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约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遗址的池中寺台地，考古学家勘探出一片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的炭化稻谷堆，显示出城内巨大的粮食储藏量。

甲骨文中有派官员巡察仓廪的记载，说明商代已经有了较健全的粮食储备制度。《周礼》记载，西周不同层级的行政机构均设有储备仓库，其中就包括粮食储备。具体执掌储备的官员叫“遗人”，他的职能是：掌管王国的委积（指粮食等财物储备），用来向民施以恩惠；掌管乡里的委积，用以救济乡民中饥饿困乏的人；掌管门关（国门和关门）的委积，用以抚养为国牺牲者的家属；掌管郊里的委积，用以供给出入王都的宾客；掌管野鄙（距京城三百里以内的地区）的委积，用以供应往来的旅客；掌管县都的委积，用以防备灾荒。

今天，我们所说的粮食储备调控制度，一般认为源起于战国时魏文侯相李悝在魏国实行的“平籴（dí，意为买进粮食）法”。这一制度是政府运用财政力量和价格手段来调控粮食供应，稳定粮价。

“平籴法”根据年成好坏，把好的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为上、中、下三等，国家按年成好坏收购或卖出相应数量的粮食。比如遇到大歉收年，就把大丰收年收购的粮食增量拿出来卖，用以平衡市场的粮食供需。平籴的结果是，“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平籴法限制了不法商人对粮食的投机活动，有效地防止了农民破产和贫民流亡，维持了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

官方与民间共发力

秦汉以后，粮食储备和调剂制度相当繁杂，但大体不出两类：一是国家兴办的“常平仓”，调控市场、平抑物价、为民理财。二是民间兴办的“义仓”，由于多建立于最基层里社，也称“社仓”，主要用于具有慈善性质的粮食救济。

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大司农丞耿寿昌建议在边郡设置常平仓，谷贱时增价籴买，谷贵时减价出卖。白居易曾评价：“盖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耿寿昌之常平者，可谓不涸之仓，不竭之府也。”

▲张家口蔚县常平仓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原为明朝的蔚州卫仓，清初改为常平仓。从建仓以来，历经600余年，至今完好如初，仍可使用。（图片来源：张家口新闻网）

常平仓可以说是一个建立于供给与需求两端之间的“蓄水池”。当农业丰收，市场供给大于需求时，为防止谷贱伤农，国家加价收储市场上的粮食；在农业歉收，市场需求大于供给时，为防止谷贵伤民，国家将丰年收购的粮食低价卖出，在这一进一出之间，平抑了市场物价。

义仓，一般认为创立于隋开皇五年（585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地方官员牵头组织民众捐助并管理；一类完全由地方士绅自行建立并管理。隋代工部尚书长孙平看到天下多水旱，建议民间秋熟时每家出粟麦一石以下，以备凶年。开皇十五年（595年）义仓改为官办，变成一种强制性粮食征税，由政府控制。唐代承袭隋制。由于政府控制，隋唐的义仓有名无实。

▲图为位于陕西省大荔县的丰图义仓，建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占地面积11039平方米。建筑格局为城中城，分内城和外城，外城坐东朝西，夯土筑城，是义仓防御的第一道防线，内城以仓墙合一的建筑形式构筑，兼具防御和仓储双重功能。慈禧曾御封其为“天下第一仓”。（图片来源：央广网）

真正意义上的义仓起源于南宋。南宋大儒朱熹于乾道四年（1168年）在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办社仓，在青黄不接时给乡民贷米，乡民在冬天连本带息按120%归还。小歉时利息减半至10%，大饥时利息全免。此举相当成功，至淳熙八年（1181年），社仓已积有米3100石。

▲朱子社仓，坐落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原名“五夫社仓”，初建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为朱熹首创。邑人为了纪念先贤朱熹的惠民善政，遂改称“五夫社仓”为“朱子社仓”。（图片来源：武夷山新闻网）

明清时期，劝善之书广为流行，民间行善之风大行，捐建义仓活动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推行社仓的同时，政府积极鼓励民间大力发展义仓，使得义仓逐渐增多并在很多省份普及，为保障社会粮食储备调控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业是经济命脉，粮食安全关系着国计民生，各朝各代无不把它摆在治国安邦的重要地位。

故仓储粮食，以备不时之需，成为一种历代常规的制度，政府与民间共同用力，为保障民生与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粮食调控制度，以不破坏市场的正常运行为前提，实现了调节粮食供求关系、稳定粮食价格、保护粮农和消费者的利益、救灾备荒及维护社会稳定等多重功能，意义深远。

▲河北秦皇岛“大国粮仓”项目，储粮仓总仓容81万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