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映全国扶贫工作的一部主旋律献礼片，虽然有《十八洞村》《李保国》《秀美人生》这样的佳作在前，《千顷澄碧的时代》依然用全新的视角和故事讲述了在国家提出“精准扶贫”的政策下，河南省兰考县农民在脱贫道路上遇见的难题以及解决方法。

影片开篇，即以电影《焦裕禄》的镜头切入，并且提出了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兰考县这个焦裕禄精神发源地，为什么变成长期走不出经济洼地。因此，影片把拍摄镜头对准村民和扶贫干部，将兰考县四方乡的村民在脱贫致富进程中的个体心理、精神认知等内容置于影视话语框架之上，生动展现了村民脱贫前后精神生态的发展变迁，实现了艺术审美与时代主题的全面融合。同样也塑造了一批区别于以往主旋律电影中那些“刻板”“说教”“生硬”的人物形象，让影片具备了现实的超越与更具田园诗意的表达。

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超越

法国电影理论家让·米特里在《电影美学与心理学》中提到：“电影现实主义远非仅仅是一种无人称的纪实，它力求抽离出事物的深层意义，但是，只有以真实的现实为基础，即以如实呈现在历史背景确定的社会环境中的事实为基础，它才可能既是艺术又是现实”。所以，影片无论是在单个人物还是英雄群像塑造过程中都立足现实，寻求超越。

一、人物形象塑造的现实性特征：

影片是由发生在兰考扶贫过程中的真实故事改编，主要通过还原人物现实，复刻主人公的家国情怀。本影片塑造人物形象现实性方法，包括：（一）由河南本土演员饰演主要人物角色。在影片商业化包装过程中，最惯用的技巧是邀请有流量的明星参演，这部主旋律电影则需要突出真实感，因此邀请河南籍本土演员李东学、苏丽饰演主要人物角色，极大地加了影片的真实性。（二）人物造型的现实性：影片中不断出现的蓬头垢面的人物造型、军大衣、粗布、素色、老旧的服饰体现了生活条件之艰苦，都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现实性。（三） 人物语言的现实性。虽然此影片是在宣传“扶贫攻坚”的优秀事迹，但并没有为了突出意识形态而使用说教语言，而是在大部分对白中都使用口语化的语言作为台词。此外，影片中芦静生和当地干部群众的对话都使用河南方言，而在与女朋友和更高层的领导干部交流时用普通话，也还原了人物的现实性，增强观众对剧情的信赖感，更易激发观众与影片之间的共鸣。

二、人物性格塑造的立体化过程：

在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尝试的过程中，电影人物性格塑造正逐渐由采用二元对立的模式过渡为采用中和的叙事模式，即由概念化、缺少感性、非黑即白的人物形象，向只有正面或负面倾向较为突出的、鲜活的人物形象过渡。影片中芦静生不畏艰难，矢志不渝地坚守在扶贫第一线，是时代的楷模。但是芦静生也有逃避自己的出身背景的一面，也有坚持不下去想要逃离坝庄去美国的时刻。同样生活在坝庄的村民形象也极为立体，有因学致贫的韩文魁拒绝接受扶贫基金，最后却受到感召成为村里第一个贷款做生意的人；因爱人在给村里干活去世的潘玉霞，因为争取贫困户的名额最后阴差阳错弄了个书记打人的大新闻，最后把养羊的生意扩大到全村；因残致贫的徐二奎只因为老婆跑了，丧失斗志卧床不起，最后却成了村里有名的制琴师；这些人物在影片中并非一直与主人公对立到底，而是随着剧情的推进有了合理的转变，形成鲜明过渡。

三、英雄人物群像塑造的完整表现：

影片未定位就是要展现在扶贫工作中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因此也并未将镜头聚焦在某个人物身上，塑造孤胆英雄；而是通过副书记范中州、乡党委书记韩素云、驻村书记芦静生、村主任刘会泉、驻村干部崔丹燕、返乡商人修大强塑造了英雄主义的群像，讲述了坝庄、四方乡、兰考县的故事，更是在讲述千千万万扶贫人的故事。影片中既有对扶贫事业充满希望、在爱情与爱国情怀之间平衡的芦静生；也有身患重病、父亲去世都没能看上最后一眼的韩素云；还有舍小家、顾大家，用自己的存款偿还村民贷款导致妻离子散的范中州，还有芦静生女友、韩素云父亲和范中州儿子所代表的支持先进模范人物工作的家属。影片中塑造了英雄人物的群像，不分性别，不分年龄，大家都是热爱国家、热爱故土的中国人。在这种人物塑造上，为了扶贫工作让个人意识服从了社会意识，在扶贫攻坚工作过程中互帮助，携手前行。

田园诗意的表达与感知

戴锦华曾在《雾中风景》这本书里论述：“与城市相比，乡村则是一个有力而丰满的话语表述与意识形态景观。乡村是历史拯救力的原生地，是或美好、或丑陋的传统中国文化的贮藏所，是情感与心灵的伊甸园和再生地，是乐观喜剧与悲剧历程出演的舞台。”

在以往的农村题材传统叙事中则更多地书写农村干部的朴素和吃苦耐劳的“老好人”形象，要么则是对某些农村干部思想从固化到开化的形象转变。本片对于农村现实主义题材的处理，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对坝庄村民群像的现实困境的处理，还把个体人物的现实困境的真实侧面客观地表现出来，包括村干部刘会泉有着“利己”心态而不帮伤残的弟弟一家申请贫困户，徐二奎的“坐吃山空”的心理，宁肯受穷也不肯贷款做生意举债的传统思想，辛苦忙碌还是摘不了“贫困户”的帽子等现实困顿。

相较于其他主流影片而言，在对徐二奎这个人物的设计上，一方面因伤致残、老婆离家出走导致的自尊心严重受挫，另一方面两个正值花季的女儿则需要更多来自父亲关爱与经济上的支持，才使本片融入了更多人物心理状态的描写。从徐二奎最初的窝在床上睡觉和酗酒，到后面去学习制琴反而拿了优秀学员奖，而中间则以蒙太奇手法穿插着两个女孩弹琵琶唱歌的场景，这种转变这不仅是对徐二奎这个小角色的个体化人物的书写，也是在对坝庄这个平凡的世界中生活的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予以礼赞和观照。

此外，影片中对于乡村的外观形象的转变记录，也是对正在崛起的乡村和奋起的广大农民韧劲儿的无尽赞美。在影片的高潮阶段，也就是“县、乡、村”三级政府用推土机拔掉大门和院墙的那一刻，于故事层面而言，不仅是对当代干群关系从油水关系到手足关系的田园寓言式的转变，还是对正在崛起的乡土图景的美好期待。

而本片在表达对现实主义题材的同时，更多地倾注了田园诗化韵味。在影片中不断出现的焦裕禄塑像、焦红薯、焦桐都作为颇具时代特征的视觉符号不断出现在影片的前半部分，而后半部分出现的兰考蜜瓜、兰考山药、兰考古琴则作为象征新时代视觉符号，很好地与前面形成了呼应。

尤其是在影片的结尾处：韩文魁开起了馒头工厂，崔玉霞的养羊场与大企业达成了合作，村办菌菇合作社引入生产线形成规模化种植，徐二奎不但会制琴还会弹琴，两个女儿也圆了音乐梦，滚滚黄河与两岸碧绿的农田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所有一切的困顿和问题都在这片诗意般的田园乡村中得以完满解决。如同芦静生在与远在海外的女友视频电话中说的那样：世界有世界的未来，中国有中国的未来，中国农村有中国农村的未来，每一个未来，都需要有人去建设。”

《千顷澄碧的时代》作为一部聚焦主旋律、反映大众生活的文化影片，叙事过程始终保持自然生态的真实传递，同时也在戏剧性的冲突、乡土情怀的表达和叙事结构上达到了统一。该片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新时代的主旋律电影，尤其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电影题材完成了一次创新表达。由于影片诠释了超越传统“二元思想对立”的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使这个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扶贫故事”具有了诗意化的感知，就像电影的片名一样：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