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总是向前！”是存在主义者的呼喊，但海德格尔早已指出，没有人会永远向前。在《存在与时间》中，他把此在描述为在“向死而在”中寻找真实性，也就是说，在对死亡和界限的肯定中寻找真实性。他还着意证明存在本身不会出现在一个永恒、无变化的层面上，而是经由时间和历史显现出来。因此，无论在宇宙层面还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一切都具有时间性和有限性。

萨特对这种认为存在或人类生存具有一种内在有效期限的观念从不满意。他在原则上可以接受，但他个性中的一切都在反抗着，不被任何东西限制住，更不用说死亡了。正如他在《存在与虚无》中写的那样，死亡是一种暴行，从外向我攻来，摧毁了我的计划。我无法为死亡做准备，或者将其为我所有；我无法对死亡坚决果断，也无法将其纳入和驯服。它不是我的可能性之一，而是“对我来说不再有任何可能性的那种可能性”。波伏娃曾在她的小说《人都是要死的》（All Men Are Mortal）中指出不朽令人无法忍受，但她也同样将死亡视为一个外来入侵者。1964年，她在《一场毫不费力的死亡》中，通过记述她母亲的最后一场病，展示了死亡如何“从别处，陌生且非人地”走向她母亲。对于波伏娃来说，人不能与死亡发生关系，只能与生命发生关系。

英国哲学家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则换了一种表达方式。他写道，死亡是我们的大敌，不仅仅是因为它剥夺了我们将来可能做的所有事情和会经历的所有快乐，而是因为它永远地剥夺了我们经历任何事物的能力。它让我们无法再继续做海德格尔所谓的那块让事物显现于其中的林中空地。因此，沃尔海姆说：“它把现象学从我们身上夺走了，可一旦品尝过现象学之后，我们已经对它产生了一种无法放弃的渴望。”有过对世界的经验，有过意向性之后，我们想永远将其继续下去，因为对世界的经验就是我们的本质。

但不幸的是，这就是我们能得到的待遇。我们之所以可以品尝现象学，就是因为它有一天会从我们身边被带走。我们腾出我们的空间，而森林则再次将其收回。唯一的安慰是，我们曾透过树叶看见了光，我们竟然曾拥有过这种美好：有一点儿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曾在我们故事里这个生气勃勃、叮叮当当、忙忙碌碌、吵吵闹闹的存在主义咖啡馆中出现过的一些最可爱的人，也是最早离开的人。

1959年6月23日，鲍里斯·维昂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年仅39岁。当时，他正在一家电影院出席一部电影的首映式，但他很不喜欢这部根据他的小说《我唾弃你的坟墓》改编而成的电影，便坐在座位上开始抗议，接着他便晕倒了，最终在去医院的路上逝世。

六个多月之后，1960年1月4日，阿尔贝·加缪与出版商米歇尔·伽里玛（他开的车）在车祸中丧生。汽车撞向一棵树后，翻滚着撞到了另一棵树上，发动机被抛到了树的另一侧，而加缪则从后窗中被甩了出去。在不远处的烂泥中，人们找到了一个公文包，里面有加缪的日记和一部未完成的手稿——《第一个人》（The First Man），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讲的是他在阿尔及利亚的童年生活。

波伏娃从克劳德·朗兹曼那里得知了加缪的死讯。当时她正在萨特的公寓，颤抖着放下电话后，她告诉自己不要难过。好了，她自言自语道，你和加缪早就没那么亲近了。接着，她站在萨特家的窗口，望着夕阳徐徐落在了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后面，但她既无法好好地哭一场，也没能让自己好受一些。她认为，她哀悼的不是刚刚去世的46岁的加缪，而是战争年代那位年轻的自由斗士——一位他们早已失去的朋友。萨特也这么觉得：对他们俩而言，真正的加缪是抵抗组织和《局外人》时期的那个加缪，不是后来那个。因为他的政治观点，他们一直都没有原谅他，不过萨特倒是在《法兰西观察家》（France-Observateur）上发表了一篇充满了溢美之词的讣告，将加缪归结为法国伟大的morolistes传统的继承人——这是一个不好翻译的词，意思既包含了英语中的道德主义者，也指人类行为和性格的好奇观察者。萨特说，他用身上那种“顽固的人道主义，那种严格又纯洁、朴素又感性的人道主义，向这个时代的事件发起了一场胜负未决的战斗”。同年，波伏娃在接受斯特兹·特克尔（Studs Terkel）为美国某电台所做的采访时，总结道，加缪是伦理思想家，不是政治思想家——但她也承认，年轻人从这两种途径中都能获益。

那一年，还有一个人也英年早逝了。1960年11月28日，在巴黎，理查德·赖特因心脏病发作，不治身亡，时年52岁。他的一些朋友以及他女儿，怀疑他有可能是被中央情报局暗杀的：因为他死前不久，有人曾看到一个神秘女人从他的房间走出来。多年以来，美国政府确实曾一直骚扰和阻挠他，但自从1957年因感染阿米巴痢疾而导致肝脏出问题之后，赖特的身体状况便一直很糟糕，而更于事无补的是，他还在一直服用铋盐——这本来是一种替代性疗法，没承想却导致了他金属中毒。

虽然赖特后来几乎已经不再写小说，但仍会写一些随笔和辩论性文字，并且喜欢上了日本的俳句。他的晚期作品中，有一系列曼妙的小诗，写的是桃树、蜗牛、春雨、暴风云、雪、被雨淋湿后看起来更小的鸡仔——还有一个黑人男孩的卷发中粘着的一颗小小的绿苍耳。

一年之后，1961年5月3日，看起来还和以前一样纤瘦、健康的梅洛-庞蒂，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53岁。当时，他正和朋友们在他位于圣米歇尔大道上的家里聊天，聊了一会儿之后，因为第二天要发表一篇有关笛卡儿的演讲，梅洛-庞蒂把他们丢在客厅，自己起身去了书房，想把一些笔记弄完。他再也没有回来。

萨特又一次为一个和他闹翻的朋友写了篇讣告，并刊登在了《摩登时代》的特刊上。这篇同样周到而大度的讣告，成了我们了解二人之间的友谊和分歧的基本来源。萨特提到，不久前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时，曾和梅洛-庞蒂见过一面。梅洛-庞蒂来听他的演讲，过后还说希望他们可以继续保持联系，让萨特很是感动。但他的反应有些迟缓（据他说是因为患了流感，脑子昏昏沉沉的），让梅洛-庞蒂大吃一惊；“他没有说感到失望，但有一瞬间，我觉得他脸上的表情有点儿难过。”不过，萨特感到很乐观：“‘一切还跟以前一样，’我告诉自己，‘一切都将重新开始。'”几天后，他听说梅洛-庞蒂去世了。

梅洛-庞蒂长眠在了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家族墓地中，与他母亲以及妻子苏珊娜（2010年去世）葬在一起。这座公墓位于巴黎的另一端，与安葬着萨特和波伏娃的蒙帕纳斯公墓遥遥相望。现在，我们还可以在公墓最安静也最少有人经过的角落里，找到周围树木环绕的梅洛-庞蒂墓。

有位哲学家曾被认为在年轻时便会死于心脏病，但并没有，这个人就是卡尔·雅斯贝尔斯。结婚时，他警告格特鲁德说，他们不能期望长久地在一起，也许只有一年左右。但事实上，他活到了86岁，于1969年2月26日去世——这天正好是格特鲁德的生日。海德格尔随后给她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心怀敬意与同情，纪念早年的岁月。”她在同一天回复道：“对于早年岁月，亦有同感，我感谢您。”她活到了1974年。

也许纪念卡尔·雅斯贝尔斯离世的最好方式，是重温一下1966年到1967年的一个系列广播节目中，他谈论自己人生的一次讲话。他回忆了他在北海边上度过的童年，特别是与他父母到弗里西亚群岛上度假的情景。某天晚上，在诺德奈岛上，他的父亲牵着他的手，一起走到了海边。雅斯贝尔斯说：“潮退了，我们在新鲜、干净的沙子上散着步，对我来说，那真是不可思议，太难忘了，再走远一点，再走远一点，潮位非常低，我们走到海边后，那里躺着水母、海星——我着了魔。”从那时起，海便总会让他想到生命本身的尺度，没有任何稳固或整体的东西，一切都处在永恒的运动之中。“所有那些牢固的东西，所有那些井然有序的东西，比如有一个家，比如不受风雨侵袭：绝对必要！但是另一个东西的存在，海洋的无限性——这个事实解放了我们。”雅斯贝尔斯继续说，对他而言，这就是哲学的意义：要超越那些坚固和静止的东西，走向更浩瀚的大海中，那里的一切都在恒常运动着，“哪儿都没有陆地”。这就是为什么对他来说，哲学总是意味着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

雅斯贝尔斯逝世四年多后，1973年10月8日，同样将人生视为一段不断超越熟悉事物之旅的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也去世了。对于他和雅斯贝尔斯来说，人类本质上都是流浪者。我们永远不会拥有任何东西，永远无法真正在某个地方安定下来，即使一辈子都待在一个地方也一样。我们，正如他某部散文集的名字所说的那样，一直是Homo viator——旅者人。

1975年12月4日，汉娜·阿伦特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69岁。她留下了一部厚度堪比萨特作品的遗稿，后经她的朋友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编辑，最终以《精神生活·思维》（The Life of the Mind）为题出版。在海德格尔这个谜团上，阿伦特从未做出一个决断。有时候，她会谴责这位曾经的情人和导师；有时候，她又努力为他的声誉平反或者帮助人们了解他。去欧洲访问时，她曾见过他几次，并且试着帮他和埃尔芙丽德在美国出售《存在与时间》的手稿来筹钱（但失败了）。不过，他的一些思想要素，始终在她的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1969年时，她曾写过一篇文章，两年以后以《八十岁的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at Eighty）为题发表在了《纽约书评》上。她在文中提醒新一代的读者，20世纪20年代，海德格尔在马堡那个“迷雾的洞穴”中对思考的呼唤，曾让人们兴奋不已。但她又问道，为什么他在1933年以及之后却没能适当地对他自己进行思考。不过，她没能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正如雅斯贝尔斯曾用海德格尔是个“做梦的男孩”这个理由轻易将他放过一样，阿伦特也以一个过于宽容的评价结束了文章，说他就像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这位不谙世事的天才之所以掉到井中，是因为他太忙于看星星，没有注意到面前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