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牧草的调查、引进及栽培试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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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详述了近代中国有关牧草科技的引进及发展概貌。主要
内容包括：（1）近代国内外对中国草原和草地的考察和研究；（2）优良牧草
品种的引进；（3）优良引进牧草的栽培试验研究；（4）牧草的育种和贮藏试
验研究。
在晚清发起的兴农运动中，人们在充分地认识引进国外优良畜种以提高畜
牧生产能力的同时，牧草在发展畜牧业中的作用也被有识之士给以高度重视，
因而在引进国外优良畜禽品种的同时，也伴随着国外优良牧草种子的引进，一
些学者还从发展畜牧业的角度对草原和草地进行调查研究，对牧草进行栽培、
选育、贮藏试验，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牧草科技发展的序幕，本文现对中国近
代牧草方面科研活动作一综述。
一、近代对中国草原草地的调查研究
中国近代对草原草地的调查研究始自1840年前后。那时的调查活动主要从
植物学，而不是从饲料学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的。起初，一些欧洲人对中国北方
的植被进行研究、调查，清末英美两国的植物学者对中国西南和西藏的植物研
究尤其着力（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
版社，1992年，第333—334页。）。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东北后，为了更
好地利用东北的草地发展畜牧业，对东北和内蒙古进行了广泛详细的有关草地
植物资源的综合调查（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
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中国学者对草原和饲料科学的研究始自本世
纪二十年代，不过早期主要是从植物学的角度进行调查研究，其中涉及到草原
和牧草方面的调查研究。三十年代后，有关北方草原和南方草坡的调查工作才
陆续展开。
（一）晚清时欧洲人对中国草地的研究
1830年，俄籍德国人Bunge受帝俄派遣率团到内蒙古、华北等地采集植
物标本。同时俄国人科罗廖夫（1830，1841）、库托佐罗夫（1830—1841）、
格瑞斯基（1840）、让佐夫（1840）等亦在内蒙古地区采集植物，编成《贝加
尔—达乌里植物区系》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海德尔研究了蒙古和
中国西南地区的植物，并在1930年发表了《中国植物地理和亲缘》一文。美国
人威尔逊在1899年至1911年，对华中、四川、西藏东部植物作过考察和研究，
并有专著发表；英国人瓦特1911年以后对西藏东部和云南西北部植物作了研究，
并发表了许多论文；美国人诺克于20年代在云南设工作站，对云南西北部、西
藏东部、甘肃南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20—40年代英美学者十余人在云、川、
藏等地研究当地的植物，均有论文发表。搜集中国牧草资源的则以美国人为主，
迈耶尔1905—1918年在新疆、蒙古、东北、华北、华中等地广泛搜集农作物、
园艺作物和牧草种质资源。专门搜集牧草种质资源的有汉松（1899）、皮蓬
（1911）、斯蒂芬和墨密兰（1934）（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近代畜
牧兽医史集料》，第333—334页。）。
（二）清末至民国日本人对东北地区的草原调查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东北，开始其征服中国
的美梦。征服东北是日本征服中国的庞大计划中的第一步，对东北资源的调查
自然受到侵略者的高度重视。1907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
社”，该机构的活动涉及东北草原的调查与研究，公开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报
告。计有1915年满洲产业部务农课的《满蒙牧草植物调查》；1916年矢部吉
祯的《东蒙古的牧草和杂草》；1927年小佐井元吉的《满洲的牧草》；1934年
佐滕润平的《东乌珠穆沁植物调查报告》；1937年三浦密成的《察绥植物目
录》；1940年伪满兴农部畜产司马政局的《满洲的野生牧草及毒草》；1939—
1940年，伪满大陆科学院斋滕道雄等的《满洲产野草的饲料科学研究》，内容
涉及74种饲用植物的适口性、化学成分、开花期、产量等性状；1941年，斋
滕等人又对树叶进行分析，发表《满洲产树叶的饲料学研究》一文，内容涉及
22种树叶的适口性、化学成分及单宁的含量；1943年，北满经济调查所发表
《兴安北省牧野调查报告》以及《兴安北省三河地区的畜产及牧野》一文；
1942年三木茂、川濑勇发表了《北支那牧草资源调查报告》；1943年，满铁北
支经济调查所发表《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
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所有这些报告，都是
从实地调查中所得，这些有关东北的草地及牧草资源调查工作，直接为其掠夺
东北地区的资源服务。然而，不可否认，这些调查也使我们对东北的牧草及草
地资源有了比较深入而详细的了解。
（三）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草原的调查与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草原的调查始于20年代，开始主要从植物考察的角度，
后来开发西北的呼声高涨，掀起了考察西北的热潮，牧草也被视为一种宝贵资
源，因而对西北草原的调查给予足够的关注。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
政府向西南方向溃退，一些学者又开始对南方的草山草坡进行调查研究。
1.民国早期的植物学研究
20年代，钱崇澍研究了黄山的植被；胡先研究了南方的森林。30年代，焦
启元、耿以礼研究了江苏、内蒙古的禾本科植物种类及其分布；樊庆生、王启
元、郝景盛分别研究了安徽九华山、内蒙古南部和青海湖周围的植被；孔宪武、
陈怀封分别研究了兰州、燕山、长白山等地的植被（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第333—334页。）。
2.西北草原草地的研究
西北人稀地广，除矿产资源丰富外，草地资源是一大优势，畜牧业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发展畜牧业潜力十分大。1932年，开发西北之声一度高涨，由
于矿产资源开发手段有限，只能任其埋于地下，作为潜在资源，而草地资源则
易于利用，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许多学者对西北草地进行了考察研究。
1938年前后，孔宪武在辛树帜教授的授意下，研究了渭河流域的杂草，以
供研究农业者参考。该研究对渭河流域的杂草植物学特征，以及作为牧草的性
能作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注：孔宪武：《陕西渭河流域之杂草》，《西北农
林》，1938 年第3 期。）。
1938 年，沙凤苞在《陕西畜牧初步调查》一文中指出，西北地区牛羊矮小
瘦弱的原因之一是牧草质量不佳，他认为应该减少耕地面积以栽培牧草，并推
荐紫花苜蓿和雄刈草为最佳草类，这两种草类一来可用作饲料，二来可以起到
保持水土的作用，一举多得。此外还宜引进国外牧草，进行栽培试验并推广种
植（注：沙凤苞：《陕西畜牧初步调查》，《西北农林》，1938 年第 3 期。）。
沙凤苞有关西北地区畜牧调查一文中关于牧草的论述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他
认为要充分认识到草地和耕地具有同样重要性，盲目减少草地扩大耕地不仅不
能受益，反而会因此受到惩罚，这一点我们曾经有过很多教训；二是在栽培牧
草之时要充分注意水土保持，因为土地干旱，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如不考虑水
土保持问题，当草地被家畜食后，极易使地表裸露，造成水土流失，形成恶性
循环。
1942 年，顾谦吉对西北草原进行考察调查以后，根据自然条件及植被类型
将西北草原分为七大草区，它们分别是蒙古草区、祁连山草区、青海环海区、
柴达木区、巴颜喀拉山区、玉树区、陇南及西倾山区。顾氏对每一区的草类特
征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注：顾谦吉：《西北畜牧调查报告之设计》，《西北农
林》季刊第2 卷第1 期，西北专号（一），1942 年3 月。）。
1943 年，美籍畜牧顾问，草原专家蒋森来中国，对宁夏的草原进行考察。
宁夏地区由于冬末春初饲料缺乏，家畜因之大量死亡。他认为要改变这一局面，
除了在入冬前减少牧畜存栏量，使家畜的饲料需求和饲料供给达到平衡外，还
需栽培牧草制成干制牧草，以备饲料缺
乏之需（注：蒋森：《宁夏畜产考察报告》，《畜牧兽医月刊》1945 年 5 卷 3、
4 期合刊。）。
1944 年，许康祖在《西北羊毛研究》一文中指出，西北地区绵羊大多天然
放牧，由于草场质量不佳，春秋之季尚可，入冬以后多营养不良，羊群终日游
牧而不得一饱。因此他建议把改良草场作为发展畜牧业最为关键的措施（注：
许康祖：《西北羊毛事业》，转引自郭文韬、曹隆恭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
技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 年， 第489 页。）。
1944 年，耿以礼、耿伯介父子考察了甘肃、青海一带的草地情况，对甘肃、
青海草地类型，草地利用存在的问题以及草地改良办法作了较全面的研究。耿
氏指出：（1）甘、青一带山坡草地辽阔， 但牧草质量欠佳，亦无占优势之草
种，系放牧过度所致；（2 ）平原草地面积有限，优势之草类亦显著；（3）青
海湖之平原牧草， 要优于拉卜楞甘坪寺之平原牧草，而甘坪寺之平原牧草，又
较优于三果乎之平原牧草； （4）在牧草改良过程中，宜首先铲除毒草。毒草
有醉马草和极恶草两种。铲除毒草后，以狼尾草替代青海湖“芨芨草”，用鹅
冠草替代羽毛属植物群落，用粗穗野麦替代“醉马草”，用豆科植物苜蓿与芫
香草替代豆科植物之“极恶草”（注：耿以礼：《甘青牧草考察简要报告》，
《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 卷1 期，1945 年1 月。）。这些考察与研究，对于
甘、青一带的草原资源的了解以及草地的改良都具有指导意义。
1945 年，何景教授对祁连山一带的草场情况也进行了考察研究，写成《祁
连山之牧场草原》一文（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
牧学院学报》，1982 年第1 期。）。
3.南方草山草坡调查研究
对南方草山草坡的调查，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进行的。因为日本帝国主
义的铁蹄使得大批学者退至西南地区，由此西南一带的草山草坡成为草地工作
者的主要考察对象。
1942—1943 年，畜牧草原工作者对广西的野生及栽培牧草进行较全面的调查。
结论认为：广西牧草以禾本科牧草为最多，次为莎草科等，在草地建设中，对
一些有毒或与畜病有关的植物应特别加以注意（注：《广西牧草调查研究》；
《中央畜牧兽医汇报》，3 卷1 期，1945 年。）。
1944 年，美籍学者蒋森赴西康考察，对西康的主要草地类型、植被群落情
况作了较详细地分类归纳。他指出西康草地虽然优良，但是载畜量也十分大，
属充分利用的草地，如果进行深度放牧，草场退化则立等可见。因此建议在开
发过程中，要适时对草场进行改良，以使之能持续利用（注：蒋森著，汤逸人
译：《西康畜牧考察报告》，《畜牧兽医月刊》，5 卷7—8 期合刊，1945 年8
月。）。
4.草地草原改良与利用研究
有关草地的改良和利用研究，直接关系到畜牧生产的效益，一些草地工作
者对此多有涉及，而其中着力最多者是叶培忠和王栋教授。
1944 年，王栋对粗劣草地的利用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国许多草地的粗劣
现状，大多是由于人为管理粗放所致，牧草生长任其自然，致使草地质量低劣，
生长缓慢。因此，他认为粗劣草地是可以改良的，并分别针对干燥砂质草地、
潮湿黏质草地、酸性草地、碱性草地、劣质草地提出改进措施。在改良过程中，
他还建议应先将草地分成若干小区，使用不同的改进方法，择其收效快而大的
进行推广，这样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注：王栋：《粗劣草地之改进》，
《畜牧兽医月刊》，4 卷6 —7 期，1944 年7 月。）。关于西北的牧草，王栋
不仅作过专门研究， 他还提出了西北草地产权归属问题，认为可通过利益激励
机制的作用，使草地利用趋于良性循环，这些工作对于合理地利用西北天然草
场，发展畜牧业具有积极意义（注：王栋：《西北牧区之草原问题》，《畜牧
兽医月刊》，6 卷8—9 期，1947 年。）。
抗日战争期间，叶培忠在甘肃天水水土保持站工作，他从水土保持与发展
畜牧两个方面对西北牧草改良问题进行了研究。叶氏说：“多数人认为举凡不
耕种之土地即为荒地，均可移民垦植，于是有木伐之，有草犁之，改种五谷。”
他指出这一观点十分有害，因为林木有其特殊之价值，牧草为牲畜饲料，其价
值不亚于农作物。西北素为牲畜繁盛地区，但数千年来，只知索取，不知保护，
过度放牧，可食之草皆食之殆尽。西北气候寒冷，燃料缺乏，草木往往被连根
挖掘而作为燃料烧掉，造成水土流失，旱则赤地千里，涝则田舍漂没。叶培忠
是较早把发展畜牧与水土保持结合起来的学者，他较早地提出了在不宜农的地
区种草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他还建议西北地区牧草种植应将饲料价值和保持
水土价值兼顾，对一些不宜农的地区，应退耕还牧（注：叶培忠：《改进西北
牧草之途径》（抽印本），由北京农大动物学院胡兴宗教授提供。）。
近代中国学者对草地草原的调查研究，使人们对草原和草地有了新的了解，
使人们认识到，草原和草地也是一种资源，合理地利用草原草地其意义不在种
植农作物之下。当然，尽管许多学者指出草地草原改良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旧
中国政治腐败，致使草原草地的改良仅仅停留在考察和研究阶段，改良与合理
利用的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以大力开展。
二、中国近代牧草的引进
1875 年，比利时传教士马修德将红车轴草由其本土引入湖北省巴东县与建
始县交界的细沙河天主教教堂附近种植，作为养马饲草，有“洋马草”之称，
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牧草引进行为。其后，该牧草逐渐传播，至今遍及鄂西山
区（注：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
年第1 期。）。但是， 这一引进活动仅仅是一孤立的行为，没有造成反响和产
生示范效应。
1897 年，《农学报》在上海创刊，该报先后发表了《紫云英栽培法》、
《苜蓿说》、《谈栽培苜蓿之有利》、《间作豆科绿肥之利益》、《论种苜蓿
之利》等文章，率先提倡种植牧草，并阐述栽培牧草之意义。《农学报》创办
人罗振玉更是亲自撰文，呼吁引进优良牧草，他认为应“讲求牧草，移植欧美
良品牧草”（注：罗振玉：《论农事移植改良（下）》，《农学报》卷95，
1899 年。）。由此，国外优良牧草陆续被有识之士引入中国。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年）8 月， 奉天农事试验场试种从国外引进的牧草达37 种之多（注：
《奉天全省农事试验场报告》，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
辑。）。
日本人进入东北以后， 也曾引进牧草在东北地区进行栽培试验。1908 年，
日本人大岛义昌在任关东都督之际，将苜蓿引到大连民政署广场附近种植（注：
富象乾：《中国饲用植物研究史》，《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报》，1982 年第1
期。）。1914 年， “满铁”公主岭农事试验场引入苜蓿，后来在铁岭、辽阳、
郑家屯等地进行栽培试验。1922—1923 年间，东北地区引进红车轴草、白甜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