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和大伯家关系不好......
母亲告诉我们兄弟，别和他们家来往，大伯家的很多行为在母亲给我的解释中都是丑恶的。于是，从我小学三年级到初中，和大伯他们家都没有太多交集，和堂姐堂哥也不愿意交流。后来，两家重归于好，发现他们家并没有那么不好...
在我家乡那个偏远的西北农村，周围人对于北京和上海的认知除了“首都”、“经济发达”这些，就是“排外”、“崇洋媚外”。后来我来到了上海，发现，热情洋溢、不排外的上海人也大有人在。
经历了种种这些偏见和误解，我开始审视那些我二十多年来形成的认知，尝试着排除情感、情绪去重新理解。这让我意识到，那些父母、老师、周围人曾经灌输给我的认知普遍存在问题，我后悔没有更早地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意识到这样的误解其实很多，人与人、一个地方对另外一个地方、一种文明对另外一种文明、一种想法对于另外一种想法...... 我理解，强烈的自我认同是某种凝聚力的体现，但凝聚到要去偏见甚至攻击另外一个不同的人、地方、文明、想法，至少是一种无知。
这种无知在人群中很普遍，因为不带思考的认知没有成本。最初意识到这些的时候，面对别人偏见性的言论，我总是难以抑制地去理论和抨击，后来不会了。 排除那些真的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的，那些貌似听明白了的人在往后的其他事件中依旧保持着无知。我曾苦思冥想为什么这些人就这么难以打破自己的认知呢？
即使那些每天教育别人思想不要太局限、甚至像我这种自诩可以独立思考的人，在某些时刻和某些特定的事件上，依旧会陷入这种无知的境地！
那么，如何才能打破这种认知界线呢？
从小到大，我们对外界的认知中的一大部分都来自于权威，媒体、老师、父母、朋友...... 有时他们并非恶意，却依旧给我们很多经不住逻辑推敲的认知。究其原因，认知成本问题，人们普遍不愿意为了认知一件事情付出过多思考，这个时候当一个你比较信任的人或者组织告诉你事情是这样的，绝大多数人会选择相信。尤其是周围的人群中不断地重复，又具有“简短”、“郎朗伤口”等诸如此类的针对人类心理学的传播学技巧，更容易让人接受。
如果是某种错误的对别人好的认知问题还不大，但当我们错误的认知会伤害别人的时候，你的无知就不仅仅与自己有关了。这个时候，应该尤为慎重，仔细推敲自己的认知是否正确。
情感、情绪、立场等通常会让我们作为人的性格更加立体，但如果认知中掺杂了过多这些因素，对认知的利益双方都是不公平。比如说，我们常会基于对某个群体和个人过去不好的印象对其现在的行为产生偏见，把群体中的部分行为的好坏作为判断群体好坏的首要标准，从而缺乏一种就事论事的特点。拿这次疫情中的一些中国人对意大利的态度而言，网上以之前D&G辱华为由说中国不应该帮助意大利之类的言论。任何群体中都有好的部分坏的部分、任何人都有优点和缺点，这样的道理人尽皆知，但当我们面对具体的事情时，还是会以这种偏见的认知应对。
因此，要打破这种“无知”，首先要学会质疑，平时自我思考时的质疑，当我们以认知判断对错时更要质疑。那些构成认知的基础事实是否正确？那些认知判断的逻辑是否严密？你并不会因此摆脱无知，但至少会因此减少被那些普遍认知迷惑的机会。
在自我怀疑之上我们更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事实≠真相”。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可以接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似乎混淆了事实和真相的界线。我们常以为我们看到的就是事实，也认为这就是事情所有的真相。可是，对于大多数复杂事件而言，绝大部分人都只不过是盲人摸象罢了，仅仅看到了部分的“事实”，距离看清象的整体（也既是“真相”）为时尚早，那此时对象形成的认知就是不全面、不公正的。
要了解象的整体全貌，仅仅依靠自己摸到的自然不行。那如何更加接近真相呢？我想，如果摸象的盲人足够多，再集中所有盲人地摸到的大象的部分，应该可以拼凑出一个相对完整公正的真相。
我们以“盲人摸象”的道理去试图理解认知的重要性。然而现实中的大多数人于此而言更加不幸运，对象的认知并非自己亲手摸得，而是某个摸象盲人经过人群层层传递到自己的认知中，姑且不论这个盲人也不知道象的全貌，消息在人群中不断传递，真正到自己这儿早已经面目全非。即使我们摒弃了情感、情绪、立场等影响，综合了更多人的认知，依旧对真相如隔靴搔痒。
与其这样，如有条件，还不如做个摸象人，真正地去接触大象，你会有更真实的体验。距离事物本身越近，越能看到它的细节，如西方社会对中国普遍存在的傲慢和偏见，又如一些中国人对西方或是崇洋媚外或是敌视。当我第一次出国前往英国，我深刻意识到，在政治人物和媒体的操作下，双方国民对于彼此不了解的情况到底有多么严重，彼此的对立更多是来源于对对方的无知。
任何人任何时候，正确的认知都能让我们更加接近事情的真相，能从多个角度去看待事物，而不是固步自封。自以为了解了所有、逻辑完备，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盲人摸象”告诉我们：完整正确认知的首要要素就是质疑自己已形成的认知，去接受更多人的认知，同时距离大象更近一些去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