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之园的孩子们在摆弄着玩具模型。这天有霾，他们没出门活动（李伟 摄）
记者/黄子懿 实习记者/王亮
一次腾退
2018年冬至日的北京昌平七里渠农场，在阴云中的远山、高耸的枯树、冰封的河水映衬下，空旷而萧瑟。一阵欢声笑语打破了寂静，院子里蜂拥而出上百个孩子，有的踩着树上护具，一步一步往上爬着，偶尔失足摔跤也不喊疼，站起来笑着继续爬。原来这个占地330亩的农场里除了有成片的桑树、杏树、苹果树、散养的鸡狗，还有一个幼儿园，这会儿正是幼儿园的自由活动时间。
七里渠农场原本更热闹。最多的时候，这里共存着近10所幼儿教育机构，六七百个孩子在里面嬉戏打闹。但由于农场土地性质的原因，农业用地不允许开设教育机构，农场内的园子和机构们已在近一月之内先后搬走，只剩唯一一家紫水晶蒙养幼儿园。紫水晶在农场有两个院子，房间门上已被红漆喷上了待腾退的数字。一到下课，就有好奇的孩子们围在这些房屋周围，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这些数字的含义。
“完全不知该怎么办了。”家住回龙观的鲁筱英最近焦头烂额。她4岁的女儿在其中刚刚就读不过半年，却面临着搬迁难题。女儿入园前，她考察了多所幼儿园最后才选定了紫水晶。为此，她把家从北京南城搬到了回龙观，还换了一份工作。
常人或许很难理解鲁筱英的决定。从外表看，紫水晶质朴得甚至有些简陋。园内墙壁已发黄，也没操场和体育用具，只有一处木头爬梯，园外是一片果园。特别之处在于，紫水晶是一座森林幼儿园，在七里渠农场已有10余年之久。与传统教学方式不同，这里倡导解放天性、亲近自然，混龄组班的孩子们可以露营、打滚、摘果子、玩泥巴、喂母鸡粮食……每年，还有定期的“童子军”远征。孩子们会脱离大人几天几夜，跟老师远足并在外过夜，回来后一头草灰、满身泥土也开心无比。用一位家长的话说，这里“没有衣冠整洁的洋娃娃，孩子们都像野生的，浑身脏兮兮”。
盖娅的孩子们在昌平的农园大棚内作画。按照要求，他们将把南瓜从种下到成熟、再到进入人类之口的过程画下来
这是一座森林幼儿园，在农场已有近10年之久，不仅在回龙观周边小有名气，更有诸如鲁筱英等家长跨越大半个北京城来投奔。森林幼儿园于20世纪50年代发源于北欧，后传德国、日本等地。在这类幼儿园中，森林是教室，自然是老师，孩子们或席地而坐，或满山蹿跳，学习多靠游玩，享有绝对主动权。在城市钢筋水泥外，孩子们在广阔的森林自然中，有更多的自由度和可能性。
最近10年来，森林幼儿园也在中国落地，分完全式、混合式、定期式、阶段式等不同模式。由于倡导自然教育，他们多位于城市郊区，距核心区较远。仅在七里渠农场，就曾聚集了紫水晶、自然学堂、乐知学堂、源起自闭症儿童关爱中心等教育机构，不同园子的孩子在此嬉戏互动、好不热闹。
腾退令下达的当晚，这些机构就连夜搬出，或直接停课，或借用在他校教室暂避。紫水晶由于规模较大，被暂时保留了下来。400多个孩子不知未来何从，一些家长开始频繁在网上呼吁、给市长信箱写信，希望在此地保留紫水晶。
“如果按照现行规定，森林幼儿园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所有森林果园都只存在于农用地、林地或公园用地中，而这些用地都是不让办幼儿园的。”一个看过该区域规划图的规划师家长说，目前只有城市教育用地或商业用地允许办园。“很无奈，孩子们被用地规划困在了钢筋水泥里，自然和童年被分割成了泾渭分明的区块。”
与紫水晶的全日制不同，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旗下的盖娅自然学校也成立了盖娅森林幼儿园（以下简称“盖娅”），但没有固定场地，采用定期活动式——很大程度上也有土地的原因。盖娅拥有两所农园，分别位于平谷和昌平，用地性质都不被允许申办全日制幼儿园。盖娅因此分为小、中、大班，一年分班举行10次活动，地点和主题也各异。
2018年12月22日，盖娅组织了十几户家庭乘坐大巴到达昌平郊外的农园。马兰是园长，她为当日活动定下的主题是“包饺子”，其中有南瓜馅儿——这是一年以来，他们教孩子观察南瓜从发芽到成熟的最后一步。这是大班今年的最后一次活动，有11个孩子将从此“毕业”。
“春天我们种了南瓜种，然后施肥、保水、除草，用两次课收获，再观察什么动物会吃这些农作物。这次把南瓜吃掉，孩子们就能建立完整认识。”马兰是盖娅的园长，她和同事设计了这个课程。她要求孩子们把整个过程画下来，并饭后讲解。一个4岁的孩子看着大人们包饺子用的不锈钢厨具，不知如何表达，就画了一口锅，写上了“不xiù gāng”。
盖娅的孩子们在室内等着吃大人们包的饺子（李伟 摄）
为何选择让孩子们上森林幼儿园？对许多家长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周边现有幼儿园的不满意。2016年女儿2岁时，鲁筱英就在丰台区周边看幼儿园。没有北京户口，能供她选择的多为私立。小区内有一个幼儿园，她从窗户就能望见园内，有塑胶跑道、有塑料滑梯。但鲁筱英看到孩子们每天上午来，下午被家长接走，“几乎不会出来活动”。而就这所幼儿园还人满为患，她没报上。
被朋友引荐去到紫水晶参观后，鲁筱英被农场环境吸引了。她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书里，海伦·凯勒讲述自己7岁失明后，家中为她请了一位老师，老师教她语言，带她活动。一次，老师在她手心写下“water”（水）这个单词，但她总把“杯”和“水”搞混。泄气时，还把老师给她的瓷娃娃摔坏了。
老师见此，带海伦·凯勒走进水房，将她的小手放在水管下，让清凉的水滴在手心、流过手掌，后在她的手心画了几次“water”。“不知怎的，语言的秘密突然被揭开了，我终于知道水就是流过我手心的一种液体。”海伦·凯勒写道。从此，她再未忘记这个单词，也像开窍一般，迈向了作家的路。“孩子们需要这体验，得接触自然才能吸收。光跟他讲这个热那个冷，没有体验他是不会懂的。”鲁筱英说。所以她当初坚定地搬家，将孩子送到这里，没想到刚就读半年，紫水晶幼儿园就要腾退了。“孩子们与这儿的一草一木，一秋千一滑梯，早成为一体。现在转园也不现实。”
盖娅森林幼儿园园长马兰（李伟 摄）
“看见孩子”
2017年，家住北边的李云岭因工作调动搬到南城。搬家后，他一路“地毯式”搜索，看了10多家幼儿园，才找到一家符合自己标准的幼儿园，对方是秉承森林教育理念的机构。从事文化出版业多年的李云岭说，回想自己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工厂化的教育，他不希望女儿再接受模式化教育。
最初选园时，李云岭曾探访过某著名连锁幼儿园，设施特别豪华，但同事孩子在里面，说老师不许孩子上课随便走动，“有了课程纪律的概念”。另外，很多幼儿园老师流动性大，待遇一般，无法保证全心全意。“很多大幼儿园KPI一压，家长一压，老师就要维持秩序，天天就拍些照发家长群里。”李云岭说，“这样孩子灵性会变差。”
李云岭最终选择的是位于北京南城的“森之园”。森之园离家较远，车程有半小时，但不远就是一个占地上万平方米的大公园。2018年12月21日，有雾霾，20多个孩子没出门，都在室内活动。整个上午，他们在屋内喧哗玩耍，声音不止，仿佛想要发泄出那股没在室外消耗的精力。负责人张静说：“只要不是雾霾，都会去户外活动。”
为何很多家长和教育者认为，森林自然教育很重要？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有研究表明，经过森林教育的孩子除了体能佳、体格好、动手能力强外，在合作意识、环保意识和抗挫折能力都比其他同龄人更有优势。森林教育中的孩子也多“放养”，没有太多固定的课程和计划。
2016年，曾从事儿童博物馆工作的张静决定创办森之园。直接原因是，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她找遍全北京，同样也没找到符合自己标准的幼儿园。此后，张静在盖娅做过半年志愿者，也曾设计体系课程，最后还是根据情况放弃了。她相信孩子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并定下规则：每次户外森林活动，都由孩子们自己去商量去哪里玩、如何玩。他们可以听蝉鸣蛙鼓，占丘为王，也能看银杏归根，品冬夏凉热。
幼儿园其中一个主要特色是：没有课程表，也没有“课程”，老师是观察者和陪伴者。“人类从哪里来？人类就是从森林来的。”入园之前，张静会跟家长面谈，说清楚老师不帮穿衣服，也不喂饭，以寻求理念相近的家庭。在她看来，“自然”有两个含义，一个名词，一个副词。
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孩子于其中认识万物，也能体验到生命规律。入园后，李云岭去接女儿，女儿不是捧一把树枝，就是捡一堆石头带回家。一次，李云岭和同事带孩子去天坛公园，秋天的天坛很多树木和落叶，两个森之园的孩子对这些表现出很大兴趣，一起研究观察树叶形状，透过残叶缝隙看阳光。另一个孩子起初还一起玩，但很快就表现出倦怠，不停地找妈妈。“可能是想得到关注和保护。”李云岭说。
进入紫水晶后，鲁筱英也感到了孩子在变。一次，她跟孩子走在路边，孩子突然蹲下，看着路边一朵小花，鲁筱英下意识制止。孩子说：“妈妈，我不会摘它的，我只是想看看是什么花。”冬天来了，孩子还会从家里带小米到农场喂食小鸟，农场很多果树都系上了投食盒。“她好像真的懂得了一些对生命的感悟和感恩，这些东西都是在教学中领悟的。”鲁筱英说。
森之园森林幼儿教育机构负责人张静（李伟 摄）
对大自然，儿童也有着极好的适应。森之园的公园里有长约2米的45度小石坡，是孩子最爱去的地方之一。张静观察到，一个3岁小女孩刚入学时天天坐在坡顶望眼欲穿。第一周，她颤颤地盯着土坡，双手抱膝，不敢往下；第二周，她看着对旁边爬滚的同学非羡慕，想鼓足勇气而下，但仍犹豫不决；第三周一天，女孩终鼓勇气，屏住呼吸，闭住眼睛，风一般直冲而下。之后，是不能抑制的兴奋和狂喜。
“不用担心孩子们危险，他们很多时候自己会规避危险。”马兰说。盖娅活动也有一座6米多长的山坡需要征服。与森之园不同，盖娅的定期活动都有家长参与，态度各异。最初，有家长看到土坡非常气愤，“你们怎么能让我孩子玩这个？”马兰拗不过，让步让家长一上一下搭帮手，结果孩子们几乎是他们手把手递下的。
后来，马兰学会将家长和孩子分开活动。待孩子们要下坡，她就让家长往山坡看。“你们看看孩子们能否自己下这坡？”马兰对家长们说，“他们不仅能下，而且我告诉你们，他们后面下的姿势，肯定和第一次不一样。”果然，孩子们起初都是连爬带滚，到后面就能迈着双腿冲下了，就这样一步步适应。
“家长都经历过这个过程。”盖娅活动中的家长牙格达说这话时，7岁儿子正在室外一处水塘玩耍——与枯燥的包饺子相比，结冰的水塘显然更有吸引力。近10个孩子围在水塘边，用脚跺、用树枝戳，把约5平方米大的冰块搓成若干块大小不一的冰，用双手浸入冰水捧起，拿着挨个观察。室外的儿子拿了一块冰，试着用屁股坐上去感受，凉得受不了，马上站了起来。
牙格达说，这水塘对她儿子并不陌生。曾有一次，儿子大冬天掉进了这个深过半米的水塘，水面直逼脖颈。其父跳下去捞了上来，打湿了全身和手机。而这天活动，有个4岁孩子也不小心掉下去了。父亲看着湿漉漉的他笑了笑说：“我小时候可比你这掉得更深。”
“家长的变化其实比孩子更大。”马兰一边指屋内的家长，一边指着嬉戏水塘的小孩说，如今孩子们在外玩耍，家长不再焦虑地不时出来望了。近0℃的室外，唯一围着孩子转悠的父亲，是因平时不常来，主要母亲带。“看着有点紧张，要盯着孩子。”马兰望着这位父亲说，很多家长刚来时，只要孩子奔河边稍微走走，家长就立马叫停。
张静把这个转变称作家长“看见孩子”的过程——这并不容易，很多老师也无法做到。曾经，园子里外采活动时来过一位学历高的老师。活动结束，这位老师带着孩子们集合，对着小朋友们说：“孩子们真棒，你们今天表现得很好！”
张静问记者：“你觉得这话有什么问题？”记者想了会儿，说：“表现得好坏不应拿来评判的？”张静继续说：“问题是‘表现’，那是孩子们自己的活动，不是‘表现’。我们凭什么认为那是‘表现’给我们的？‘表现’两个字，体现出老师把自己和孩子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张静承认，这可能有点抠字眼，但她希望老师、父母和孩子是平等相待的。
森林幼儿园是一个小社会，而儿童世界则是成人社会的雏形。一次，森之园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在公园设置了监狱。这个并不新鲜的游戏，孩子们衍生出了合作、解救、策反。警察把小偷抓完了，游戏就结束了。于是，警察会想办法把小偷放出去。一次一位警察刚刚教育完一名小偷后，另一名警察悄悄来说“你给我金子，我就把你放出去。”张静听了难以置信。“一个4岁的孩子，竟然懂得索贿了。”
园里对“打架”也持开放态度。张静将其视为孩子们社交学习的机会。“幼儿园阶段是没有霸凌的。”不久，森之园转来一个男孩，或许是由于初来乍到，他刚来时展现了很大“破坏力”，被小朋友称为“雷克拉”，源于孩子们喜欢的一本书《雷克拉毁了它》，讲述的是一个毁掉别人积木的小恐龙的故事。“雷克拉”做的事和书里一样。
一日在小水池旁边，一个4岁的女孩安静地玩着水，女孩入园时害羞胆小，有小朋友说话大声了都会被吓哭。“雷克拉”走近水池，蹲在女孩旁边，突然对着女孩撩起水，弄湿她一头。但女孩并未惊慌生气，她用手抹一把脸，看着“雷克拉”说：“你是想和我一起玩儿吗？”“雷克拉”惊愕间点了点头，两人玩起了倒水游戏。
室外结冰的水塘更能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他们后来齐心把这块冰弄碎了观察、玩耍（李伟 摄）
自然的疗愈
森林幼儿园中的自然教育，也正被应用到有特殊需求的孩子身上。比如，患有自闭症的儿童们。
从七里渠农场搬离后，源起自闭症儿童关爱中心在离昌平城区40分钟车程的郊外，找到了暂歇处。2018年12月20日，十几位源起的自闭症孩子，站在智光特殊教育学校的大厅内，与来自拉美大使馆的数位外宾联欢。这些年龄跨度3～13岁的孩子们表演了吹笛、唱歌、朗诵，他们口型整齐、吐词清晰，远看与常人无异。
但在台下，一位10岁左右的少年不时放声大叫，进而哭泣。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少年癫痫发作。周围老师立马将他扶住，把他唤醒。“自闭症的孩子对环境极度敏感，他们不适应这个人多的新场合，会有各种反应。”老师如荟说。
如荟是源起的创始人和老师之一。几年前接触到自然教育理念后，她的团队将此理念和方法运用到自闭症的关爱和教育上。2016年，源起成立，在七里渠农场建立疗愈基地，与紫水晶为邻。一栋3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与农场的330亩土地，成了数十位自闭症儿童的疗愈乐园。孩子们在此种地、爬树、磨豆腐、喂食动物等。
一般来讲，自闭症的孩子敏感、紧张，并极易放大情绪，难保持长时间专注。从这次表演效果看，进步显著。表演前，如荟刚给他们上完一节一小时的正常课程，秩序正常。而过去课程一度是15分钟一节。“你不知他们什么时候就大叫了、就大哭了。”如荟说。
进步最明显的一个孩子今年13岁，名叫正宇，四年前送来，是中心最大的孩子。如荟至今都记得，正宇被送来的场景：一个9岁的男孩像一只猴子那样趴缠在父亲身后，因为紧张，他小心翼翼地探头观察，不断抓捏着父亲的脸，父亲无可奈何。母亲的脸曾经被抓烂，她一度将头发剪短，免得被抓秃。
交谈后如荟得知，正宇家庭条件较好，父母曾辗转于广东、江苏等地的特殊学校求助，但孩子待不住，大闹过课堂。对于传统的特殊教育课堂，如荟很熟悉。她曾是北京某所公立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见过了里面诸多“训练式”的教法，她觉得不对路。
在那里，部分特殊孩子课业压力也很大，有的也要正常参加高考。教室内一天要上九节课，一节课45分钟。如荟认为，这种方式明显不符合特殊孩子的需求，“却是符合家长的内心期望的”。
如荟因此会问家长：“你们把孩子送过来是有什么期望吗？”很多父母说，希望儿女能快乐。如荟一听，说：“你们再回去好好想想吧。”家长沉默了一会儿，说了实话：“我们还是希望他能有进步的。”
进步谈何容易。正宇有严重强迫症，父母列了一个清单：不能吃炒饭和饺子。每次吃这两种食物，正宇都把青菜、肉、饺子皮等挑出来挨着分好，才吃下去。还有很多次，课程临时有调，正宇不能接受，直接躺在地上，谁叫唤也不起来。刚接触时，他至少有三次，在两秒钟内，用手猛然将如荟的头朝下往地上按。
转变始于自然。为了疗愈，正宇的父母从南方搬到北京，在中心附近租了一个农家院，过上了农村生活。如荟让父母在院子内弄了一个沙坑和一个泥坑，这后来成了正宇最爱的地方，经常在家滚得一身沙泥。而用餐时，如荟也会故意安排饺子和炒饭，也不强迫，任正宇摆弄着饺子和炒饭，一顿饭能吃上四小时。久而久之，正宇感到时间的流逝，逐渐改掉了习惯。
“得给他一个自然的环境，在这环境里，大家的状态是松弛的。”如荟说，中心该基地曾辗转多地，搬过小区、租过别墅，但都没农场的自然环境好。“孩子有时控制不了情绪，需要一个大场地去释放。”在农场，孩子们每天早上到达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绕场去跑步40多分钟，然后回来上课，进而是20分钟户外活动。土坡、沙坑和果树，仍是孩子们最爱的地方。
北京一家知名小学曾在中心做过联谊活动，要使用铁锹锄地，给菜地扎上栅栏。这家小学的孩子来了很兴奋，但又不会用铁锹，一个孩子很快手就破了，于是哭着叫着妈妈。“哟，这还得了。”爸妈一看，赶紧给大家买了100副手套。“许多城里孩子现在没这样的机会了。”如荟感慨着。
2018年，看着孩子们越来越大了、行为也趋向正常，如荟试着带他们出门游学，先是苏州，然后安徽、西安。许多自闭症孩子有脾胃、肝脏问题，身体更敏感。呕吐、腹泻是常态。小琦就是其中一位，但一次西安游学后，家人发现孩子腹泻减轻了。原来，他更适应吃面食。
“孩子比以前好点了。”小琦母亲说，自家孩子的情况属中等偏下，但她能感到进步。过往，如荟让她家晚上8点半必须上床睡觉。“不可能。”她当时答道。孩子入睡特别困难，有次半夜12点还没睡着，因此情绪失控。而几次完全脱离父母的游学后，孩子变了。如今很多个夜晚，过了8点半，当她忙完会发现，孩子能自己更衣独立入睡了。
何去何从？
盖娅大班的这后半年活动中，孩子已上小学。马兰明显能感到，家长们的新一轮焦虑来了。一次活动，马兰通知家长们带上两个本子。很多家长一听后就问：“应该买什么本子？多大的？厚度多少？什么颜色的？需要有线格子吗？”
森林教育并非万能的，甚至是有短板的。倡导回归自然的理念下，家长们也有担忧：在应试主导教育体制下，习惯了在接近原生态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会不适应，甚至掉队。孩子在园内的最后一年时，紫水晶会成立一个毕业班，准备毕业和幼小衔接。一位家长说，升至毕业班时，孩子有时会流失2～3个。
园方每年会组织一个说明会，邀请已升学的家庭回来座谈，分享经验。至少，受邀回来的很多孩子和家长，都顺利完成了转变，不乏在名校就读并成绩优秀者。“很多毕业家长说，最多1～2月他们就能适应了，而且比别的小孩思维更活跃。”前述家长说。
焦虑并非只是家长的，更有教育者的。2018年，森之园开办第三年，包括她自己儿子在内的很多孩子即将升学，张静曾有过自我怀疑，这种教育方法究竟是否合适国内环境。纠结下，她选择去日本的森林幼儿园考察。“我想去看看，什么都不教的孩子上学后究竟是什么样。”张静说。
日本森林幼儿园的发展让张静感慨。他们历史沉淀更久，也更“自然”，有些甚至没实体教室，以天为顶，以草做地板。如果下雨，就找一个亭子听雨。日本教育者们告诉张静，多数孩子升学并未表现出太大不适应，甚至后劲更足，这让张静明朗了起来。“我们要相信森林教育带给孩子们的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的能力。”她说。
“现在国内做的，还都只是停留在很初级的阶段。”马兰也去过日本考察，她这样评价国内目标的发展阶段。除了模式多元外，日本还更加注重本土意识。一所富士山下的幼儿园，会围绕着富士山做三年活动，探洞护林，在培养孩子体魄和性格的同时，也培养其本土和环保意识。
马兰的下一步计划，还是想把盖娅做成全日制幼儿园，以更好地践行理念——目前看来仍遥遥无期，土地仍是最大的困扰，这是当下所有森林幼儿园都面临的难题。在寸土寸金的超大城市，严格的规划和昂贵的土地，暂时不允许森林幼儿园如雨后春笋般生根发芽。
前述从事城市规划行业的紫水晶家长透露，根据规划图，七里渠农场腾退后可能会用作公园绿地使用，“反正不是农地了，是城市建设用地”。而这，也正是一些森林幼儿园应对土地问题的方案，即依托公园而生。盖娅在初班时多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活动，森之园则直接开在公园附近，孩子过一条马路，就能去畅游。
采访中唯一曾解决土地难题的，是一家门头沟区森林幼儿园，租用了当地乡村小学的曾用地。但也因规划原因，这块土地被征用，幼儿园刚搬了家。负责人因暂未安定婉拒了采访。他说，在成都和广州有顺利办学者，花高价拿下一块性质符合规划的土地，将其打造成森林的模样。由于成本高，这类学校普遍走贵族路线，每年学费高达20万元。
无论森林幼儿园未来何去何从，孩子们的未来终究是要融入社会的。对于未来，父母们的选择与其他家长无异。有北京户口、具备条件的，多选择公办小学；外地户口的，准备公办的同时，也在为上私立小学做准备。
李云岭说，他将优先考虑公办小学。“她迟早是要融入这个社会的。”李云岭指着下园内的一个玩具帐篷说，“不可能永远保护她，像这个小房子一样。永远待在这里，你会看不到别人。”他最希望孩子学到两样东西：第一是如何做选择；第二如何跟人协作，而多数的协作必须在整个社会大环境里方可完成。
对源起的自闭症孩子，家长们也有自己的思考。正宇的母亲，最近不再接送孩子了。家里租用的农院距离校车站点不远，她开始训练儿子独自坐公交车往返，目前已有一月有余。自闭症鲜有完全治愈的可能，但她希望儿子具备基本的自理能力。“如果不搬家，正宇以后说不定能做农场的一个园艺师。”如荟说。
而对于森林自然教育的功效，家长和教育者也表达了自己的审慎。李云岭说，孩子原本就在一直进步，这是他们的天性，在茁壮成长完成对世界无尽的好奇和探索。“孩子的成长是不可逆，也不可假设的。”张静说，“很难说，在不在森林教育中长大，孩子们会有什么不同。”
盖娅活动这天，马兰为每位小朋友发了毕业奖章。他们拿着奖章，争相给爸妈展示，笑颜绽放。颁奖结束后，需要全体合影。马兰问了一句：“咱们是在室内还是外面合影啊？”孩子们齐声答道：“外面！”
（文中如荟、家长和子女姓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