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监测野象活动。 郑 璇摄

赵平(左)和同事在监测野象活动。 郑 璇摄

迁徙中的野象群。 郑 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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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岁的赵平，是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勐往乡的一位野象监测员。做野象“跟班”8年，他已熟知野象的活动时间和路线，当发现大象靠近村寨，他就通过手机APP或短信提示群众。

近年来，旗舰物种亚洲象的保护也庇护了它们活动区域内的其他物种，让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

随着数量不断增加，野象常走出保护区，到村子里“寻衅滋事”。为了保证村民安全，当地用无人机监测象群行踪，并配备了专门的监测员开展人工监测。

望着象群慢慢远去的背影，赵平长舒一口气。给勐海县勐阿镇的野象监测员发完预警信息，他转身回村。

跟踪野象，是赵平工作的日常。在云南，有野象活动的区域，几乎都活跃着野象监测员的身影。

“林子还是那片林子，但是象多了”

野象暂时离开了勐往乡，赵平要趁着野象不在的这段难得的间隙，去核实村里的“象灾”情况。

亚洲象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1996年，赵平第一次见到野象群，兴奋了好几天。赵平说，早些年，村民点起火把吼叫驱赶，野象则一边向人类发出威胁警报，一边慢慢走回丛林；慢慢地，野象发现人类并不会真正伤害它们，反而开始反击人类。

“林子还是那片林子，但是象多了，林子里食物不够，野象被逼无奈才出来。”赵平说。他2011年开始做野象监测员时，在勐往乡活动的野象一共有11头，今年这群象已经有了15头，还有4头独象在象群周边游逛。

勐往象群是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的缩影。30年间，云南的野象从低谷时的180只左右增加到了300只左右。对于两年多才生一胎的亚洲象来说，这样的增长并不容易，这来源于当地持续开展的保护工作。

西双版纳的野象并不仅仅在我国境内迁徙。2006年以来，中国老挝双方通过多年合作，在边境一线建立了“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区域”，开创了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构建生态廊道、开创国际合作的新局面。

“我见过的象群都有幼象，说明我国野生亚洲象数量已经进入平稳恢复、逐渐增加阶段。”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科学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郭贤明说，如今，亚洲象的栖息地逐渐退化或消失，亚洲象可以吃的草本植物减少，对人类种植的高能量农作物和经济植物依赖越来越大。

这样的现象不止出现在勐海县。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亚洲象生活在自然保护区外。

“以后当孩子们听到‘曹冲称象’的故事，问我国还有大象吗，我们如何回答？”

赵平也说不清楚野象光顾勐往乡，自己到底是高兴还是悲伤。专家说亚洲象是“旗舰物种”，有野象说明家乡生态不错。然而，望着被野象践踏采食过的田地，让人实在高兴不起来。赵平说，这两年政府开展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尽管补偿标准不算高，可总算给村民有了个说法。

为避免野象伤人，云南有过不少尝试：建防象围栏、挖防象沟，但是在高智商的野象面前，这些措施都以失败告终。

野象来勐往乡时，赵平几乎隔两三个小时就要去看一眼，生怕它们闯祸。发现大象靠近村寨或有人员活动的地区时，他就通过手机APP或短信提示群众。

做野象“跟班”8年，赵平已经熟悉了野象的活动时间和路线，但是，近距离跟踪象群并不轻松，“抬鼻子、竖耳朵、翘尾巴，这就表示它要攻击人了，得赶紧跑”。

“最近的一次，警戒象离我就6米!”他说。那次，一位村民跑来说自己刚骑着摩托车在村子附近遇到了象群，丢下摩托车跑回了村子，问他能否帮忙把摩托车找回来。为避免正面遭遇野象，赵平抄小路去查看，谁知正好遇上为象群放哨的警戒象。“幸好我反应快，撒腿跑了20多米才捡回条命。”他后怕地说，野象转身回去将摩托车踩了个稀烂。

这两年，赵平的工作比以前安全了些。2018年，勐海县建立第一个县级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无人机结合地面人员跟踪，实现了对亚洲象监测的实时信息传输和及时预警。

不过，在勐海县亚洲象预警中心工作的郑璇表示，赵平这样的人工监测员依然不可或缺，“森林里的情况太复杂，枝叶茂密，小型无人机受损也比较多”。

“目前我国亚洲象的数量虽有增长，但仍然很稀少。”郭贤明表示，历史上，亚洲象从我国黄河流域退到偏居祖国西南一隅，如果不是强有力的保护，它们有可能会在中国境内消失，“以后当孩子们听到‘曹冲称象’的故事，问我国还有大象吗，我们如何回答？”

郭贤明说，保护旗舰物种亚洲象的同时，实际上也保护了亚洲象活动区域内的其他物种。在为亚洲象建设的食物源基地，麂子、马鹿也频繁造访，连多年未发现的印度野牛也留下了清晰的影像资料，“亚洲象的迁徙通道，也成为其他动物的活动通道；保护了植被，食草动物数量增加，又为食肉动物提供了足够食物。保护好亚洲象，也就维护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郭贤明说。

人象和谐，靠投入也要靠制度

为了尽可能让野象远离村庄，2001年开始，西双版纳开展了亚洲象食源地建设，采取计划烧除等方式更新草本植物，人工种植亚洲象喜食植物，为亚洲象提供食物源。不过，受限于资金投入，食物源基地目前远满足不了亚洲象需要。不少食物源基地就在村寨周边，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人象遭遇的问题。

在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明勇看来，解决人象矛盾最好的方法是探索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在远离村寨的地方外围建物理围栏、围墙等，把象和人类居住地隔开，“现在我们在部分村寨外建围栏，让野象进不了村，但这只是局部控制，野象不进入这个村还会滋扰下一个村，如果为野象划定一片相对更大的区域，能有效避免野象进入人类活动区，在此基础上引导群众依托国家公园发展生态友好产业，让群众在保护亚洲象的过程中实现脱贫致富”。

《 人民日报 》( 2019年03月27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