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龟车”

陈建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在上海大街小巷的“差头”,罩了只淡绿色的铁皮壳,顶篷是厚帆布做的,因外形有点像只乌龟,弄堂里的人都叫它“乌龟车”,也有的孩子叫它“拉嘎卜”(上海话“癞蛤蟆”)车。

弄堂里宋家的二儿子在出租车公司是开乌龟车的,他回家吃午饭时,车子停在自家的门口,我经常会钻进去“白相”,模仿司机开车的动作。乌龟车是没有方向盘的,只有脚踏三轮车的那种手把,前面只能坐驾驶员一人,后面可坐两名乘客。

乌龟车不是随手扬招的,用车要到医院、公园、车站、码头等租车点登记,记得当时好像是一角五分起步,以后三分钱一公里。那年头,弄堂里厢的人都不怎么富裕,出门要么走,要么骑自行车,或者坐公交车。只有谁家媳妇要去医院生孩子,才会舍得花钱去叫乌龟车上门来。我经常在家门口看到乌龟车开进弄堂,产妇纱巾披头,怀抱婴儿,旁边坐着自家姆妈,颠簸着开在弹硌路上。产妇的老公却踏了一辆“老坦克”跟在乌龟车后面,“老坦克”的车把上挂着用网线袋装着的竹壳热水瓶、搪瓷杯、面盆、肥皂盒等,“哐当哐当”地踏着。

乌龟车虽然有些简陋,坐在里面闻着汽油味重,但小巧灵活,在狭窄的弄堂里畅行无阻,偶尔乘乘价钿也能承受。弄堂里的人有时去老北站乘火车、去十六铺登船,因行李又多又重,也会叫乌龟车上门。逢年过节,各地回来的知青,拎着大包小包,装着黄豆、香瓜子、山芋干、大米等,沉甸甸的,也会叫辆乌龟车载着行李回家。乌龟车尾有一块后盖可以翻下,是专门为载货而设计的,几只旅行袋叠起来,用绳子捆扎好,也是蛮结实的。

母亲通常去杭州弟弟家都坐13路电车去老北站。一次,她身体不适,哥去中山公园租车点,叫了辆乌龟车要送母亲去车站,母亲一听开一站路要三分钱,死活不肯上车。车开到长宁支路口,母亲嚷着又要下车去乘13路电车,被哥死死拉住,才未能如愿。到了老北站,一结账,要一元多,母亲拉长着脸,把哥一顿数落,说他是败家子,一角的电车票变成了一元的“差头”票。哥很是委屈,却不敢出声,摸索着从裤子的表袋里掏出一张不知藏了多久的一元纸币付了钱,耷拉着脑袋回到了家里。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坐过乌龟车,哪怕去万航渡路上的同仁医院开阑尾炎,也是蜷缩着身子坐在哥的自行车后座上去的。

乌龟车开进弄堂,玩游戏的孩子总要纷纷躲开,偶尔,一大帮孩子也会扒着帆布窗跟着车跑,开心得不得了。有时,我们也会使坏,一齐发力,使劲拉住车子,乌龟车马力不够,居然开不动了。司机跳出车子要来揍我们,我们早就逃进小弄堂里去了。司机骂骂咧咧刚启动,我们又一拥而上想去拉车,直到被邻居们喝止才松了手。有时,乌龟车载物太重抛锚了,弄堂里大大小小的孩子又会上前帮着推车,直到乌龟车重新发动起来,我们才放手,可好几个孩子被黑烟熏成了“蟹糊脸”。

乌龟车开起来蛮灵活的,转弯时车速过快,后轮会腾空,坐在里面的人有点“吓丝丝”的。一次,我在秀水路看到一辆乌龟车撞翻了路边的葱姜摊后,侧翻在一边。此时,从乌龟车里爬出的乘客,拍打着身上的灰尘,摸着额角头上的肿包,气呼呼地对驾驶员说:还要付车费吗?驾驶员连连摆手,乘客一边摸着额角头,一边嚷着触霉头,朝着旁边的弄堂深处走去。路边几个打着赤膊的小伙子走到车前,对着司机说,帮侬推一把吧,“一、二、三”,合力将侧翻的乌龟车扶正了。司机盯着车前后看了又看,也未见有什么损坏,发了一圈香烟后,便重新发动,叫着“谢谢倷,谢谢倷”开走了。

那时候,弄堂的年轻人结婚,新娘一大叠五颜六色的绸缎被子是靠黄鱼车踏到婆家的。新婚那天,有的新娘是坐着新郎的自行车上门的。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却看到一辆乌龟车贴着双喜字开进来。从娘家到婆家,只有几百米,却坐着乌龟车出嫁,倒也别有新趣。“噼噼啪啪”的炮仗落下时,把乌龟车的挡风玻璃炸出了一条小裂缝,马上有邻居阿婆出来圆场,“碎碎(岁岁)平安哦、碎碎(岁岁)平安”,新郎也非常爽快,给了驾驶员一包红双喜烟和几包喜糖,还赔给他一元钱。驾驶员问邻居讨了几张伤筋膏药贴在了裂口上,把车开出了弄堂。

别小看这小小的乌龟车,它承载着许多上海人的美好回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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