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