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第周是他的高中生物老师，他是应元岳的爱徒，华罗庚、李四光的忘年交，贺龙元帅的保健医生。他一生看淡名利，听他讲述做一个好医生的方方面面

作者丨周宁

来源丨医学界

冬日的北京，阳光透过干净的落地窗，照射在客厅的沙发上，棕竹纤巧的影子伶俐错落，倒影在一本带有年代感的书上。

距离这本书出版的1995年，又过去了23年，写书的人名叫曾昭耆，如今正微笑着坐在窗前。光线在老人白皙的面庞上驻留，捕捉着岁月沉淀下来的轮廓，折射出了生动的光芒。

这本仅仅几万字的书稿，凝聚着两代医者的嘱托与师承，承载了老人的一生执念，也串起了共和国第一代医生学医、从医的曲折人生。

求学同济

求学同济

时光倒流到1943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一年，曾昭耆进入国立同济大学附中读书。当时的同济汇集了童第周、贝时璋、王葆仁、叶雪安、夏坚白等学术精英，这些人才为我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昭耆就读附中时，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的老师都是同济大学三个学院的系主任，执教生物学的正是童第周。

1946年曾昭耆进入同济大学医学院读书，与千千万万那个年代的青年人一样，充满着热血与爱国情怀，由于出众的表现，他加入了共产党，很快成为了学生骨干。

在纷乱的时局里维持学业很难，但毕业季总会如期而至，曾昭耆面临了人生的第一次选择。他带着自己对卫生行业的模糊认识，给自己填报的分配志愿是公共卫生。

毕业进修

改变曾昭耆人生命运第一步的人叫崔义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卫生处处长，负责上海市医药卫生及教育机构接管工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崔义田同志成为上海市卫生局局长，接手战争遗留的盘根错节的卫生难题，为大上海“清创”。

曾昭耆作为上海地下学联的一员，被时任同济大学党总书记的乔石同志推荐给崔义田，这让他的未来走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曾昭耆被调入了第二军医大学作为师资进修。在那里，他遇到了应元岳教授，年轻的曾昭耆成为了应教授的助教和住院医生。

应元岳，内科专家和热带病学家，获美国康乃狄克州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首先在中国大陆发现肺吸虫病，主编中国第一本内科学讲义以及第一部热带病学。

在应教授手下，严格的训练开始了。一有会诊或其他学术活动，曾昭耆必被点名发言，发言后应教授反驳，再由曾昭耆发言，再反驳，直到学生无言以对。第二天，还要继续提问、辩论、提问、辩论。

持续两年半的训练，为曾昭耆的内科基本功打下坚实的基础。随后一纸调令，他从应元岳教授的手下被抽调到了北京。

进京、赴德

与恩师告别，到军委后勤卫生部报到后，曾昭耆被安排在当时的中央保健局工作。

随后，他以保健局干部的身份进入北京医院内科，一面做临床工作，一面负责一些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任务。

1980年，中国与前联邦德国建交，曾昭耆作为访问学者被派去慕尼黑德国心脏病中心，他在同济的德文功底帮了大忙，聪慧、用功加上勤奋，他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拾起了德语，刚到德国，就被带到病房进行查房考核。

面对病人，不知道病史，曾昭耆凭着听诊器，经过查体做出了诊断：先心病，房间隔缺损，缺损面积约0.4~0.5厘米。他的诊断与超声心动图的诊断结果一致，原来，曾昭耆是通过血流通过房间隔缺损时的音频，根据临床经验判断出来的。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德国医生们说：这个中国来的医生不简单，离开仪器，谁都比不过他。

曾昭耆发现，虽然德国的医院现代化程度比国内高很多，但医生对仪器的依赖性很大，诊断水平并不比国内高多少。

这家慕尼黑的心脏病中心特例给曾昭耆申请了行医执照，将心脏重症监护病房交给他，他带着3名德国下级医生开展工作。

在德期间，曾昭耆在临床工作之余，还翻译了一些德国最新的心脏病学科进展，德国卫生部门得知此事后，特批了8000马克用于资助那些论文在中国的出版，最后成为《西德冠心病论文选译》。

前后两次，总共两年多的访德经历，曾昭耆与慕尼黑心脏病中心的工作人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心脏中心Rudolph教授亲自撰写总结交给中国卫生部，对曾昭耆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怎样做医生”

1982年，曾昭耆第一次访学回国，恰逢“文革”后第一批医学院毕业生分配来北京医院。因为已经十年没有医学生毕业，大家都希望这些新人能尽快适应临床工作。

因此，医院的院长要求曾昭耆给入职人员讲一次课，内容由曾昭耆自己定。他想：从医学生到医生这个社会角色的转变，是一个首要课题，所以心里初步定了个题目“怎样做医生”。

由于演讲内容贴近临床，讲后反映很好，后来只要他在医院，每年院长都安排他给新来的医生、研究生讲，一直讲到2006年。

大约1985年年初，原卫生部老部长徐运北同志来北京医院做调查研究。他把曾昭耆找去，让他讲一下给医生做入职演讲的情况。听完汇报后，徐部长认为很好，想看看讲稿，曾昭耆说：“还没有，只有一个提纲。”部长就建议把讲的内容写出来。

医院领导也让声像室把曾昭耆的讲话做了几次全程录像，说是到他讲不动了时好用。

这就是《做一个好医生》这本书稿的雏形。

书稿有了，1993年曾昭耆离休前，院长希望把它印出来，内部印刷成书，以备发给今后每年来的新人。

曾昭耆觉得这是比较严肃的事，就去请教医学前辈、原北京医院副院长邓家栋教授，提出希望由邓老牵头编写。邓老说：“我老啦，现在应该是你来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了。”但他非常热情地同意为曾老把关，作后盾。

那时曾昭耆还没有电脑，也不会打字，全靠手写。每写完一讲就把稿子送去，90岁的邓家栋教授都仔细审读，用红笔做了批改，并在送下一篇书稿时对上一篇做详细的评述。

全部看完后，他请邓老对全书稿做总的评价。邓老想了想，认真地说：“很好！我当初很担心你会写很多‘大道理’，现在看，都是‘小道理’，所以我才认为很好。”

“你在书中提到的有些经验和心得，在一般专业书中不大容易找到。这确实是一本值得医学生、医师以及其他医务工作者阅读的书稿，应该正式出版。”

邓老当场就给原卫生部陈敏章部长写了一封信，建议作为医学生和医生的学习课本。他还说：“其实，这些内容对卫生行政领导也很有用，这样他们才能‘把住医生的脉搏’。”

两个月后陈部长批示的内容和邓教授意见完全一致，并注明让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还亲自题写了书名《做一个好医生》。

人民卫生出版社当时的社长刘玉清看完书稿后对曾老说：“这样的书，赔本也要出。”首印6000册出版了，但是这本凝聚了曾昭耆前半生从医心得的书并没有迅速热起来。医学人文一直是一个重要但却不被重视的学科，在国内往往被市场冷落。

但虽然没在图书市场上大卖，这本书的内容却被几家媒体先后连载了全文。此后，这本书才逐渐被医疗界了解，成为了年轻医生的继续教育用书和案头读本。

曾昭耆说，刚开始撰写这本书时的一个想法是：“文革”后的医学院毕业生在专业知识水平上还不错，但是似乎只学了狭义的医学，纯技术的医学。对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缺乏总体的、宏观的认识，不了解它的社会性和人文性。

因此，在开始讲“怎样做医生”时，侧重讲这方面的内容。提出：有的医生认为自己靠技术看病，不注意仪表风度；有的医生不大会接诊，自己辛辛苦苦做了许多工作，但几句不恰当的话反而引起了医患纠纷，等等。其后，逐渐侧重于“医院现代化的负效应”，即随着现代化设备的增加，医生的基本功和临床思维水平降低的问题。

邓家栋教授一直到晚年仍关心这本书。重病住院期中还说起医生的基本功和临床思维的问题，认为这是当前医生普遍存在的“弱项”，要曾昭耆今后作为“保留题目”，争取多给医生们讲。

他说：要告诉医生们“不要把目光过多集中在高新仪器上，不要只重视硬件不重视软件。做一名临床医生，诊断的基本功、实事求是的态度、逻辑思维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还强调：这是继承发扬医学的优良传统，恢复医学本来面貌的大事情。

曾昭耆还应邀在北京和外地围绕本书内容做过多次讲演，涉及的话题也逐渐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对本书的内容不断修改补充，从最初的10讲、23讲增加到36讲。

借着再版，曾昭耆修改了书名，他说：“现在特别需要体会屈原那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著追寻，学习毛泽东主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气魄，用它来给自己增添一种精神力量。”

而新书的书名，如作者所愿：《漫漫从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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