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兔兔这么可爱，上海人养不养兔兔？答案是养过，但不是作为宠物。
受国际市场对兔毛需求量增大的影响，收购兔毛价格不断上涨，由此在20世纪80年代引发过上海养兔高潮。
据统计，在高峰的1985年，上海市郊130多万户农户，有70多万户养了兔，总饲养量在两年内从200万只猛增到1000万只。若以当时全市人口平摊，每人可摊到一只兔。
以青浦地区为例，1980年兔子圈存量为4.4万多只，1981年为14.3万只，到了1985年猛增到78.3万只，创历史最高纪录；崇明地区的养兔数据也在1985年末飙升达96万余只，创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7月，当时的南汇县也成立了养兔协会，10月，南汇县养兔主管部门和南汇县养兔协会联合举办“南汇县长毛兔交易会”，吸引全国20多个省市、53个市县养兔同行及养兔户共6000多人参加。
1986年《解放日报》一篇名为《长毛兔传奇》的报道中提到：当时上海的长毛兔兔种质量全国第一。上海的长毛兔产毛率高、兔毛质量好，国内有28个省区市来上海买兔种，仅1985年一年中就买去了50万头。多年来，中国的兔毛出口在国际市场雄居首席。由上海口岸出口的兔毛，占了全国总出口量的1/5多，而且其中70%为特、一、二级的优质毛。
仅仅一年之内，当时上海的农户中涌现了许多养兔致富的能手，“摘掉了穷帽子，造起了新房子，成了万元户”。一句句金句流传在上海农民当中：“除了金子、银子，轮下来就得算兔子”，“家养一群兔，赛过小金库”。
有些乡村教师打了停职报告，要求回家养兔。有的养兔户的孩子一放学就扔掉作业忙于割草。在长毛兔“受宠”的巅峰阶段，喂它吃奶粉和麦乳精是平常事。“一时之际弄得市场上奶粉也紧张起来。”
二
1938年《文汇报》的广告版面有云：“悉本市法租界姚主教路（今天平路）一七九弄一号养兔咨询社，仍畜有纯种毛用皮用兔甚多，现正廉价分让，欲谋战时生产及准备战后经济复苏者，大可从事，又闻该社并负责答复，关于养兔业务之一切咨询云。”
回溯到20世纪上半叶，上海及周边地区养兔的农户不多，但养兔的历史倒一直都有。
1949年的统计显示，当时的青浦全县养兔不过1700只左右，且均为食用目的。
崇明地区的情况也差不多，当地农户仅饲养少量肉兔。但在1940年初，崇明下三星镇西首施剑秋兴建“旭升养畜场”，从外地引进安哥拉毛兔，附近农户开始饲养少量毛兔，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饲养长毛兔。但由于最初良种较少，兔毛价格低廉，发展十分缓慢，全崇明仅300只左右。
南汇地区倒是把养兔算入当地农民的传统养殖业之一，但养的是以食用为主要目的的白兔。20世纪50年代，南汇从外省市引进青紫兰和力克斯兔种饲养，有的农户还将上述兔种与当地白兔杂交，繁殖饲养杂种肉兔。到1954年，中国兔肉进入国际市场，上海口岸经营冻兔肉出口，肉兔有了发展。1957年和1958年两年，当时的南汇全县收购肉兔20多万只。1966年，全县肉兔存栏量20多万只，是历史上肉兔养殖最多的年份。
在1959年到1961年，国家困难时期，猪肉供应紧缺，郊区一些农户纷纷养兔，以兔肉替代猪肉，养兔业有了较大发展。不过，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养兔又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遭到禁止。
总而言之，当时上海及周边地区农户就算养兔，也是以养肉兔为主。
1999年，《解放日报》报道青浦县农民家的兔子一窝产下6只小白兔。
三
改革开放春风唤醒申城的同时，也唤醒了郊区的致富经。
从1983年开始，长毛兔，国际上统称安哥拉毛兔的养殖，成为市郊第一副业。这次养兔热潮是为了兔毛。
随着特级毛的收购价从70元、85元猛涨到100元，在高价刺激下，农村掀起饲养毛兔热。
1984年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在上海郊区调研时了解到：“上海县养兔专业户顾林兴，家养800只长毛兔，已出售兔毛500多斤，还可出售500多斤，全年可得净收入1.2万多元。他们致富以后，带动了周围群众共同致富。”要知道，这可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万元！
当时，上海郊区各县纷纷从政策上鼓励扶持发展多种经营专业户。如青浦地区，当时凡符合专业户标准的，都由县政府发给“多种经营专业户优惠证”，允许请适量帮手，允许土地转包，允许购买生产运输车船，专业户正当经营收入不受侵犯。
在浦东三林公社，一个生产队里53户人家中的43户都养起了长毛兔。
在川沙县六里乡，金秋时节举办赛兔会。“从全乡农户中精选出来的67只长毛兔参加了比赛。技术熟练的姑娘表演了剪毛技术。比赛会现场剪毛、现场评比、现场议价、现场收购付款，吸引了更多的养兔农户。”
在金山地区，1985年长毛兔圈存量达43.94万只，交售兔毛22.23万斤，产值1348.30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当年，各地纷纷成立毛兔协会，举办赛兔会，开办技术讲座，加强技术辅导。1985年同济大学出版社下乡送书时，除了带去《建筑施工》《建筑工程制图》，还带上了《怎样养好长毛兔》，“送下乡供干部、技术人员和农民踊跃购买”。
由于养长毛兔的经济价值实在爆热，连不法分子都对养兔户眼红到伸出贼手。单1984年第四季度一个季度，“郊区十个县被盗长毛兔五千余只，价值十五万余元。”
南汇县大团乡农民刘林根饲养的种兔在乡养兔评比中获奖，不料，次日就失窃长毛兔31只，价值1200余元。该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组织干警奔赴现场进行侦查，很快就将3名窃贼抓获。松江县养兔承包专业户刘某，在1984年12月4次被窃长毛兔26只，县公安局组织力量守候伏击，当窃贼再次作案时，被公安人员和联防队员当场捉住。为此，报纸还专门配发评论：针对郊区时常发生的偷窃专业户长毛兔的行为，应“群起而攻之”。
四
然而，仅隔一年，国际市场兔毛滞销，价格下跌，曾多达一万名的在市郊走街串户收购兔毛的小贩瞬间销声匿迹。
崇明地区的长毛兔，从历史最高水平的1985年96万余只直线下降，1994年末仅剩6万余只。1986年，南汇的养兔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年存栏量113万只，产兔毛60万公斤，居全国第一。到了1988年末，南汇全县毛兔存栏量下降至42万只。1986年金山的养兔量，直接跌到只有4000多只。
供求关系失衡，兔毛蜂拥而来，国家收购站资金成问题，仓储成问题，连人手也成问题。毛价贱了，农民称之为“压级压价”；来不及收，农民斥之为“关门拒收”。有的“养兔户肚里有气了，把兔子捉来活活摔死在收购站门口，有的让兔子溺死河中，任其腐烂发臭。也有于心不忍的，便将一只只小兔子流放田野……”。
当时的记者敏锐地从中捕捉到：“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计划经济的主观经营思想，还不能及时地适应市场调节的经济工作。”
“我国出口兔毛本应在数量、时机、质量等方面灵活地按照市场经济的节奏安排出口……据了解，1985年春季，国际市场的兔毛已出现滞销苗子，但这个信息因各方继续竞收兔毛而无法反馈到养兔户。其次，我们对国内流通环节，缺乏灵活及时的调节手段……再次，没有重视开发国内市场，没有重视协助工业部门形成加工兔毛系列产品的能力。”
兔兔从爆热到遇冷，或许也是那个时代，上海市郊与市场经济正面相逢后，需要应对的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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