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沉底蕴，更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凝聚全国人民的重要旗帜和理想目标。当代中国，几乎没有人从理念上否定这一价值追求的正当性和感染力，但真正的难题在于其实践的艰难性与复杂性。2021年，浙江省作为全国除直辖市外的省级行政单位中共同富裕基础最好的省份，被党中央和国务院确立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其相关探索经验与未来指向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为什么是浙江省“基础最好”？

【关键词】共同富裕；三大差别；中等收入群体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沉底蕴，更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凝聚全国人民的重要旗帜和理想目标。当代中国，几乎没有人从理念上否定这一价值追求的正当性和感染力，但真正的难题在于其实践的艰难性与复杂性。2021年，浙江省作为全国除直辖市外的省级行政单位中共同富裕基础最好的省份，被党中央和国务院确立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其相关探索经验与未来指向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为什么是浙江省“基础最好”？浙江经验对于我们探索“共同富裕”有什么样的启示？浙江的“先行先试”又面临什么样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一、共同富裕：世界难题与历史使命

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延绵存续数千年的大国。维护大国一统成为历代执政集团的首要命题：首先必须克服区域差异，其次必须克服收入差距，现代社会还要克服城乡差距。这种因为地理位置差异、自然资源禀赋、人才储备丰寡而导致的分化，在农业社会是较为缓慢的，进入现代工商业社会则明显提速。市场经济追求效率，自然催生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政权致力于削减贫富差距，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及按劳分配的方式对共同富裕做了一次历史性探索。但当时工业基础较为薄弱，且需优先考虑重工业建设任务，民生改善因此受到诸多制约。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产极大丰富，但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我国通过战略规划、产业布局、转移支付、结对帮扶、脱贫攻坚等一系列组合拳，经四十余年不断努力，在控制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持续扩大问题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在城乡差距方面，1949年我国城镇化率在10%左右，直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城镇化率也才18%左右，到了2000年的世纪之交，也仅仅达到30%左右。进入21世纪，中国的城镇化真正加速发展，截至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1乡土中国开始具有了明显的“城乡中国”特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更为突出的是“区域差异”问题。邓小平1988年即提出“两个大局”（沿海地区、内地）思想，中央在2000年制定“十五规划”时明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4年提出“中部崛起”“东北振兴”，都致力于缩小区域差距。经过二十年的持续努力，中国的东中西部区域差异已呈现明显缩小态势：“2000至2017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17276亿元增加到170955亿元，占全国比重由17.5%提高到20.0%。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4948元增加到45522元，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2.3%提高到76.3%”；“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84595元、48747元、45522元和50890元，人均最高的东部和最低的西部之间的相对差值，由2003年的2.5倍缩小到1.9倍”。2

三大差别中最难解决的是收入差距问题。各国政府在此方面均方法不多且乏善可陈。“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加强社会建设改善社会福利，以缓解社会过度分化带来的秩序瓦解风险。然而不过两代人的工夫，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作为资本主义阵营对立面的苏联明显走下坡路，西方失去了节制资本、照顾劳工的动力，开始再度为资本松绑。资本在全球化过程中迅速壮大，西方世界的蓝领却日益陷入窘境。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正是对这种差距不断扩大现象的理论阐释。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提出自己的可行性方案。

二、“浙江探索”：特殊省情与普遍道理

浙江省被国家选为共同富裕示范区，自然是因为在此方面具有突出成绩。问题的关键在于，浙江如何做到的？浙江做对了什么？为什么有些举措，其他省份甚至沿海省份也在做，但唯独浙江取得了最佳效果？这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必须正面回应和认真总结的问题，否则其他省份和地区很容易陷入“浙江本来基础就好，我们学不了”的尴尬之中。

经过几十年快速发展，乡土中国开始具有了明显的“城乡中国”特征

本文将着重从浙江省缩小区域、城乡和收入差距上的多年努力来剖析其探索经验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提炼总结浙江经验的“普遍性”，并不应回避其“特殊性”。因为没有任何经验是可以脱离具体时空环境的，讲清楚其经验的“特殊性”以及隐藏在特殊性之后的“普遍性”，才是正确剖析浙江数十年探索经验的真正有益方式。

（一）“山海协作”：缩小区域差异的制胜之道

浙江省有陆有海，陆地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内海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陆地上号称“七山一水二分田”；2020年有常住人口6400余万人，位居全国各省第8名；2020年GDP总量6.5万亿元，排在广东、江苏、山东之后；省内有2个副省级城市杭州和宁波。总体来看，浙江省在自然资源禀赋上并不算突出，在能源矿产资源方面尤其匮乏。因而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重工业布局对浙江并无特殊青睐。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起点在全国范围内并无领先优势，只能算中等生。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展开，宁波和温州作为海滨城市的优势迅速凸显，再加上省会城市杭州，浙江省迅速出现杭甬温三强鼎立的格局并延续至今，三城分别占据了浙江北、东、东南三个方位，而浙西、浙南山区则面临快速发展及被省内经济强市拉开差距的双重压力。如果任由这种趋势自然发展，浙江很可能成为全国区域差距很大的省份。

自本世纪初，浙江开始坚定践行“山海协作”战略，具体形式从最初的加强基建、结对帮扶、产业支持，到后来的“飞地经济”等，核心要义都在于促进经济发达地区与省内山区的协作共富。二十年来，“山海协作”取得了突出成绩，浙江最高最低地市居民收入倍差为1.67，是全国唯一一个所有设区的市居民收入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政策作用之外的一些“特殊省情”。比如浙江的地形更接近圆形，形状结构较为对称，南北向与东西向相距均约400公里，且一省之内有三个不同方位的经济强市可以辐射带动周边，这是其他几个沿海省份所不具备的。与之相比，广东省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南北向与东西向均约六七百公里，经济发达市在空间上高度聚集于珠三角狭小的空间内，对省内东、西、北部地区的辐射能力十分受限；山东省与广东省类似，东西跨度较大；江苏省虽几乎与浙江省陆地面积相等，但地形呈长条状，南北和东西跨度均比浙江大，且经济发达城市高度聚集在苏南地区。

在大城市化之外，浙江选择了一条鼓励县域和镇域经济的城镇化路径

从经济地理格局来看，浙江好比一个精致缩微的中国，也是西高东低、西陆东海、西重（要）东富（裕），因此我们也要看到浙江经验的普遍性，即发达地区持续帮扶山区（山区经济发展往往弱于其他区域），是一定会有成效的。具体的帮扶形式、产业支持、要素流动方式可以因时因地而异，但这种携手并肩的价值理念和战略导向不应动摇。

（二）“块状经济”：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举措

在现代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城市较乡村具有巨大的发展优势，且对乡村有明显的资源汲取倾向。城市日益光鲜亮丽与乡村广泛衰败同步呈现，在大部分地方成了普遍现象。然而浙江却保持了乡村的富裕美丽与生态和谐。截至2020年，浙江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69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930元，城乡收入比为1.96，远低于全国的2.56，并且是自1993年以来首次降至2以内，已连续8年呈缩小态势。在浙江县乡经济发展过程中，“块状经济”居功至伟，其主要是指区域产业集群，在中国主要聚焦于乡村小工业集聚，如浙江温州的鞋服、眼镜、打火机等，嘉兴的木条、羊毛衫等，宁波的皮革、服装等。

表面上看，城乡差距是经济差距的问题，但本质上还是产业差距。产业差距至少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国家产业政策与布局、城镇化路径、历史发展阶段。浙江的资源禀赋并不突出，加之新中国成立之初考虑到战备国防等因素，对浙江的重工业投入也不突出，浙江的经济结构因此整体“偏轻”，以轻工业为主。这固然有家底薄的弱势，但也有轻装上阵的优势。

另外，在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的城乡差距本身较小（农村稍富，城镇偏穷），3且与同为沿海发达省份的江苏偏爱大城市化不同，浙江选择了一条鼓励县域和镇域经济的城镇化路径，一直将县域作为城镇化的关键空间布局。4浙江农民往往就地进城，地方政府也给乡村发展以较大空间，允许农民利用自家庭院和房前屋后开展各类创业增收。新世纪以来，浙江山区和近郊乡村以乡村旅游的形式服务城市，同步享受增长果实，实现了城市反哺乡村的战略目标。

（三）“让利于民”：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导向

鼓励能者多劳，多劳多得，是中国社会各界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形成的共识，所以缩小收入差距的要害不在于“限高”（实践中也很难做到），而在于“托底”、“扩中”（培育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这些方面，浙江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方法多有变化，但“让利于民”的核心主线一以贯之。

在农村，从土地上让利。收入差距与职业有关，也与城乡关系有关，说到底还是产业及其利润率有别。在农村，农民一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靠劳动获取收益，浙江却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便支持农民在自家庭院和乡村从事小工业以获取非农收益。进入新世纪以来，乡村旅游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其所获利润的真正来源，是将宅基地从生活资料无偿转化为生产资料产生的地租收益，而这必然涉及对农民住宅的适度改造。如同当年鼓励农民开展各类小工业作坊一般，浙江在此方面给予了农民广阔的空间。与之相比，江苏则长期对农房改造持谨慎态度。

在社会，从政策上让利。浙江是资源小省，仅靠农业难以维持生计，农业与手工业兼营因此成为山区农民的传统。因手工业产品无法在本村内完成销售，必须走街串巷构建商业网络，浙江农民形成了经商的传统。这种因为资源窘迫而激发出来的商业技能，在改革开放之初，必须得到政府的默许和支持，才有生存发展的空间。那一时期的改革闯将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支持了群众的经商创业行为，至今仍被浙江人深深怀念。在今天看来，这是典型的政策让利。

三、未来面向：三大群体的共富之路

共同富裕必然是一个长期的目标，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共同富裕”的实现，也必然涉及分配领域的不断改善，但当前对税收手段的调节功能也不宜过高估计。从中央的部署和浙江的先行探索来看，分配问题固然重要，但更迫切的是如何在发展中解决好不同群体的共同富裕问题——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出现了明显变化。探讨共同富裕问题，需要对不同社会群体进行更细致精准的分析。浙江省“先行先试”中也把“全面覆盖 精准画像”的基础数据库建设作为重要内容。5十八大以来，我们首先通过脱贫攻坚，解决了最困难群众的托底问题。在笔者看来，今后更应聚焦于以下三大群体：中产阶层、蓝领工人和在乡农民。

（一）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在主流话语中更多被称作“中等收入群体”，由于“中等收入群体”内部劳动职业特征依然存有较大差别，所以笔者在此使用“中产阶层”一词，泛指以专业技能和管理等脑力劳动为主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普遍接受了较好的教育，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亿人”6，巧合的是，各界普遍测算的当前我国“白领”群体的数量也在2亿左右。从比例上看，当前我国拥有大学文化程度者在人口中占比达到15.4%，也刚好与体制内工作者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接近。

中产阶层往往是一个“向上突破不足，向下滑落有余”的群体。这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产阶级在城市中安身立命，主要依靠的是掌握的知识技能，并无资本与生产资料方面的占有优势。而在竞争加剧、变化频仍的环境中，除少部分掌握了高层级制度性文化资本者（如硕士、博士），大部分人将随着年龄增长、体能下降和知识陈旧而职场竞争力下降，很容易就会被市场淘汰；二是中产阶层的子女往往很难继承父辈的社会地位。因为知识不像资本那样可以直接继承，中产阶层的子女必须通过高强度的教育竞争，才能获得与父辈同等的职业与地位，但出身中产家庭的孩子往往又易陷入“死于安乐”的局面。

在中国，影响社会分层的最大因素仍然是教育——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获得待遇优渥、条件宽松的工作岗位。而要实现这样的合理匹配，教育发展就必须与国家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相结合。自2019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50%，一代年轻人中的多数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失配问题愈发凸显出来。

如此，要缓解中产阶层的心理焦虑和未来风险，个人及后代的不断学习、提升必不可少，但更为关键的是国家整体的科技进步与产业提升以及国家层面上的教育改革。只有整体科技水平进步了，技术含量高的企业增多，高等教育毕业的大学生群体才能找到相应岗位；企业利润率大幅提升，就业岗位的薪酬待遇也才会整体提升。产业升级是保证这一部分大学生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也需依据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状况进行相应调整。

浙江在过去几十年中，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较为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正源于其始终不懈地支持产业升级——从鼓励农民由农业转向工业，由低小散的家庭小工业逐步向先进制造业升级，到抓住数字互联网经济的浪潮，“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共同富裕重大改革全面深化”。中国规模庞大的高校毕业生未来高质量就业的希望，也在先进制造业和互联网创新的浪潮中。当然同时也要看到，浙江的居民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技术提升与产业升级之路依旧充满挑战。

一代年轻人中的多数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失配问题愈发凸显出来

（二）蓝领工人

在当代中国，蓝领工人规模在4亿左右，其又分为“老蓝领”和“新蓝领”，笔者认为，蓝领工人能否大规模迈入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共同富裕成败的最重要决定因素。

“老蓝领”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等传统领域，大约2.8亿人；“新蓝领”集中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家政服务等领域，大约1.2亿人。这部分群体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整体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一般在初高中及以下学历。他们最大的困境在于就业不稳定、工作强度高、劳动保障差和薪酬待遇低，进而无法真正落户城市享受同等的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我国城镇化率中常年存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8个点（大约2亿多人）的情况，其主要人员构成就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

给予蓝领工人道义上的同情并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这部分工人在市场经济下待遇不高，是受经济活动本身规律的制约。能够参与市场财富分配的各类要素中，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都是较为稀缺的，恰恰劳动是不稀缺的。要大幅度提高蓝领工人工资待遇，现实可行的方法，除了上述的提升产业层级之外，就是大力度加强蓝领工人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浙江在职业教育方面也先行先试，积累了丰富的产教融合发展经验。但总体而言，浙江及全国的职业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社会认可度、产业匹配度及学校教学管理等方面均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三）在乡农民

当前我国农业户籍人口还有7.8亿，其中劳动力人口约4亿，外出务工者2亿多，从事第一产业者约1.7亿人。农经年报数据显示，近年来，未经营耕地户约2500万，规模以上经营户（耕种50亩以上）约400多万。根据“七普”人口数据，中国家庭户均2.6人，因此可以粗略估计，在乡村从事规模农业群体的人口不过千万规模，不从事农业的已有至少五六千万，兼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约1亿左右。

在乡农民如何致富是三大群体共同富裕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

对于完全不事农业生产的在乡农民而言，其生活方式实际上已逐渐城镇化和工商业化。即使在中西部农村，农民也逐渐普遍在县城买房并就地城镇化。在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东部地区，农民的生活方式已与县城市民相差无几。

兼业从事农业的在乡农民，在中西部地区往往是户均承包七八亩地，夫妻二人以打零工为生，一年收入在五万到八万之间，对于当地消费并不高的生活环境而言，还是较为安稳的。这类零工机会与国家近年来大规模的各类补贴和乡村振兴建设密切相关。这批在乡农民的年纪往往在五十岁以上，在未来十到十五年后，其人数也会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而迅速减少。

当前从事粮食种植，一般需要一二百亩以上规模，其盈利方可与进城务工比肩，然而即便如此，其利润也主要来自各项补贴。对种粮农民的补贴依然需要加大力度，这既涉及国家安全，也涉及城市稳定。我国长期维持低粮价，为的是保障城市居民，尤其是普通蓝领的基本生存，但也需要保护、鼓励在乡的实际种粮者。在乡农民如何致富无疑是三大群体共同富裕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必须在乡村振兴的框架中采取“分散突围”7之法，充分尊重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和尝试。浙江在引导培育“农创客”等致富带头人方面长期坚持，成果丰硕。

除了上述三大群体外，还会有一小部分困难人群需要财政托底和群众互助。“托底”高度依赖地方财政能力，而地方财政能力说到底取决于产业基础和科技水平，只有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才能有较高的利润率，才能支撑更高的地方财政，进而给市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互助”则主要是群众内部的家庭、家族以及社会公益支持。浙江地处沿海且商贸发达，但由于台风多天灾、渔业高风险、商业易破产等多重自然社会因素，浙江人在剧烈变动环境中的互助共济传统较为深远，其经验与规律值得总结。

四、结语

浙江在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社会治理等多方面总体领先全国平均水平约10～15年。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共同富裕的浙江经验，关键是要在实践中把握“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统一”8。浙江在共同富裕上的探索，以及面对新问题的可能解决思路，无疑会带给我们一些启示性思考。

首先，一次分配为重点。中国共同富裕的实践方向还是要着眼于一次分配，因为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不可能从根本上大面积解决问题。此外，政府的税收调节能力和空间毕竟有限，这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问题。税率过高，则资本流出，反过来将导致税收总量下降。9必须首先通过“发展”增加整体收益，实实在在地提高一次分配水平，而非对整个经济的根本体制和基础进行变动，搞“平均主义”。浙江共同富裕的基础之所以比较好，也与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密切相关。在接下来的探索中，浙江依旧将“创新创业”作为重要举措，并将在全省农村大力推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的激活改革，其着眼点均在一次分配上。

其二，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公共服务和福利的核心有四：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服务和福利的获得，有个人努力的部分，但更多取决于政府的制度保障和政策安排。目前，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任务还是2亿多进城但尚未定居落户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住房问题。城市的住宅相当于农村的“土地”。今日中国2亿多进城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需要国家在政治上有战略部署，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如果这部分群体能够顺利落户城市，无论是对刺激经济增长还是维持社会稳定而言，都是功在千秋。此外，进一步推动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资源在城乡和省域之间畅通共享，也是重要的攻坚方向。当前，农民工群体社保的跨省流转及其所包含的未来养老金问题，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力度。

最后，实事求是重稳定。国土广袤、区域差异巨大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因此各项政策都需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中央在共同富裕问题上也如此强调，浙江前期的良好基础亦建基于此。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浙江在缩小三大差别上的前期基础，与二十年来“一张蓝图干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密不可分。“政贵有恒，不求屡易”是一个朴素而有效的古老政治实践原则。

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延绵存续数千年的大国。维护大国一统成为历代执政集团的首要命题：首先必须克服区域差异，其次必须克服收入差距，现代社会还要克服城乡差距。

问题的关键在于，浙江如何做到的？浙江做对了什么？为什么有些举措，其他省份甚至沿海省份也在做，但唯独浙江取得了最佳效果？

自本世纪初，浙江开始坚定践行“山海协作”战略，具体形式从最初的加强基建、结对帮扶、产业支持，到后来的“飞地经济”等，核心要义都在于促进经济发达地区与省内山区的协作共富。

在浙江县乡经济发展过程中，“块状经济”居功至伟，其主要是指区域产业集群，在中国主要聚焦于乡村小工业集聚。

经过几十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出现了明显变化。探讨共同富裕问题，需要对不同社会群体进行更细致精准的分析。

知识不像资本那样可以直接继承，中产阶层的子女必须通过高强度的教育竞争，才能获得与父辈同等的职业与地位。

在当代中国，蓝领工人规模在4亿左右，其又分为“老蓝领”和“新蓝领”。蓝领工人能否大规模迈入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共同富裕成败的最重要决定因素。

我国长期维持低粮价，为的是保障城市居民，尤其是普通蓝领的基本生存，但也需要保护、鼓励在乡的实际种粮者。

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任务还是2亿多进城但尚未定居落户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住房问题。城市的住宅相当于农村的“土地”。

注释：

1[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国家统计局官网，2021年5月11日。

2[2]《国家统计局发布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区域发展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2018年8月20日。

3[3]《破解浙江富裕密码：从温州到义乌到余杭》，“瞭望智库”微信公众号，2021年10月12日。“1978年，浙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32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65元，城乡收入比为2.012。同年，全国城乡的数据分别是343元和133.6元，收入比为2.567。”

4[4]刘炳辉、熊万胜：《县城：新时代中国城镇化转型升级的关键空间布局》，载《中州学刊》2021年第1期。

5[5]刘乐平：《聚焦共同富裕目标任务，加快推动制度系统重塑》，载《浙江日报》2021年10月29日，第1版。

6[6]《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六号）》，国家统计局官网，2021年5月11日。

7[7]熊万胜、刘炳辉：《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李昌平-贺雪峰争论”》，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

8[8]郁建兴、任杰：《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载《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3期。

9[9]樊鹏：《西方国家高赤字发展模式是社会福利惹的祸吗？——基于财政和税收的视角》，载《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