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别急，这“中国蛤蜊洗澡变熊本蛤蜊“的背后，搞不好还有别的东西，咱们可以使劲挖挖。

在日本水产界，アサリ一般是菲律宾蛤仔（Ruditapes philippinarum）和杂色蛤（Ruditapes variegata）的统称，为什么是两种的统称可以看下一段。这两种蛤蜊在咱们中国的统称因南北而异，南方所说的花甲，北方所说的蛤蜊、少数地区说的蚬子，前几天刚刚在春晚上被反复提及的山东方言（青岛话）“哈啤酒，吃嘎啦”里的嘎啦、去年被海星嚯嚯的，都是它。

菲律宾蛤仔Ruditapes philippinarum（学名应为斜体拉丁文）

PS：根据大连海洋大学贝类专家闫喜武研究，菲律宾蛤仔的分布区域更广泛，杂色蛤则常见于南方暖水区；两者的水管基部愈合程度也有不同，贝壳表面的放射肋数量差别也很大，是两个地理和形态上有差异的独立物种。

但由于两者在花纹、个头大小和口感上的高度类似，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市场上都经常把它们混为一谈。所以日文中的アサリ或者中文里的花甲、嘎啦一般也都是这两者的统称。

由于这两种蛤蜊（尤其是菲律宾蛤仔）的广泛分布，在包括中日在内的东亚各国，它们都是最常见的食用贝类，在中国，菲律宾蛤仔更是以年产300多万吨、占全国海产养殖总量15%的庞大规模一直雄踞我国海水养殖产量最高的单一物种榜首。

PS：关于菲律宾蛤仔是否是国内养殖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海产品单一物种，其实也还存在争议。根据各年的《渔业统计年鉴》，牡蛎的产量其实都高于“蛤类”。这是由于《年鉴》的统计方式只注重大类，而忽略了对单独物种的区分，我国养殖的牡蛎因各地环境差异而不同，主流的至少有长牡蛎、熊本牡蛎、福建牡蛎、香港牡蛎和近江牡蛎这几种，而国内蛤蜊养殖虽然也有许多物种组成，菲律宾蛤仔却一直是独占鳌头的。另一个争议点在与海带的产量是否比菲律宾蛤仔更高，由于我国《年鉴》中统计的海带多采用干重，而蛤仔等贝类则是鲜重，按照鲜/干重折算的比例，海带的鲜重肯定是远超蛤仔的。当然，这并不影响本回答的基本观点，即“菲律宾蛤仔是一种产量极为突出、极为常见的海洋经济贝类”，特此列出供各位参考。

和中国的产量、消费量相比，日本的菲律宾蛤仔产量和消费量显然要低得多，在极盛时期，日本的菲律宾蛤仔年产量也只是在1984年达到过14万吨的“高峰”，此后多年连年下滑，迄今为止已连续多年年产量不足1万吨。究其原因，和菲律宾蛤仔的养殖需要大片纯净的自然潮汐滩涂有关，日本大规模的填海造陆和海水污染、富营养化严重挤压了菲律宾蛤仔的养殖产业，菲律宾蛤仔的经济价格相对也不算太高，这又进一步打击了日本养殖业的积极性——优质海滩就那么点，我养点经济价值更高的他不香吗？

和快速萎缩的产量相比，日本国内的菲律宾蛤仔消费量还是相对坚挺的（当然，不能和中国相比），他们每年都需要进口三四万吨菲律宾蛤仔填补市场空缺，而进口来源则是同样盛产蛤仔的几个邻国。

但有意思的点来了——中国作为全球毫无疑义的菲律宾蛤仔第一大生产国（占全球总产量90%）、韩国作为距离日本物流距离最近的邻国，却都不是日本进口菲律宾蛤仔的第一选择……

那日本进口的菲律宾蛤仔大部分是从哪来的呢？

您打开地图，瞅瞅中日韩中间还夹着一个国家……朝鲜。

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水产养殖种类丰富，比菲律宾蛤仔经济价值高的名优水产比比皆是（比如日本鳗鲡），而菲律宾蛤仔在国内只是一种售价非常低廉的水产（国内产量盛年的售价不过两三元一斤，贵的时候也就三五元一斤），而且活体蛤蜊长距离运输损耗又比较高，进一步拉低了利润，外贸企业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这类产品的出口，即便真要出口，直接出口冷冻蛤蜊肉显然要方便不少（去除了贝壳之后相对较轻运费低、初加工带来了一定附加值所以售价高、损耗低）；第二方面是中国自身的菲律宾蛤仔消费量就十分大，这几年产量快速增加，实际上就是在满足自身的巨大需求，我自己本土不愁卖，运到你那里既费事又赚不多，你市场那么小还没法走量薄利多销，那何苦来哉呢？

而朝鲜则不同。多年的贸易制裁让朝鲜缺乏通常的外贸渠道和外汇来源，所以即便是售价低廉的菲律宾蛤仔，一旦有出口的机会也会尽全力的争取，这有点我们六十年代出口精粮创汇的意思。而从养殖成本上来说，朝鲜的菲律宾蛤仔生产效率、技术虽远不如中国，但他们国内的野生蛤仔种群还相对丰富，养殖成本比中国还要低廉，从物流成本来说，朝鲜到日本的几个菲律宾蛤仔主产区、主要消费区的航路，也比从中国的重要菲律宾蛤仔生产地（山东、辽宁）到日本要近得多。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朝鲜出口到日本的菲律宾蛤蜊一直占据日本总进口量的65%以上。

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朝鲜蛤蜊对日本进口量的主导作用——2005年3月，日本修订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保障法》，该法律规定，如果一条总吨位超过100吨的外国籍船只想停靠日本港口，那么就必须签订一个协议，承诺如果自己的船只发生燃油泄露事故后要承担相应责任。中韩两国的船公司对该协议的接受度相对比较高，但据说朝鲜的船只很少愿意接受这一条款（或许是对自己老迈的船只确实不够自信……），于是日本的菲律宾蛤仔进口量立马从2004年的5.2万吨滑落到2005年的3.8万吨，此后又进一步滑落到2007年的2.6万吨。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保障法》对于迫切需要出口水产品创汇的朝鲜来说只是一个小障碍，因为该条约只规定了不签订条约的外籍船不能停靠日本，日本进口商很快就反其道而行之，用日本籍的船去朝鲜拉蛤蜊。

但接下来的一系列风波也波及到“朝鲜-日本蛤蜊直通车”，这门买卖就变得不是那么好做了。

1987年，日本人从被捕的朝鲜特工金姬贤（1987大韩航空爆炸案的实施者之一）口中得知，她在接受培训的时候曾有一个日语老师，根据描述，日本政府相信这位老师就是9年前失踪的日本公民田口八重子，由此日本方面相信国内的多名公民失踪案可能都和朝鲜有关。2002年，金正日在两国领导会晤时亲口承认朝鲜承载70年代绑架过多名日本沿海居民。从2002年开始，两国就被绑架的日本人的下落问题召开了多轮会晤，2004年5月，5名被绑架者及家属被释放回日本。

金姬贤

但这和日本方面一口咬定的“被绑架17人”的数字明显不符。朝鲜方面则认为，剩下的12人里有4个根本不是自己绑架的，其他8个早就自然死亡了。巨大的分歧由此产生，双方在北京、平壤多次磋商，朝鲜方面提交的证据均被日本驳回，两国关系由此急剧恶化。

也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一个叫做“北朝鮮に拉致された日本人を救出するための全国協議会”（拯救被朝鲜绑架的日本人的全国委员会）不断活跃起来，力图通过对朝鲜施压迫使其释放被“隐瞒”的绑架者，而他们也很快盯上了菲律宾蛤仔贸易，按照委员会的意见，抵制朝鲜蛤蜊显然是个行之有效的经济制裁方式。

不过日本的一些蛤蜊进口商显然不这么看，从朝鲜来的蛤蜊物美价廉，哪能随便舍弃，于是在日本主要的蛤蜊进口口岸出现了多起伪造产地事件——但和这一次不同，当时的伪造方式是：

“把朝鲜蛤蜊洗白成中国蛤蜊出售”

如果说这还只是民间层面的抵制，那么在2016年朝鲜核试验之后，国际社会对朝的制造力度加大，日本对朝鲜蛤蜊的进口全面禁止，从此时开始，朝鲜蛤蜊进口正式成为非法行为。但自那之后，朝鲜的走私水产品还是经常在多个对其实施制裁的国家出现，我国和朝鲜的边贸市场上水产品也是重要交易品类，对日本的蛤蜊走私会彻底杜绝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当然，这种走私的量不会像之前正大光明的出口那么大也是一定的。

由于这次被曝光出的“伪造产地”的蛤蜊总量并不大——两千多吨的蛤蜊一条小货轮就足够运输，所以这次的伪造产地，到底是来自中国的蛤蜊伪造成日本的以谋求更高售价，还是来自朝鲜的蛤蜊伪造成日本的，被拆穿后又谎称是来自中国的呢？

我说不好。但日本国内主要的菲律宾蛤仔产地里，熊本县根本排不上号，爱知县的三河湾、大分县、北海道的菲律宾蛤仔名气要大得多，熊本县产的菲律宾蛤仔在日本国内真的会有那么高的影响力和产地溢价吗？这就好像咱们国内的高邮湖大闸蟹送去阳澄湖洗澡，那是因为阳澄湖确实有那个“身价”，你把高邮湖的大闸蟹拿去东营、盘锦洗澡，是不是就有些奇怪了？

日本最重要的菲律宾蛤仔产地三河湾，近年来因水体污染和填海造陆问题产量萎缩严重

此外，关于蛤蜊为什么要被投放到沙滩上，又在“短时间内”收集起来售卖的问题，由于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短时间”到底是多短，所以不能判断只是单纯的“洗澡”还是暂养。如果是前者，我感觉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为这样的伪造并不是第一次，之前用朝鲜蛤蜊伪造成中国蛤蜊的时候，也只是换了个袋子而已，所以个人判断可能是一种暂养手段——我们也看到了，熊本县本地的蛤蜊年产量只有21吨，那么猜测当地居民的消费量其实也不会特别大。一下运来两千多吨蛤蜊，想迅速销售一空应当是比较困难的（全世界最爱吃蛤蜊的城市——山东青岛，日消费量也只在50吨上下），而作为一种活体，蛤蜊难以保存，那就不如暂时播撒到沙滩上让它们活着，再慢慢挖出来卖掉更划算了。

还有一种可能是来自外国（甭管是中朝韩）的蛤蜊在运输来的时候还不符合上市的规格，那么就在熊本再养相对长一段时间。这倒不是个特别奇怪的操作，我们国内的蛤蜊养殖有时也会这么做，去年胶州湾海星泛滥的时候，青岛已经养殖了一年多的蛤就被运输到大连很多，它们将在大连继续养殖一年，等上市的时候将其称为“大连本地蛤蜊”其实也是合理的。

所以要给这次的事定个性，恐怕还要继续挖一下这些蛤蜊到底是哪来的，其次要看它们到底在当地滩涂上待了“多么短”的时间。

根据这两个点的不同，这个事可能是一次违法走私行为，也可能是一次偷梁换柱行为，也可能是一次暂养或完全正常的异地养殖行为。

PS：评论区不是我关闭的，系统提示鼓掌不支持开放评论，只能等我起来一条一条放出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