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季即将过去，留一篇今年的蟹农纪实。

Intro

“说出来你肯定不信，从六月黄之后，我们就不吃母蟹了。”

蟹秋。太阳斜在秦栏河的河堤上，往滁州天长一侧落下。黄昏像一张网，铺撒在菱塘回族乡高邮湖的滩涂上。蟹农王俊带着我参观农场，在暂养区（成熟的大闸蟹在分拣之后，要放在二类水环境中暂养五天到七天，代谢体内食物的区域），正聊着公蟹母蟹的分养，话题拐着弯，就聊到了“吃蟹”。

“我们吃大闸蟹，其实是吃它的性成熟——就是肝胰腺营养往性腺转移的阶段。这个时候，母蟹发育卵巢，制熟之后很像蛋黄，吃的时候干干的，硬硬的，会有点刮嗓子。而公蟹发育出精巢，自然状态下是透明的，熟了的质感和脂肪一样。等公蟹体内一半还是糊状的肝胰腺，一半是精巢，口感油润粘牙，那才是最好吃的时候。”

这种不经意间表露出的风味偏好，来得令人始料未及。同样重量下，母蟹比公蟹更贵，这是常识。但在养蟹人眼里，大闸蟹的风味，似乎又和价格并无关系。我隐约意识到，自己生命中有限的吃蟹体验，连带着从那些古代文学中获得的关于吃蟹的美好想象，似乎随时可能被“颠覆”，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往下接。

“那为什么公蟹好吃反而还卖得更便宜？”晚餐的时候，我试着仔细辨别二者的风味差别，似乎能验得一点刚获知的“道理”。但我还是没忍住对大闸蟹价格的好奇。

“这里面有个认知错位。”农场销售经理陈宏梅解释说，“因为生理特性不一样。母蟹要负责孕育，到了繁殖的时候，它的身体自然就会聚集营养，容易变好吃，受外部环境影响没那么大。但公蟹对水质和食物的要求特别高，如果你不给它很好的条件，它可能会长得很大，但膏不一定肥，这种也就不怎么好吃。”

“以前的养殖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好吃的公蟹不多，久而久之，‘母蟹贵’就成了一种共识。但现在要评判一个品牌的大闸蟹好不好，其实看公蟹的品质更合理。”王俊补充。

细细琢磨一会儿，我试图接着求证更多关于大闸蟹风味的疑惑。一公一母两只螃蟹拆解完毕，却不自觉地走了神，想起《闲情偶寄》中，李渔自陈对蟹不可名状的感情：世上唯独蟹这一味，他“心能嗜之，口能甘之，无论终身一日皆不能忘之，至其可嗜可甘与不可忘之故，则绝口不能形容之”。

在李渔眼中，蟹是“色、香、味”的极致，是至物之美，他却道不明痴情于蟹的所以然。若是他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与螃蟹的关系，治愈心内“愧疚”，最有效的办法，可能只有将身来在菱塘，听蟹农们将他所未能洞悉的对螃蟹的“幽渺想象”总结成心得，娓娓道来。

Part 1

四天后就是霜降，正是成熟大闸蟹的躁动期，几乎每个蟹塘边都蹲着几只蟹，意图翻过围网，洄游到入海口产卵。苏北的秋十分爽朗，上午九点，体感有些凉。很难想象，眼前这片静谧的农场，刚刚从前所未见的极端天气中恢复过来。

从七月下旬开始，菱塘地区开始持续高温，平均气温比往年高出近五摄氏度，严重影响了大闸蟹的生长节奏。已经准备在成熟前最后一次蜕壳的大闸蟹，基本停止进食，二十多天内体重几乎没有增长，直到八月第三个周末，气温回落，生长才得以继续。

“那段时间老王整夜睡不着。”陈宏梅说。经历过2016年高温季后，王俊一直在完善农场应对极端天气的措施（比如把蟹塘的水深从0.8米增加至1.2米起，水底温度变化小，能保持在蟹的舒适区），虽然安排有夜班人员，但面对今年这样的异常高温，他还是频繁地亲自巡塘，检查设备运行状况，观察蟹的反应，以确保品质不受太大影响。

但是2022年的蟹季还是因此被推迟了二十天，加上中秋节来得早（传统把酒持螯的节日其实是重阳节，但那是大闸蟹自然成熟的时令，随着近年来养殖大闸蟹产量增加，中秋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品蟹时间节点），市场的压力又涌了过来。

“我们每年的生产计划一般都是参考上年安排的，但今年推迟这二十天完全不在计划内，”王俊说，“消费者有刚性需求，但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指高温对蟹的影响），也怪我们没能解释清楚。九月第一周，天天都会接到老客户的电话，‘现在螃蟹能吃了吗？’”

螃蟹还没完全成熟时，容易出苦味。王俊只能尽量安抚，让客人们等等，再等等。临到中秋前两三天，有些蟹农为了抢个“头彩”，等不及螃蟹的风味到最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货了。王俊被催了又催，实在招架不住，只好先发几只蟹给老客户“尝尝鲜”，内部测试一下。“他们吃完觉得有点失望，我其实也不愿意的，但没办法，这就是市场（的压力），有时必须接受”。

王俊对蟹的品质要求一直很高，他决定养蟹，最初就是从“帮老客户选蟹”开始的。2002年，王俊和张玉鸾夫妇的水产批发生意规模已经相当成熟。每年临到蟹季的时候，总有不少客户专门委托他“代购”大闸蟹。他一开始不理解：市场上到处都有卖螃蟹的，他选的蟹也不便宜，这些客人为什么不嫌麻烦，非要从他这里买？后来一个客户向他透露了缘由，“请你帮忙，是因为你每次买的都好吃，会挑。”他才意识到，原来帮人家选蟹，也能做成一门生意。

王俊夫妇因此开始经营螃蟹专卖店，从挑选，到包装，再到快递，帮客户解决买大闸蟹的所有问题，短短六七年，风生水起。但2006年多宝鱼药物残留超标事件和2008年中国奶制品三聚氰胺污染事件相继发生，成为王俊夫妇螃蟹业务的另一个转折点。彼时他的螃蟹专卖店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品牌，两起食品安全问题像是警钟，督促他们开始反思：自己对店里螃蟹的品质，有没有十足把握，对推广营销中发布的信息，能不能完全负责。出于对品质的坚持，从来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王俊，最终决定躬身入局，把自己全身心融在高邮湖的滩涂，从零开始，一步步改造，打造出如今养殖面积近五千亩的水产农场。

以一个“新农民”身份切入传统养殖行业，着实需要极大的勇气。“我家老王是个慢性子，他更适合钻研技术。”张玉鸾说。王俊的沉稳，一部分来自传统文化家庭尊长的潜移默化，另一部分则是从多年的水产贸易中积累的经验。他沉在土地上，从与本地农民的艰难沟通，到建立稳定的信任，成为他们中的一部分；同样，这种沉稳也是信念，支撑他挺过农场前几年的风吹日晒，以及连续巨额亏损。

这种沉稳是他的商业底色，但农场中无数个细节呈现出的，对行业生态的理解与尊重，才是王俊的精神内核。

暂养完毕的大闸蟹在分拣称重后，还需要捆扎绑定，才能送去包装区装盒。在分拣区，有三组工人正在捆蟹，大约七八秒一只，然后轻轻放在箱子里，排列整齐。我注意到，每个师傅的手边，都有一个离地大约三十厘米高的金属盒子，专门用来放捆蟹的热带香草。“过去蟹农捆蟹，螃蟹捆好了满地扔，香草也是，往地上随随便便一丢，像垃圾一样。”王俊说，“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讲，这不行。我们就做个了槽子，把香草规规矩矩摆在里面，这是对蟹的尊重，也是对客人的尊重”。

农场北部，两架T40植保无人机在主干道两侧的蟹苗塘上来回穿梭，投放饵料。几分钟后，飞机落地，装填饵料，然后再次升空。“去年就开始用无人机投料了，效率提高了不少，四个人两台飞机工作，一上午能投一百多个苗塘，比传统方法投喂要均匀得多。”现场经理许力力一边监控着无人机屏幕，一边介绍。但在技术革新这件事上，王俊想得更远：“过去靠撑船，十几个人，用盆子撒饵料，但现在改成了无人机，有好的方法我们当然要用。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有很多九零后，他们很愿意把学到的知识和接触的现代科技能应用起来，不能再按传统农业模式去要求他们，这也是对他们的尊重。”

在农场，我强烈地感受到工作人员们对这种意识的认可：从加工幼蟹饲料的工坊，到挑选分级绑蟹区域，再到销售和发货终端，农场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对我这张陌生面孔毫不藏私，任凭拍照，有问必答。王俊对此想得很明白，他总是让员工坦诚地分享：“如果别人一问就懂，无非两种可能，一是我们这些工作没有什么技术价值，藏私也没什么意义。另一种可能，就是提问的人有智慧，这是老师，能给我们带来价值，那更要尊重”。

在他看来，养螃蟹，本质上就是养人，养价值观，要养出好螃蟹，心里面想的，不是收入盈亏，而是要让每一个客人都吃到好螃蟹。

“心存敬畏。”王俊说。

Part 2

正是大闸蟹的消费旺季，张玉鸾大部分时间都在扬州，坐镇扬子江中路的门市上。这是全年最忙的一段时间，作为主心骨，她要确保销售工作一切如常。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和工作人员仔细确认几张去往外省的订单，能不能按时发出。

“现在压了好多单，很多地方都发不出去，”因为疫情的缘故，今年的物流还有不少意外损耗。“上周，我们有十三个单子，发出去的时候好好的，临收货的时候，小区封控了，客人到最后也没吃上我的螃蟹。”

“那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物流也完成了他们的工作，那总不能让客人承担这个责任吧？最后还是我们赔付。只是现在更谨慎了，发货的时候都要反复确认。”张玉鸾说。

虽然线上销售工作比往年更复杂，但张玉鸾依旧保持乐观。她同时也观察到了近年来悄然发生的变化：到农场来买残蟹的客人变多了。

公蟹生性好斗，也容易“缺胳膊少腿”，变成“残蟹”。 一部分残蟹则会被做成加工品（比如蟹粉），最终出现在周边县市的餐厅里，自家吃蟹，残蟹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每只残蟹的价格差都能被具体地计算：同样重四两五，一只完整的“礼蟹”的出货价格是150元/只，但只要掉了哪怕一只腿，价格就跌到了80元/斤，且越大的残蟹，价格损失越多。

以前农场的残蟹基本都被批量处理给商贩，对张玉鸾来说，这样既省事（不用单独捆扎包装），收入也并不比零售低。但生活在同样的环境，吃同样的饵料，也用了同样的时间成熟，除了有点“物理缺陷”，残蟹的风味其实和礼蟹没什么区别。这些专程上门采购的客人让张玉鸾越来越感知到残蟹的意义——她现在宁愿自己多麻烦一些，但一定要让好的风味直接抵达更多餐桌，让更多客人能尝到她的螃蟹。所以，农场现在有专人负责残蟹销售，按客人需求，为他们现场挑选，做简单捆扎包装，既可以自己取走，也可以安排物流。

围绕客户需求创造最好的体验，也是王俊张玉鸾夫妇从三十六年水产商业中始终秉持的宗旨，而在隐匿在这些点滴努力的背后，仍然是他们把自己置身于行业最底层，对所有利益相关的尊重。

二十年前，张玉鸾想把高邮湖大闸蟹销往北京，她去了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考察。当时发生的一幕她至今也没忘记——一个商贩来询：“您这是哪儿的蟹？”“这是高邮湖的。”“什么地方？”“高邮湖啊。”张玉鸾以为对方没听清，又重复了一遍。“那在哪里？”“江苏。”“哦，那你说苏蟹就行了。”那时她才意识到，北京批发市场里对大闸蟹的认知，还停留在“苏蟹”、“辽蟹”、“瓯蟹”这一地域层级，当时还没有湖泊产区概念。“这不公平。”

那年遇到的“不公平”，可能是2013年她和天猫客服“吵”上报纸的根源。那是电商快速崛起的时代，张玉鸾决定尝试通过互联网销售她的大闸蟹。在设置产品参数时，后台只给了大闸蟹这个品类三个产区选择：阳澄湖、太湖、其它产区。张玉鸾不乐意了，和客服电话“较量”了好几个回合，给客服做完地理科普，又提供养殖许可、滩涂用地许可等文件证明。二十天后，张玉鸾终于为她的螃蟹“争了口气”：天猫后台正式添加了“高邮湖”选项，她不用再填那个卑微的“其它产区”。

“都互联网时代了，为什么不能让消费者知道高邮湖也有好螃蟹？”张玉鸾回顾这段“争执”时，话语中仍然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也要对得起我家老王辛苦养出来的螃蟹嘛。”

门市像一台精密机器，在紧锣密鼓地运转。大厅里一组工作人员正在准备今晚要发出的螃蟹，胶带封箱的声音一直没停歇。还有两个厨房——另一组工作人员把正在往蒸箱里送入装满螃蟹的托盘，然后把前一组刚蒸好的螃蟹送至隔壁加工，那里正在制备熟醉蟹。正聊着天，张玉鸾突然注意到门口的泡沫箱被太阳直射，她立即安排一个员工找来遮蔽物，“冰鲜的东西，这么晒不行的，赶紧挡一下，不然客人收到的时候坏掉了怎么办？”

“没办法，习惯了，卖螃蟹就是这样，无数个小事、杂事聚在一起，”张玉鸾转个身，继续检视箱子里已经装好的防震泡沫，“但你要说我多热爱这个行业，好像也不全是。我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想法，我家老王都支持我去尝试。我以前还开过餐厅，也卖过车搞过4S店，最后亏掉了。折腾完了才发现，只有这个干得最好，我在跑鲜（指往城市贩卖水产的工作）的家庭里长大，自然而然的就会干这个（卖水产），越做越熟练。”

过去十年，张玉鸾在电商领域成绩斐然，最好的时候，电商部分营业额达到1800万元，能占到当年总营业额的半壁江山。但随着市场环境变化，她也开始重新思考与这片土地的联系。“2012年之后我接触互联网，有了微博、微信，我就开始注重外围市场，接触到很多人，但你会慢慢发现，很多人跟你关联并不大，”她想了想，“以前我老觉得扬州是个小城市，但这几年我发现，我可能忽视了一些身边的东西。我太了解这个城市（的发展）了，都是以前走街串巷摆地摊的经历，和老扬州一聊，都知道。我和这里的人交流没有障碍。”

“总还是要回归到土地。你代表的是这个城市的人的情感，你不可能替代阳澄湖，也不可能替代太湖。”一个来兑换蟹卡的客人，刚刚提走了螃蟹，张玉鸾目送着出门的客人说，“他们来买蟹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我（的螃蟹）已经是扬州人心目中‘家乡的东西’，大闸蟹，是这个城市的另一张名片。”

“扬州人买我的蟹，很骄傲的。”

Part 3

陆龟蒙曾经把对真知的追求比作蟹的洄游（他把百家小说形容成沮洳泥淖，孟荀扬雄是溪河沟渎，诗书礼易乐这样的圣人经典则是大海）。在养蟹这件事上，王俊和这位唐代农学家的视野，不谋而合。

让高邮湖出好蟹，单凭一个农场还远远不够。王俊的努力一直向行业上游渗透：他在如东海边建立蟹苗基地，自选优质亲本孵化，确保大闸蟹品质的第一道关口；成立高邮湖畔水产专业合作社，倾注资源，带动高邮湖产区的蟹农一起致富。王俊的另一个身份，是高邮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响应“乡村振兴”，每年义务组织几十场技术培训；他也参与编写高邮湖大闸蟹的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并与上海海洋大学、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等机构合作，围绕蟹的养殖开展多个科研项目，在去往行业规模化、专业化和科技化的这片“大海”上，坚定地“洄游”。

“工作这么庞杂，你不焦虑吗？”我问王俊。

“焦虑。”他脱口而出。“以前刚刚开始养蟹的时候，目标很模糊，工作多了难免会（有焦虑）。但现在一步一步走过来，倒不会因为工作多，像今年这么热的天，螃蟹不吃不喝的，我就焦虑。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客人吃不到好螃蟹，我也焦虑。”

“每年重阳节，我们都会准备水果、重阳糕，还有我的大闸蟹，去看望这里一个敬老院。”王俊话锋一转。“十年前，他们长我一辈，现在有些都喊我大兄弟了。”

“我今年虚岁59，你嫂子（张玉鸾）每天都想劝我退休，陪一季蟹长成要600天，她说老王你还能陪几个600天？未来留给我多久，我不知道。从去年开始我就说，人生到了一个甲子，该做总结了。回头想一想，如果未来有一天，我们回到这个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发现以前没有产出的滩涂变成一个花园，有一个能传承的行业，有两百多人靠这个行业生活得不错，再带动这个小县城里的同行业的人，每年也能因为这里增加哪怕只有五万块收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尽管在外人看来，卖鱼虾螃蟹是一个‘最低级’的行业，但这就是我们的价值。”

这两年，熟醉蟹成为新的消费趋势，在蟹季，平均一天销售上千单也是常事。但张玉鸾仍然决定不追风口，今年的熟醉蟹过季就不再补货。“要是一年四季都吃得到大闸蟹了，那还叫什么时令呢？要给客人留个念想”。经历过互联网浪潮的一轮起落，她今年选择关闭电商平台，把重心放在社群的老客户。但她从未停止思考，接下来用什么方式去给客户更新更好的体验。她想做两件事：

一是为她的老客户们筛选更多好的农业好物。张玉鸾和很多国内优秀的新农人都在同一个微信群，她一直在关注这些认真打磨产品的人。贡橘、大米、山核桃，张玉鸾都会自费买样品来测试，然后把她觉得值得推荐的产品分享到她自己的社群。表面上是为客人们提供服务，但本质上，张玉鸾与这些常年和土地打交道的人们同休共戚：“农业很辛苦，几年不盈利的是常事，这个过程我也经历过，我还有很多做农业的朋友最后都没坚持下来。我希望这些认真做农业的人能活下来，所以要给他们打打气，我来帮他们吆喝。”

张玉鸾也坚定了要重新开个蟹庄的念头。店不必大，在扬州，桌子也不多，不用拥挤，只能预约，满了也不给排队的那种。还有小孩子的活动区。客人可以带着一大家子，拿着蟹卡到店里去兑，再点上两三个菜，舒舒服服的吃一顿。这是张玉鸾把目光从互联网挪回身边，自然而然的结果。“可能还是因为我的成长经历，一直都在与真实的人打交道。那些年轻人一天到晚搞新产品，开发布会什么的，我不擅长。我本质上还是个‘小摊贩’，喜欢简单的面对面的相互信任。开蟹庄，是我觉得应该要有，也力所能及的事情。”

“你焦虑吗？”我把同样的问题抛给张玉鸾。

“一点都不焦虑，我现在学会享受工作了”，张玉鸾爽快回答。“大概四年前有一阵子特别焦虑。那时候看到互联网起来，我报了好多培训班，线上营销的，做管理的。白天工作结束了，晚上还要上课，听视频，写总结，很害怕没好好干，错过时代。那个时候压力好大，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一直发低烧，后来到医院一查，内分泌失调。”

提起这事，张玉鸾百感交集：“老王还以为我得了什么‘坏东西’（指肿瘤），都打算约同行来谈，要把农场卖掉陪我去看病，哎呀把我吓死了！我辛辛苦苦忙了一辈子，虽然有的时候会觉得厌，但真的要卖掉，我不甘心。”

“去年有一次老王问我，‘假如现在说不做就不做，我们两个到处跑跑玩玩，你能放吗？’”张玉鸾终于能给出肯定的答案了。“放，明天就放，随时能放。”和四年前的她不同，现在的张玉鸾对这三十六年的努力有了新的审视：不是拥有这片土地，她和老王只是参与了它的成长，他们学会了“大闸蟹”这门语言，来翻译土地的意义。

临近告别，张玉鸾又悄悄分享了一个“秘密”。前几年和儿子一起去日本旅游，一个场景特别打动她：那是阳光的早晨，一位当地老太太，把铺子门打开，在门口刷地，那铺子旧旧的，但她刷得特别认真。张玉鸾觉得那就是她“此处心安”的小理想——有一个小小的两层楼，她和老王住在楼上，楼下是临街的铺面。她是肯定闲不住的，晚上她还能帮着看店，早上再起来开个门，白天就呆在楼上，偶尔想起来，下楼看看，有客人在嚷嚷，小生意还在，很知足。在她心里，一直保护着那个“跟在父亲扁担后面卖螃蟹的小女孩”。

Outro

带着高邮湖大闸蟹的风味记忆，我又去了趟王宝和酒家，想认真体验一回老字号的“旧风味”，也有私心，再比较一下阳澄湖大闸蟹。我刻意要了一只四两五的公蟹，蟹膏丰腴，玉脂珀屑，是个好蟹。但可能是因为嘴拙（也可能还是因为那有限的吃蟹体验），我几乎判断不出什么明显的差异。

我想起在饭桌上“刁难”王俊的时候：“假设现在给你四、五个江苏不同湖区的螃蟹，像红酒那样的盲品，你能吃得出每个蟹的产区吗？”王俊摇摇头：“只能吃出好坏。但是要分辨产区，我没有这个把握。”

“三十年前可能还行，是因为养殖技术不发达。”他补充。“苏南苏中和苏北都有风貌差异。每个湖的螃蟹成熟时间不一样，如果有高手，可能会从蟹的成熟时间判断出来，而现在谈大闸蟹的风味，更多的是看养蟹人对蟹的要求高不高，亲本好不好，蟹苗好不好，他给蟹提供什么样的环境和饵料。产区早就不是决定性因素了，选蟹，其实就是选人。”

一只公蟹拆解完毕，另一个疑惑涌上心头：无论是高邮湖的蟹还是阳澄湖的蟹，贾宝玉所崇尚的“指上沾腥”，感受已经越来越弱。2005年，上海海洋大学王武教授提出了优质大闸蟹的五个标准（肥、大、腥、鲜、甜）——吃完蟹后留在手上的“腥香”味儿，是重要的评判维度。原教旨蟹客虽然不推崇像莱茵河大闸蟹那样的“余味绕指，三日不绝”，但缺了艾草搓手“洗尚香”这一步，总觉得把酒持螯的仪式不算完整。

我猜测这是养殖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变化，但翻遍了资料，也没找到直接的证据。我又把同一个问题抛给王俊和张玉鸾。“我家的螃蟹一直就不腥，可能和水质和饵料有关系，加上出水时间短，大闸蟹应该是更多的鲜甜——很多客人都问过，但我也解释不清楚。”张玉鸾说。

实在没忍住好奇，我委托友人辗转帮我把这个疑问提交给上海海洋大学的两位中华绒螯蟹研究专家，同时也向合肥工业大学的另一位专家写了封邮件求解惑，均未收到回复。

“有句老话叫做‘唇沾蟹肉百味淡’，好螃蟹应该鲜香纯正，没有杂味。也许是用词不准，令人不悦的“腥”混淆了油脂的“香”？我也在想，有没有可能是时代的发展，我们对风味的感受有了变化，大家可能对这种香味的刺激没那么敏感了？”这是王俊思考后的回复。

没想到，临近蟹季的尾声，竟还留下未决悬案一桩。我只好耐着性子，等明年六月黄，等明年秋风响。

(李苇杭，邓棚文，娄中明对本文亦有帮助)

参考资料：

写作手记

十月中，为了满足自己对大闸蟹的好奇心，专程去了趟高邮，开心蹲蟹塘。

回成都第二天就开始研究蟹的资料，其实能找到的技术科普资料已经把大闸蟹穿得很透了，我再怎么写，也写不出花儿来，一直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切入点。

又把网上能找到的王鲜记和扁担姐的采访通通看了一遍（甚至连《天天向上》那期都看了），最后决定写成新农人纪实风格走向，把它当做一个阶段性的记录，留下此刻的想法就行了。

当时本来还托朋友联系阳澄湖渔政局做采访，最后被婉拒了（当然也有十月中旬苏州疫情爆掉的原因），后来想了想，相比于更多人想看的给阳澄湖大闸蟹揭底祛魅的话题，我还是更愿意关注食物、人与土地的关系，愿意展示这种踏实做事，有正向输出的价值。

也看到有留言说：“不爱看这种日式匠人精神矫情且自我圆满的文风”，但仔细想了想，从采访中获得了启发与鼓励，写的时候内心是认同，就没有错。

原本还有一段结尾，其实是有点对“理想和圆满”的打破，我放在这里了。

好快，一转眼，蹲蟹塘都是一个半月前的事情了。

备注：本文首发在FoodWine吃好喝好，知乎版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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