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寅｜胡适早年恩师杨志洵事迹小考

两位意义不同的“杨老师”

杨志洵，字（或号）景苏，亦作劲苏、劲素，江苏金匮（今无锡市）人，卒于1939年，生年不详。他不算是一个名人，却被文史爱好者不时提到。人们对他的兴趣和了解主要来自两组关系，以下略为分解。

其一，杨志洵在胡适的早年进学之路上发挥过关键作用，是后者终生铭感的恩师。1910年，沉沦上海的胡适受许怡荪、程乐亭等友人劝告资助，进京应考庚款留美。在北京，二哥胡觉（字绍之）的好友杨志洵“厚待”之，介绍他“住在新在建筑中的女子师范学校（后来的女师大）校舍里”；考取后南下上海，旅费也是杨志洵借他的，后由胡觉代为归还（1911年1月10日胡觉致胡适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版）。

这场耽搁不过月馀，胡适就录取赴美了，留下的印象却非常美好，至以“怜我无家能慰我，佳儿娇女倍情亲”的诗句来形容。两年后的圣诞节，胡适在美国受到白特生（Patterson）夫妇“有如家人骨肉”般的招待，感激之馀，想到的是：“前在都门，杨景苏夫妇亦复如是。”（1912年12月25日日记，《胡适日记全集》，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

除了生活上的照顾，杨氏还辅导胡适功课，给予他学术上的关键点拨：

杨先生指点我读旧书，要我从《十三经注疏》用功起。我读汉儒的经学，是从这个时候起的。（《四十自述》，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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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四十自述》手稿中的杨志洵

这里说得较为简略，更详细的指导过程，可从胡适当时写给许怡荪的信里窥见端倪：

昨向友人处借得《十三经注疏》读之，始知讲经非从古注入手不可。古注虽亦有大谬之处，然参考众说，可得其真意；再以朱子集注参观之，以新文法旁证之，说经之奥，尽于此矣。甚望足下先从经入手，以史辅之，一二年后根柢定矣，然后从事文艺，乃为有根据之学问。（1910年7月18日函，《胡适许怡荪通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这里的“友人”，当然就是杨志洵。现在看来，除了点出“新文法”的新途径外，这些意见是治朴学者的常言，并无特出之处，对年轻的胡适来说却不啻空谷足音。从前胡适在家乡私塾和上海中国公学，均未受到系统的旧学训练，此时竟有拨云见日、脱胎换骨之感。赴美初期，他对这场知识震撼尤念念不忘，且以“痛下针砭”来形容：

弟意今日读书种子已极寥落，吾辈为实地工夫，须先肆力“经学”，然后读“史”读“子”；至于文学，则经史之效果耳；经明史熟，义理精辟，发而为文，自然含英咀华，仪态万方。弟迩来甚悔从前用功皆是逐末忘本……在京时闻家兄友人谈论国学，颇为弟痛下针砭，故此行所携书以经子为最多，集部仅昌黎临川二家而已。（1910年10月29日致许怡荪）

据叶德真、任鸿隽等人的说法，上海时期的胡适耽于吟咏，以文人自喜，所好在于词章，“喜欢李后主的小令”，“一部《苏东坡诗集》，常搁在手口”（叶德真《读〈藏晖室剳记〉后的感想》）。经杨志洵调教，在他的知识体系内部，显然发生了审美上崇实绌虚，兴趣上移文艺于经史，阅读上由集部向前三部转移的迁变。而在总体上，被杨志洵引燃的系统研习中国旧学的热情，又和他在康奈尔大学新从事的农学专业，构成了紧张关系——这些对我们所熟悉的胡适的成立，意义当然极为重大（此事已另文详论之）。

其二，杨志洵是杨绛之父杨荫杭的族叔。杨荫杭生于1878年，杨志洵和他关系亲密，有如平辈，岁数大概也差不多。杨绛对这位叔公的回忆，也总是与胡适相连。1940年代，杨绛夫妇在上海，和陈衡哲、顾廷龙等往来密切，因此认识了胡适。杨绛回忆，胡适用“半上海话”对她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回忆我的父亲》，《将饮茶》，三联书店2010年版）有人认为，这里的“叔叔”指的就是杨志洵，只是胡适弄错了辈分（参陆阳《杨家旧事》，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杨绛说，胡适对她自称是杨荫杭的学生。可比较起来，杨志洵和胡适的师生关系是实实在在的，杨荫杭在何时、何处教过胡适，却没有确据。杨绛从未听父亲提起过胡适是他的学生，胡适的文字里也没有相应记述。1920年代初，在白话文与新文化问题上，两人间倒是有过一场隐蔽的文字交锋（韦昭《胡适与杨荫杭的隐秘交锋——一篇“老圃”集外文的发现》，“胡适评论 ”公众号2021年6月6日推送）。或者确如钱锺书所说，“胡适决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只是两位“杨老师”之于胡适的意义有所不同罢了。

“站在时代的风口上”

无论杨志洵自己还是他人，都没有对其一生经历作过完整系统的勾勒。这里权且拾掇起竹头木屑，以期形成一个简括的叙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著名的南洋公学在上海开办，初仅设师范院，杨志洵成为最早招收的师范生之一。他的同学中有胡适的二哥胡绍之、三哥胡振之，以及胡适澄衷学堂时期的老师、江苏南通人白作霖（振民）——这些是他与胡适发生联系的直接因缘。其馀如杨荫杭、章宗祥、孟森、雷奋、刘垣、江谦、钮永建、陈景韩（即陈冷血，曾任《时报》《申报》主笔）等（《南洋公学师范班学生名单》，《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日后活跃于政、法、军、报、学界，无不声名显赫。现在看来，当时入读此校，真可谓“站在时代的风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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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公学早期师生合影（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网）

杨志洵入学当年的秋天，公学又设外院，类似附属小学，聘美国在华名人福开森（John C. Ferguson）为监院，招收更多学生，“选派师范院生轮流教授之”。然而杨志洵不知因何与福开森“相忤”，“同人调停无效”，竟致退学。章宗祥是这场冲突的见证者，1898年冬即由公学选派赴日留学（《任阙斋主人自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那么此事就应发生在杨志洵入学后的一年内。不过他和南洋公学的关系并未就此结束，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公学另设译书院，聘日人为译员，杨志洵和孟森担任校订，日语纯熟后亦升任译员（杨耀文《本校四十年来之重要变迁》，《交通大学四十周纪念刊》，1936年版）。孟森的家乡武进和杨志洵的家乡金匮同属常州府，两人曾操不同的吴语口音，一同出现在杨荫杭家中，给幼年杨绛留下了印象（《忆孩时（五则）》，《文汇报·笔会》2013年10月15日）。

杨志洵在南洋公学所受的师范教育和建立起的人脉关系，不但埋下了将来辅导胡适的伏笔，对他未来职业生涯的影响更至深至远。1920年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汇录（第一集）》（北京敷文社）载，杨志洵在不少有名的新式学堂任教过，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历。其中有胡适的母校之一、上海澄衷学堂，还有桐城后劲姚永概执掌的安徽大学堂，以及清华学堂和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不知在何校教授“修身”一科时，他顺带写出一册《中等修身教科书》，1906年由无锡背景的文明书局出版，序言是孟森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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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洵著《中等国文教科书》，孟森序

这些经历中，执教安徽大学堂的一段，因姚永概《慎宜轩日记》（黄山书社2010年版）的记载而稍多细节。1902年底，杨志洵入该校任政治教习，受托“编授管理法”课本，和姚氏相处融洽。然而如沈寂在日记整理前言里所说，1905年该校学潮不断，他也终成牺牲品：这年阴历四月，又一次学生闹事后，杨志洵收到一封“其言尤鄙恶，似无赖口吻”的匿名信，决心辞职，“将应广东之招”。姚永概颇为惋惜，在饯别宴上“与之约，如他有所需，允仍相助，并允代为留心本堂所乏之材”。1906年，姚氏到访上海，又和杨志洵见了面，感慨他为人“谋事至忠”。此时杨志洵正参与创办上海中等商业学堂，首任监督胡雨人也是南洋公学出身的无锡人，还是未来的教育家胡敦复、数学家胡明复兄弟的亲叔叔。巧合得很，胡适几年后留美，就由胡敦复担任领队，胡明复则是他康奈尔大学的同窗好友——两个胡家的“老新党”亲长，不约而同地为子弟选择了留洋的道路，极为典型地展示了文教资源在两代新人物间传递转化的过程。

据其后来的女婿方俊所述，杨志洵曾应方俊之父方遥之邀，在广东大学堂执教过，姚氏所谓“广东之招”殆指此。同事中有书画家汤定之（名涤），后来也成为他的亲家。这段经历的具体时期难以确定，总之是在辛亥革命以前（《从练习生到院士——方俊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而且为时不久，以至没有写入履历。

大约在民元前后，杨志洵结束了漂泊的教师生涯，在北京安定下来。这应该和他的另一位老同学、后来“五四”事件之矢集者章宗祥有关。两人社会地位显晦悬殊，但都长于法政之学。1906年，章宗祥任农工商部主事时创办《商务官报》，杨志洵、杨荫杭叔侄都是撰稿人，有大量文字发表。当时又有参照外国经验，改革本国刑律之议，章氏为此特设“中外法制调查局”，杨志洵亦在局任事（章宗祥《新刑律颁布之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

晚清进入北洋，官僚系统有相当的延续性。1914年，章宗祥任司法总长，杨志洵成为其班底一员，担任司法部秘书（《申报》1914年7月22日）。此后总长屡有更换，他这个事务官也时而辞职，时而复任（《时事新报》1916年9月12日，《申报》1917年8月30日、1918年4月22日）。估计还是在任的时候居多，才能于1925年累功获得特等三级金质奖章（《司法公报》1925年5月31日第205期）。在教育系统，他当过京师第一蒙养院教员（《最近官绅履历汇录[第一集]》）和第二蒙养院经理员（《京师教育报》1914年12月15日第11期），时间大概是在民初。

与此同时，大约逐渐对公务员生涯感到厌倦，认为“政界不足恃”，又对学问确有兴趣的杨志洵开始“侧身于学界”，兼任国立北京女子大学等校文科教员。该校成立于1913年，首任校长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同事胡雨人。大学前身是清末成立的女子师范学堂，胡雨人曾在此任教务长（陆阳《胡雨人先生简谱》，《胡雨人水利文集》，线装书局2014年版）。估计杨志洵以此与学堂建立了联系，初次进京的胡适，才有了住在该校“新在建筑中的”“校舍里”的机会。后者1917年回国后，两家同在北京，交往不断。杨志洵会武术，好运动，常到中山公园球场打网球（《从练习生到院士——方俊自述》），也跟胡适打过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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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雨人）先生像赞》，孟森撰文，杨志洵书丹（“病狂斋”微信公众号）

公馀退食之暇，杨志洵也参与一些风雅的文人集会，如他的司法部同事余绍宋组织的宣南画社。此社成立于1915年，后一度中断，于1917年2月“重兴”。成员有陈衡恪、胡祥麟、林志钧、孟森、刘崇佑、梁敬錞等，多为北洋政府司法、外交系统的同僚。群尊书画家、武进人汤涤（定之）为导师，过程一般是汤氏对客挥毫，座中能文者题诗其上，拈阄决定画的归属。若“一时不能决，则延下次再拈。时有佳作，得者欣欣，往往邀请同仁入附近广和居聚餐。”（参余久一《艺林胜会记宣南——余绍宋与乙卯画会》，《荣宝斋》2018年第8期）可见民初中央部门气氛之恬逸，及官员业馀修养之精致。

杨志洵似不能画，然好作考据文字，涉猎必博；又与大书画家汤定之、姚茫父为亲友（姚氏《书适》引及杨氏见解），平日指点谈论，应具相当修养。画会重开之日，汤定之“仿髡残山水一大帧”，孟森题诗二首，画则为杨志洵拈阄取得。大约孟森对这幅画喜欢得厉害，“竟夺去”，杨志洵不以为忤，很可见出这对少年相识的同乡同学的交情。1920年5月，杨志洵向余绍宋转告汤定之语，谓其画不及另一位社友胡祥麟，盖胡画“有一定格局，亦犹其字然”，余画“则时有变动，他日必至一无所成”，引起余氏警动（《余绍宋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那么，在后者画艺精进的历程中，杨志洵也不无作用。

中年以后的“再就业”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取得重要进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杨志洵往后一段时期的经历，须从他给胡适的几封信中寻求线索（见附录）。第二年，北京易帜，改名北平，实行大学区制度，将原北京女子大学与女师大合并为北平大学师范学院第二部，杨氏的政、学两只饭碗一时都失去了。此时的胡适则已解除和北大的关系，定居上海，开始了生活的新阶段。以他此时广泛的人脉和在学界的影响力，自然成为杨志洵理想的求助对象。后者认清自己的才性仍在教育（“自知最善于中学教文字而已”），函托胡适为他在“南方学界中谋一小事”。又适值辽宁北票煤矿邀他去矿上“创办小学校，专教工人子弟”，遂欣然起行，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亡，再次失去教职。此时杨志洵当已年过五旬。

杨志洵自言“中年以后，交游日少”，向老学生胡适重申前请，不久后成为上海私立大同大学国文教授，至少干到了1937年（《校友消息》，《南洋友声》1937年4月1日第47期），他的一些文章也发表在该校刊物《大同友声》上。而大同大学的创办者，就是前文提到过的胡敦复。有胡雨人和胡适的双重关系，杨志洵的入职应当是很顺利的。

这次“再就业”将杨志洵的生活空间从中国北方挪到了上海一带，只是身心状态渐已不如从前。他的四女婿、地球物理学家方俊回忆，“七七事变”后，杨志洵“身体不好，感时忧国，终日郁郁不乐”，逐个送别南下的子女，未及抗战胜利就病故了（《从练习生到院士——方俊自述》）。更准确地说，他是在1939年10月逝世的。这月15日，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给正在美国当大使的丈夫写信道：

杨景苏先生死了，送了廿元开吊，送了一个很好的幛子，又买点东西去看杨太太，也化了近四十元。要照说这点是太少，不过我只有这点力，只好随便一点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胡夫人当时住在上海，替丈夫向恩师尽了这份最后的人情。次月16日，胡适得讯回信：“杨景苏先生死了，我很伤心。你送给他家东西，是很对的。”（《胡适中文书信集》，“中研院”近史所2018年版）两年后的6月，杨夫人离世，仍是江冬秀在家信中通报的消息，连用三个“狠”字表达哀痛：“杨劲苏夫人，本月五号死了，我狠难过，狠对不起他，狠不安。”

作为南洋公学第一届师范生，杨志洵的起点不可谓不高。只是因缘际会，不但未能像章宗祥、孟森那样扬名国内，还得为养家糊口而外出奔走。在这点上，其遭际更接近他的另一位同学、胡适的二哥胡觉。胡适幼年丧父，二哥对他有“提携育养”之恩，也有共同语言，双方感情很深。胡适1910年告诉同族友人，自己“十馀年来，心中目中，梦魂中”，惟有母亲和二哥“二人而已”（2月23日致胡近仁，《胡适中文书信集》）。胡觉志高运蹇，常年谋食四方，身体状况比勤于锻炼的杨志洵差得多，1927年就病逝了。一年后，胡适曾有为兄长作传的想法，向杨志洵征询意见。回顾好友一生，他感慨伤怀，回信说：

来函谓“几根崛强骨头害人”，诚然。弟平日绝未敢崛强，而已颠连至此。绍之兄竟终不展布而逝，可痛孰甚！然此种时势，亦何须此等人？死亦已矣。……绍之内蕴不可量，而绝未发露。……若使弟略而举之，则绍之之为人，有高才足以进取，而常怀狷介之节。其经纬宏大，条理致密，气量宽深，刚柔互济，权略敏捷，皆治事之异能，而绌于为经生文士。若以文字求之，则必不能得科举。至其经商失败，则由于才志之高，而勉强自抑于计算锱铢屑琐之俗务，与其素性适相反，故当其略能自植，则旷然他骛，而疏忽随之。用非其长，事戾于性，亦何足怪？呜呼！已矣，尚何言哉？

此节自是了解胡觉其人其行的珍贵材料，显然亦是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

关于杨志洵的家庭情况和姻亲关系，赖有方俊的记述，我们知道得多一些。他的夫人名刘止善，是清末会元、常州士绅刘葆祯之女。两人育有二子六女：长女院生，嫁给了“留美习电学”，曾在天津电话局工作的浙江人沈祖衡（权吾）。次女早亡。三女满生，丈夫是留美的物理学家丁绪宝——两人结亲，缘起于杨志洵的夫人去胡适家赴宴时，遇到了丁绪宝的哥哥、化学家丁绪贤夫妇。四女明士，便是方俊的夫人。五女新宝，嫁给了汤定之的次子汤逢。六女云宝，夫黎韦。两个儿子分别是同宝（后改名健中，字介眉）和望宝，各自夫人名叫丁秀云和姜实。

由此可见，杨志洵的亲家多来自新旧士绅阶层，其中不无知识界名流。稍稍牵藤扯蔓，还能带出不少我们熟悉的名字。举例来说：方俊的祖父是曾国藩的著名幕僚赵烈文的女婿；父亲方遥通晓算学，是广东大学堂创办者之一，曾教过许地山；母亲陈鸿，任鸿隽的夫人陈衡哲和余上沅的夫人陈衡粹都是其姐妹。丁绪贤的夫人名陈淑，是陈源（西滢）的堂姐，他们的表叔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也是个做过南洋公学师范教师的无锡人（陈洪《陈源一家》，《海鸿乡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0年版）。从这张盘根错节的网络中，很可窥见杨志洵的社会地位与交游情形，以及那个时代新旧嬗替、互为策援的复杂关系。

亲友回忆中的杨志洵

数学家华罗庚有句云：“数缺形时少直观，形少数时难入微。”窃谓多少可以比拟报刊档案等原始材料与人物追忆重述间的关系。前者往往琐碎寡味，然而提供了锚定人、地、时、事的精确性；后者多模糊影响之谈，却有生动亲切的好处。上文蒐集零散材料，将杨志洵的一生鸟瞰完毕，现在可以换个视角，在亲友回忆中同他本人照照面。

约在1930年中秋后的一天，任职于北平地质调查所的青年方俊，“穿着一条白帆布的裤，一件没有领子的衬衫”，经表舅汤逢介绍，到崇文门洋溢胡同12号杨府正式拜访。方父和杨志洵短暂共事过，认为对方是“一个很正派的人”，看好两家的结合。不料方俊这次没见到杨明士本人，打交道的主要是未来岳父杨志洵。

相亲是在用餐中进行的，菜肴是有名的北京烤鸭——“是一个店员在此一边片切、一边吃的，没有喝酒，因为岳父是不喝酒的”。两人边吃边谈，形式看似随意，却是一场决定性的面试。杨志洵事前做过调查，对这个深受丁文江、翁文灏等地质学前辈器重的青年人很满意，又经数次目验，乃一锤定音道：

我从丁先生那里知道，你是一个努力向学之人。一见很高兴，希望以后常常来往。

方俊“就这样度过了第一关，始终也没有见到新人”。此后循序渐进，数轮之后，终于有了和明士小姐单独外出的机会，可见杨家家教之一斑。然而后续相处起来，却是方俊木讷生涩而杨小姐活泼主动——盖后者有母亲作参谋：

有一次，她一见面就与我握手，并且试着拥抱我。我说：“你怎么啦？”她说：“你这书呆子。昨天母亲问我，我说还是那样。母亲说：‘他不敢，怕把事情搞坏，你可以表示一点意思’。于是我想我们已不是一般的人了，已是二合一了。”（《从练习生到院士——方俊自述》）

几个小细节里，老少四人神情如画。

方俊口中的杨老夫人是个形象颇为传统的“小脚老太太”，指导起女儿的恋爱来却如此通达可爱。杨志洵是新式学堂出身，与胡适亦师亦友的“老新党”，在儿女婚事上偏偏慢条斯理、一仍旧惯。一对青年人有趣的反差背后，分明闪现着参差融会、相互敬爱的杨志洵夫妇的身影。某种意义上，追究像杨志洵这样的中层人物的一生行迹和交游端绪，不仅给胡适无远弗届的人事网络又补上了小小一角，亦有助于穿越大而化之的空洞叙事，在无数连锁环节的浮现中，抵达鲜活可感的历史空间。

附录：杨志洵致胡适函四通

一

适之吾兄鉴：两年不见，神驰何极。弟浮沉燕市，顽健犹昔，可告

远注。迩年以来，政界不足恃，乃侧身于学界。不意今者国府所定《北平学院组织办法》，将洵所居之女子大学并入女师大，洵遂无投足之地矣。拟于南方学界中谋一小事，如荷汲引，不胜感祷。恃

爱奉渎，惶悚之至。闻人言，

兄近时每日读书十四小时，何其勇也！然如卫生何？如弟之愚，读书亘三时以上，即颓然矣。略陈一二，敬颂

道祉。

弟志洵顿首

廿七日

嫂夫人前请安不另。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1188-008；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第18页。原文无标点。信笺纹样为朱色菊花，印有“故园秋色”字样。

信中所云《北平学院组织办法》，当指1928年9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的《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国民政府公报》1928年9月第95期），规定实行大学区制度，将北平、天津、保定的十数所国立大学合并为国立北平大学，重组各校院系为八学院。其中师范学院第二部为女子师范学院，由原北京女师大、女子大学合并而成（《国立大学联合会月刊》1928年11月第1卷第11号），即信中所言事。则此信当写于此后不久。又胡适于1926年7月出国考察，次年归国并定居上海，至1928年此时，两人一南一北，恰好“两年不见”；杨托他在“南方学界”谋职，亦顺理成章。

二

适之吾兄惠鉴：顷奉

示，欣承一切，感谢无似。弟前因时事剧变，无处投足，遂起将伯之呼。嗣适遇北票煤矿中人到北平，邀弟赴北票为创办小学校，专教工人子弟。以开办事急，匆匆未及函详。现来此十馀日，学校居然开课。弟月得薪金约百元，资粮不至告匮矣。所恳乙节，可以从缓。入山颇深，每日读书练体，尚舒适。倘世事不再变，或变而影响不遽及此，庶几一弛负担乎？倘终老是乡，则与上学之子女永无接近之时，是所苦耳。

来函谓“几根崛强骨头害人”，诚然。弟平日绝未敢崛强，而已颠连至此。绍之兄竟终不展布而逝，可痛孰甚！然此种时势，亦何须此等人？死亦已矣。吾

兄为绍之作传，此事颇不易。因绍之内蕴不可量，而绝未发露。如弟等者，亦心知之而口未能言，言之未易尽其内蕴，于此令我思司马迁、范晔其人矣。若使弟略而举之，则绍之之为人，有高才足以进取，而常怀狷介之节。其经纬宏大，条理致密，气量宽深，刚柔互济，权略敏捷，皆治事之异能，而绌于为经生文士。若以文字求之，则必不能得科举。至其经商失败，则由于才志之高，而勉强自抑于计算锱铢屑琐之俗务，与其素性适相反，故当其略能自植，则旷然他骛，而疏忽随之。用非其长，事戾于性，亦何足怪？呜呼！已矣，尚何言哉？弟近数年以文字自娱，疏于世务，居司法界十馀年，而于法规条例日益隔膜，亦自知不足以任事，故思移身学界，年来遂兼任女大文科教员。弟自知最善于中学教文字而已，此间如不能久居，他时再奉商居身之处。

兄之居处能常相闻则幸矣。迩年大、二两女均出适人。长适浙人沈祖衡，曾留美习电学，现居天津电话局；次适皖人丁绪宝。所以识丁，由沈君玉女士之绍介，而实由于

嫂夫人赐内子一餐。方去年初夏，内子赴

尊府餐，乃遇丁庶为夫人及沈君玉女士，其婚事由此说成，皆

嫂夫人之赐。前函忘述之于

兄，正宜补谢吾

兄嫂也。杂书奉覆，敬颂

俪祉。

弟志洵顿首

九月廿三日

【以后赐示，请寄锦县锦朝支路北票公司。】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1188-010；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第20—24页。原文无标点。信笺天头印“北票煤矿公司矿厂用笺”，地脚印“电报挂号四三八四”字样。

此信续前函语意，谈事业已有着落，取消前请，故当亦写于1928年。胡适的二哥胡觉于1927年夏逝世（1927年9月14日胡适致胡近仁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