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浙江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以其与时俱进的品质，不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从最早的乡村走向城市社区、海岛渔区，并延伸到互联网上，形成了一系列的典型经验集合群，在提升浙江社会治理水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60年代初，诸暨枫桥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1963年11月，毛泽东同志对“枫桥经验”作出批示，“要各地效仿，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枫桥创造了依靠群众改造流窜犯和帮教失足青少年的成功经验；十年动乱结束后，枫桥在全国率先给“四类分子”摘帽，为全国拨乱反正提供了范例。
改革开放后，枫桥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社会治安，成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型。
2003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
2004年5月，浙江省委作出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决策部署。全省各地将创新发展“枫桥经验”贯穿于平安浙江建设全过程，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新经验。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枫桥经验”50周年纪念大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发展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浙江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坚持党建引领、人民主体、三治融合、共治共享，不断赋予“枫桥经验”的新时代内涵，使之功能不断拓展、效果不断显现，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平安和谐的典范，形成了新时代“枫桥经验”。
把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各方面
枫桥镇枫源村村口
近年来，浙江坚持党政主导，推动党建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紧密融合，基层社会治理领导责任制更加健全，“党建+网格”、“红枫”党建、“红帆”党建等经验不断涌现。
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枫桥镇打造了一条“十里枫林”的“红枫党建”景观带，进一步激发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活力。枫桥镇枫源村党组织以“五议两公开”为基础，创新实施“三上三下”民主决策机制，全面推行民情通网下标准化建设，实现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浙江进一步发挥党在基层治理组织体系中的引领作用、党在发动群众力量参与基层治理中的凝聚作用、党在推动基层治理责任落实中的督导作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
高科技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
这些年来，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坚持“群众想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着力解决群众最盼、最急、最怨的突出问题，让群众有更充分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从2016年开始，浙江大力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实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群众凭着一张身份证就可办理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实现了“一证通办一生事”，得到群众的连连点赞，这项“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改革，迅速成为浙江一张亮丽的新“名片”。
创新“三治融合”的治理机制
桐乡市越丰村“三治融合馆”
2013年，嘉兴桐乡市率先探索实践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开辟了基层治理创新的新路径。
▲自治为基、激发活力，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
▲法治为本、定纷止争，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
▲德治为先、春风化雨，是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
省委、省政府及时总结推广桐乡做法，并在全省实施“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推广工程，推动各地创设“一约两会三团”等新载体，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枫桥经验”的时代内涵。
▲一约：村规民约（社区公约）
▲两会：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
▲三团：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
这个来自基层的创造，被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
防范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和风险
枫桥镇老杨调解工作室
面对经济发展转型、深化改革攻坚、社会矛盾叠加，浙江加强防范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和风险。
▲针对矛盾纠纷主体多元、诉求多元、类型多元的新情况，浙江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机制。全省乡镇（街道）普遍建有“品牌调解室”，县乡两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大调解）平台全覆盖，还建立了7200多个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
▲针对社会风险隐患量大面广的新挑战，浙江推动六大重点领域实行“实名制”，形成源头可溯、去向可查、消除盲区的长效治理机制。
▲针对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技能不足的问题，浙江探索建立各种形式的安全教育体验馆，开发设计主题教育模块，将风险意识和防范技能广泛传播给人民群众。
▲针对社会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的新态势，浙江全面推行心理咨询服务进社区、进家庭、进机关、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逐步构建起前端普遍服务、中端监测预警、末端精准干预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深化抓基层打基础的永恒主题
柯桥区杨汛桥镇综合信息指挥室
2004年，浙江探索形成了乡镇（街道）综治工作中心的经验，被推广到全国。
2016年12月，浙江全面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全面建成综治中心的基础上，设立综合信息指挥室，搭建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平台”。同时，把乡镇（街道）“四平台”和“全科网格”深度融合、一体推进，全省平均每天发现上报“四平台”分流办理的各类事项达3.2万起，95%以上在乡镇以下得到解决。
浙江还从2003年开始全面推行省领导到县（市、区）下访制度。现在，在县级信访局，每天都有县级党政领导干部坐班接访，力求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信访在县里”。
注入现代科技的强劲创新动力
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
近年来，浙江大力实施“互联网+”社会治理深化提升工程，释放出“互联网+”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新效能。
▲推进矛盾纠纷化解网上网下一体化，2017年全国首个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ODR）在杭州市西湖区试运行，今年6月在全省范围全面上线。
▲推进执法办案网上网下一体化，2017年7月，浙江省政法机关一体化办案系统试点运行启动；2018年8月，全国第一家集中审理涉网案件的试点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
▲推进风险防控网上网下一体化，在重点行业和领域实行“实名制”信息化管理；以“打造城市数据大脑”为突破点，全面推进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在全省城乡构建起了一张纵横交错、无缝对接的平安网。
探索全民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
武林大妈工作站
发挥社会组织在矛盾化解、社区矫正、帮扶救助、慈善公益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截至2017年，全省经民政部门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5.1万个，平均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达9.2个。
发挥群众的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作用。在杭州市下城区，有一支4.2万人的“武林大妈”队伍；在乌镇，有一支3700多人的“乌镇管家”队伍。目前，全省这样的平安志愿者队伍3.5万支，共230万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