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那城的城城 那一座城
深圳，有个人尽皆知的“中国油画第一村”，大芬村。
在这里，一百个达·芬奇，一千个莫奈，一万个梵高……早就不是稀奇事儿。
过去几十年，大芬从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摇身一变，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油画工厂。
每年超过五百万幅世界名画，经农民工的画笔和画商，从这里销往世界各地。
赵小勇，是大芬村的第二批油画民工。
他在这里画了近30年，临摹超过10万张梵高，成为了“中国梵高”的标杆人物。
当我们在巷子里的一栋老旧民房，见到他的时候，他正悠闲地煮着茶。
这是一个本不起眼的门房，铁门却被涂成油画色彩，艺术质感十足。
在大芬，这样的艺术气质，处处彰显。
特别的是，赵小勇给玻璃上贴了一张海报。
一个身穿背心的农民工，举着一张梵高自画像，抬头仰望，眼底冒星光……
那是几年前的他。
也是纪录片《中国梵高》里的主人公——赵小勇。
2003年，余海波来到大芬村，走进了赵小勇的“绘画工厂”。
几个光着膀子的中年男人，穿梭在狭小昏暗的走廊里，在满地颜料和画布之间井然有序、游刃有余……他被眼前震撼了。
但，这就是大芬村的普通日常。
2017年，余海波拍的大芬村纪录片在欧美上映，拿遍各个大奖。
这部影片，像一颗深水炸弹。
再次把深圳这个不大起眼的客家村落和赵小勇们，送到了世界的舞台之上。
原来在繁华的大都市，承担起全国70%油画产出的，居然是一个面积仅仅0.4平方公里的小村子。
更想不到的是，在村里像赵小勇一样的油画农民工，还有8000多名。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以民工的身份闯荡深圳。
没有学历、技术和背景，更谈不上学过专业绘画。
他们拿起画笔，只是为了谋生而已。
他们涌入小小的大芬村，夜以继日地赶客户订单。
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已。
以平均一天十几张的效率，练就了一身临摹的本领。
“可那又如何？现在，大芬因为疫情冷清了许多。画商少了，不少人离开了。一个朋友回老家开滴滴，现在生活也过得还不错。”
在赵小勇看来，画画是一辈子的热爱。
要留下，就要做一点改变，不然会被淘汰的。
说罢，赵小勇又开始给自己，画起了自画像。
01
从民工到画工
在深圳过的第一个生日，是20岁
带着家里凑的200块，19岁的赵小勇离开了湖南邵阳。
初到深圳，他和老乡们流浪了两个月。“大家三五成群，踩着单车，白天大街小巷找工作，晚上睡工地。”
两个月后，他终于靠打零工，赚到了在深圳的第一桶金——10天，工资35元。
那时进工厂或工地，几乎是所有民工的唯一出路。
初中就辍学的赵小勇，命运在无形之中给他开了一扇窗——
小学他的绘画天赋初显，拿着老师赠送的画册，常常半夜偷偷画画。
“没有办法啊，被父母发现不是打就是骂：不务正业，画画能赚钱吗，能生存吗，那是专业搞艺术的人做的。”
当初这些耳提面命，至今仍回荡在赵小勇的脑海里。
在深圳过完第一个生日，他进了几个工厂工作。幸运的是，在一个工艺品厂，一个菲律宾人相中了他的绘画天赋，提拔他为助理。
“这个工厂就很自由，5点下班，晚上还不用加班。有时拉着窗帘窝在寝室里，沉迷于画明星肖像。什么郭富城、黎明、刘德华，一画就画到了深更半夜。”
赵小勇笑着说道：“这就是我们那时的追星方式啊”。
不止追星，他还用画画追爱。
“那时认识一个老乡，她在很远的一个厂子。我给她画肖像，反反复复，画了又撕，撕了又画，画了大半个月，有一点点像了，才小心翼翼的拿给她……”
在厂子里快乐地待了几年，这时，他与油画，甚至梵高还八竿子打不着。
直到1996年底。
某一天，下班在宿舍沉迷画画的赵小勇，听老乡说在大芬村画画也能赚钱。
没过多久，他就辞职，第一踏进大芬村。
02
从画工到“中国梵高”
上百万幅世界名画在这里批量产出
在赵小勇来到深圳的前一年，画商黄江在罗湖区的黄贝岭办了一间油画工厂。
从香港接油画订单，招揽60多名画工聚集在600平米的画室里，分工临摹世界名画。
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来说，都算是颇具规模的油画工厂。
画了两年后，房租飞涨，合伙人有了分歧，黄江决定另寻他地。
当时的大芬村，有农田，有耕牛，有鸡，有鸭，也有一些民房，整个村子总人口不到300人。
这样一个僻静的地方，不仅租金便宜，还非常适合搞画画。
于是，大芬村的第一间油画工厂诞生了。
最开始的画工，不过20多人，有的来自广州、东莞……而有的是旧工厂的徒弟。
他们都不是专业美术出身，只是有一点点绘画基础，稍微再培训一下，就能变成油画工厂流水线上的一员，负责铺底的铺底，负责上色的上色。
今天还在大芬村的黄江油画艺术画廊。
黄江懂经营，也有门路，能接得到稳定的订单，工厂的订单越来越大。
那时，几乎没有什么商业油画。
就这样，竞争少，订单多，数量从每个月几万张逐渐涨到了几十万张。
想靠画画赚钱生活的人，不约而同来到大芬村。黄江把大量的订单外放，分给小画商和画工们。
刚到大芬村的赵小勇，需要从零学起。
尽管绘画天赋有限，可是他对油画的制法和色彩，还相当稚嫩。
“我很幸运啊，当时和一个美院的老师住在一起，在他的指导下，学了大半年”，可以说，他大半只脚踏进了大芬村的油画江湖。
可是他来到大芬村很长一段时间里，买颜料买画笔，把钱都花光了，而且一幅画也没卖出去。
“我就出去推销，背着画去罗湖，去找画廊，实在不行就放到店里代卖。”
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人愿意画梵高，因为他的画太费颜料了。
“卖不出画的时候，突然感受了到梵高的苦难，100多年前他卖不出画，100多年后的今天，我画的他也卖不出”，倒有点像是跨时代惺惺相惜。
“别画梵高了吧？”有人这样规劝他，可是赵小勇对梵高渐渐生了执念。
中央电视台播过一部纪录片叫《梵高传》，画面还是黑白的。
图/纪录片《中国梵高》
“当时看完，很感动。原来他是这样一个人，他的生平，他的孤傲，他的渴望，他的追求……都让我决心一定要画好梵高”。
不知是该用固执来形容，还是该说皇天不负有心人。后来画梵高的人越来越多，他的画也越来越有市场。
赵小勇搬了家，在一栋四层都是画梵高的民房里。他的顶楼画室，不大起眼，却被一个香港画商看中，一次性给了他20笔订单。
“那是不同的20幅梵高的画啊。”在赵小勇心里这是一个希望的开始。
这笔订单他画了两个月，交货后却很忐忑，“这个客户是不是黄了”。
苦等两个多星期，BB机响了。从香港打来的。
这一次订单数量翻了四倍，变成80幅。“我当时高兴到不行，不愁生计了，全身心投入”。
后来，赵小勇把妻子接到了大芬村，让她也开始学习画画。
“忙不过来了，就让她从铺底开始，我画就更快。”80幅梵高，两个人合作，画了差不多三个月。
没多久，订单从300张，变到500张……赵小勇的“油画工厂”，开始小有规模。往后十年，这个来自香港的画商，给了他最大的安全感。
赵小勇画室。图/纪录片《中国梵高》
最多的时候，一个月累积达到了1300张。
赵小勇招了十多名徒弟，在画室里，大家就拿着画笔拼命干。
“我们吃住都在这个小屋子里，累了就地躺下。那张最经典的海报，就是我们最真实的日常”。
赶工的时候，时常画到半夜，最多一天画十个小时，几小时就能画一幅。夏天，微弱的日光灯下，颜料和汗水混合在一起。
唯一的慰藉便是那台收音机——
“一个心灵情感互动节目，12点开始，到凌晨两点，讲的都是打工人的心声。”
可以说，那个时候，大芬的巷子里没有熄灯的画室，基本上都在播放那个电台。
“当然，我们也没得选，香港的，广东的粤语节目我们外乡人，一般都听不懂。”
画画很辛苦，也很枯燥。
但凡心中没有一点热爱支撑，都很难坚持下去。
有个贵州的学生，因为喜欢画画来到大芬村，赵小勇开始教他。
那个时候也有欧洲的订单，小伙子第一个月很认真，第二个月开始坐不住，第三个月总是对着画长叹气，快要生无可恋了。
赵小勇很理解，“是啊，几个月都画同个稿子，一般人还真受不住。”
到现在他还始终记得，这个20岁的年轻人对他说：“老师，画画好枯燥啊，我宁愿去工厂里做搬运工，也不愿意坐在这里画了。”
第四个月，男孩偷偷走了。上了火车才敢发来信息，是道歉，也是道别。
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的画商不再来订单。
庆幸的是。
第二年，一位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画商，机缘巧合走进了赵小勇的工作室。
“天呐，这不就是一个梵高美术馆吗？”这是他走进画室的第一反应。
往后，这位荷兰的画商把订单都给了赵小勇。
03
从大芬到荷兰
寻找梵高，寻找赵小勇
画了梵高20多年，赵小勇开始寻找自己。
和当时荷兰画商走进这家店不一样，我们所见到的赵小勇工作室，不止有《向日葵》《星空》……还有一大部分赵小勇的创作，挂在店内最显眼的位置。
这些原创作品上，都写着签名ZXY。
右边墙上的那幅，是割下耳朵的梵高。
他说，想起梵高有太多的画面在脑海里，不再是临摹，而是用我的笔把心目中的他，一一画出来。图/赵小勇
再旁边那幅，是赵小勇的自画像。
梵高一生有36幅自画像。赵小勇也给自己画了自画像，从19岁到70岁。每个脖子都特意画的细长，这是一种昂扬向上的志气，不认输，不妥协，坚持自我。
搁在地上这一幅，是他故乡的那个村庄。
“这是最近才画完的，和以前相比，村子里两层小楼房做得越来越漂亮。你看，旁边公路也通了，我们家在这里……”赵小勇指着幅画，如数家珍。
这幅已经卖了，我问：“舍得吗？”
他说这幅原创，属于自己的家乡，也属于赵小勇。
有人欣赏，它就值得。
毕竟家乡刻在心里，画笔在手上，还怕什么呢。
在画廊里还有一幅作品，意义非凡。
这个场景，发生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
从画梵高的那天起，赵小勇就有一个心愿，去看一次真正的梵高。尽管他曾经在梦里，与梵高相见，但梦醒之后，一切还是虚无缥缈。
2014年，受到那位阿姆斯特丹画商的邀请，他终于坐上飞机，飞往荷兰。
去到梵高的故乡，走他曾走过的街道；去他曾坐过的咖啡馆；在博物馆，看真正的梵高的画；到他的墓地去祭拜……
在梵高咖啡厅，赵小勇展示了一把自己高超的画工。
他找到梵高当年作画的位置。
一开始还有点胆怯和犹豫。于是，他一口气干了瓶啤酒，借着酒劲儿，不到半个小时就画好了《夜间咖啡馆》，引得外国人围观，连连称赞：“你比梵高还要厉害啊。”
这时，旁边一个小女孩将手里的玫瑰花，送给了他。
图/赵小勇
当他远远的第一眼看到自己的画，被挤挤挨挨地挂在店里供游客随意挑选，眼神瞬间失了神。
这不是画廊，也没有橱窗，只是一个纪念品店。原来他的画这么多年，都被当作“特产”买走。
图/纪录片《中国梵高》
尽管失落，但去梵高博物馆时，赵小勇仍充满期待。
“那扇门打开的时候，最先看到那幅自画像，因为那是我画的最多的。我很激动，也想去摸，就是隔壁的保安太庄严肃静了。”
走《向日葵》面前，赵小勇凑上去，看得无比细致入迷。
“梵高的画，原来没有章法，没有规律。你看，他在下这一笔的时候，一定夹着犹豫和纠结……这才是梵高的味道”。
那时的赵小勇才明白，那几十万幅临摹的《向日葵》也终归比不过眼前的这一幅。
他半蹲在空荡荡的街头，无助且渺小。
待到天色渐暗，夜幕降临，黑暗吞噬了这一切。
图/纪录片《中国梵高》
也无形中吞噬掉了他心中，曾经有过的自豪和骄傲——
“我是画梵高最多的人……我画梵高的水准，也是数一数二的……”
回国前，他去了梵高的墓地。
蹲在碑前，静默了许久。
放了三只青苹果和三根烟。他用中国人的方式，致敬这位一百年前最伟大的画家。
图/纪录片《中国梵高》
04
在黑暗里仰望星空的人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那片星空
从荷兰回到大芬，赵小勇开始怀疑自己。
是啊，你画的那么好，可是当别人问起作品的时候，他一时无语凝噎。
此后，他决定画自己的内心。
他回到家乡，回到小村庄，开始给母亲画肖像。
画村里他从小跑过的那条小路；画自己的美术启蒙老师；画他心目中的梵高。
去写生，去上海、浙江……去看不同的美术世界。
图/纪录片《中国梵高》
纪录片播出后，赵小勇真正的火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梵高”。
后来他上电视做访谈，带着一幅原创作品去现场，也在现场临摹了一幅梵高。
“当时主持人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她说，我现在正式称你为深圳本土画家，赵小勇。”
“深圳本土画家”这几个字的分量，远远超过了那个响亮的“10万+”。
大芬村，是赵小勇的第二故乡。
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去海边，“我看着大海幻想，深圳这个地方好美啊，安个家就好。”
那时，每个来到大芬村的人都在拼命做订单，拼命画画，为了赚钱，为了活下去。
“哪有时间顾及艺术，又哪有资格谈论艺术呢？”
今天的大芬村，不再那么热闹喧嚣。
今天，梵高依旧还是梵高。
可赵小勇们，开始跳出梵高的"临摹法则"。
街头巷尾，画画的人、买画的人、散步的人、买菜的人……油画已经融入大芬的生活，成为大芬的一部分。
留下来的画工们，在努力推着大芬村前进。
“它不应再是山寨油画的代名词。”
“因为，大家在做生意，也在做原创。”
对于赵小勇，大芬有他一生都割舍不掉的情谊。
这里的街道，这里的绘画，这里的人生；
他是这里几十年的见证者，也是承载者。
虽说，那些年，画画是为了生活。
但生活本身，何尝不是一种艺术呢。
正如法国的一个商报记者，来到画室的时候说的那一句：“这里的人，这里的一切，本身就是艺术。”
——
走访结束，离开时。
不远处的街角，有个男人坐在狭窄的楼梯口前。
邀请我们过去参观。
他叫李文，是一位铁线艺术家。
小小几平米的楼梯间，堆满蜜蜂、蚂蚁、金鱼……
还有一只会转的地球仪。
一根铁丝，千变万化，栩栩如生。
他说："我就放在这里展览，敞开门，欢迎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