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40年，只是时间长河的一个片段。对义乌市场发展来说，却意味着奋勇争先，波澜壮阔。

40年历史的两端，义乌从一个浙江中部曾经的贫困县，一跃而成中国改革的“模范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经典的区域成功样本。滴水成河、聚沙成塔、蚂蚁雄兵，义乌催生了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太多传奇：连续31年位列中国各大专业市场榜首；外贸进出口额突破3800亿元的“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服务全国217万家中小微企业，直接、间接创造就业岗位近1500万个。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曾指出：“义乌发展的经验十分丰富，既有独到的方面，也有许多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方面。”义乌市场40年，给予了我们诸多的启示：

——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取向下如何鱼水相融、交相辉映？

——怎样才能咬定青山，将改革进行到底，在每一个跨越成长的关键当口把准趋势，行稳致远，让改革与发展基业长青？

——怎样厘清经济与社会、财富与精神、中国与世界在高速前行中的辩证关系和内在逻辑，进而实现可持续的百业兴旺、和谐共生？

看义乌，知中国。义乌市场创建40年之际，澎湃新闻（）深入义乌调研踏访，采写了一组三篇系列报道。以下为“综述篇”。

义乌市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义乌市委宣传部提供

今天，2022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揭幕。作为国务院批准的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日用消费品大型展会，始于1995年的义博会已经举办第28届。那一年，作为新华社农村记者的我沿着颠簸的国道，驱车来到仍处处显露浓重乡村气息的义乌，采访了第一届义博会。我记得，那应该是一个万物生长的5月。

而义博会背后，降生于1982年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今年已经40岁，这个被联合国、世界银行赞誉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历史时空相伴相随。

1980年代始，中国改革开放从名闻遐迩的“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出发，如同一路向东、40年奔流不息的大河。其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最为深刻、彻底的省份无疑是浙江。

在改革“模范省”浙江，样板、典范各领风骚、大浪淘沙。但能够洞穿40年甚至更长久历史轴线，依然熠熠生辉的改革“常青树”，人物当为万向集团创始人、浙商第一人鲁冠球；区域经典样本，当属被赞誉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义乌。

2006年4月，浙江省委、省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通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曾指出：“义乌发展的经验十分丰富，既有独到的方面，也有许多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方面。”

那么，为什么是义乌？义乌凭什么成长为“常青树”？在许多“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发展经验中，义乌最重要的究竟是做对了什么？

良好的政府从来不是多余的奢侈品

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

办市场，看浙江。但改革伊始，首先被强烈关注的浙江市场不是义乌，而是温州。

1980年代初，在“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的巨大争议涡旋中倔强绽放的温州已经冒出400余家各类商品市场或产销基地，连同神通广大的10万购销员，为五光十色的小商品编织起了庞大的触须极为灵敏的全国性营销网络。其中，最负盛名的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堪称浙江市场乃至中国市场最早的第一道霞光与东方启动点。

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老资格的经济学家马洪这样评价：“温州的十大专业市场在1980年代影响了整个中国市场的发育，其生动的市场机制和优秀的市场开创者曾推动了全国市场的发展。”

义乌市场降生于1982年，引发全国性媒体关注是1986年。当年10月，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人民日报》第一次在头版以显著版面，对义乌的市场经验进行了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大兴民间商业》。

降生时间不是最早，容貌也算不上最为俊俏，但最终登顶中国市场紫禁之巅的为什么是义乌？

研究者的解读理由一：地理优势论。以温州市场发育为例，温州地处崇山峻岭的浙江最南端山区，三面环山面朝大海，1980年代不通铁路、没有机场，从省会杭州坐汽车至温州需要让人头皮发憷的15个小时，称之为“山坳里的温州”并不为过。温州市场率先奇怪崛起可能的解释是——远离管制中心、改革机会成本最小化的边区效应，属于市场经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经济学悖论。而义乌则地处被形象地比喻为“浙江之心”的南北相望的浙江中部，当年浙江最重要的铁路动脉浙赣铁路纵贯其间。因此，地理为王决定了义乌市场为王。

解读理由二：商帮优势论。理论界普遍认为，义乌市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绵延数百年的义乌“敲糖帮”。手摇拨浪鼓、走村串巷的“敲糖帮”从交易极具本土特色的农副产品糖饼，慢慢扩张至针头线脑等各色日用小百货和工业制成品，为义乌市场培育了丰厚的商业文明土壤。有数据为证，据官方统计，1949年时，义乌“敲糖帮”的季节性商贩人数已占全县人口的5%以上，即总数达数万人。

义乌“敲糖帮”传统绵延数百年

地理交通便捷与悠久的商帮渊源无疑都是义乌市场成长的重要支撑点，但在浙江，有太多的县市区域比义乌更具地理区位优势；从商帮优势的视角观察，明清500年中国十大商帮，浙江便独占两支——浙东大名鼎鼎的“宁波商帮”以及浙西南“龙游商帮”，远非地区性小打小闹的义乌“敲糖帮”可比。

地理优势论和商帮优势论之外，一定还有更关键的义乌秘密。

我们不妨以当年温州“十大专业市场”中知名度最高的“世界东方纽扣中心”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为对比研究样本。

桥头纽扣市场究竟是如何兴起的？流传最广的描述版本是，据传在1979年，一对依靠弹棉花为生的叶氏兄弟——永嘉县是远近闻名的弹棉郎之乡——在河南辛苦一年后准备回家。匆匆路过一家国营纽扣厂门口时，发现墙角有一堆次品纽扣。他们寻思，如果带回去说不好还能换几块小钱。可又没有装纽扣的口袋。弟弟二话不说，利索地脱下一条棉毛裤，将两只裤腿用绳子一扎，纽扣便哗哗地倒了进去。

回到桥头，叶氏兄弟摆开了小摊，没几天纽扣就被一抢而空。一清点，净赚了90多块钱，差不多相当于弹小半年棉花的收入。于是，马上再往河南赶，再运来一麻袋纽扣。

消息迅速传开。越来越多的桥头人往河南赶、往江苏赶、往广东赶，往纽扣厂多的地方赶。还有人开始学习着自己动手制作低档纽扣。

人多了，纽扣多了，“世界东方纽扣中心”一天天长大了。

这样的神奇故事，同样适用于全国最大的袜子市场诸暨大唐市场、全国最大的衡器市场永康金江龙市场、全国最大的再生腈纶市场苍南宜山市场等浙江许多市场的早期成长史。其崛起生长的共同特征是：乡村创业者基于生存压力的顽强奋斗，以及顺应市场内在规律的民间自发性。

义乌的差异和关键拐点，出现在1982年。

作为源远流长的草根商业力量，义乌“敲糖帮”极为坚韧。伴随着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敲糖帮”曾严重萎缩，但远未“斩草除根”。大约在1970年代末，一些货郎担重出江湖，开始在县城稠城镇和廿三里镇歇担摆摊，小商品市场雏形初现。而在外地走村串巷的“敲糖帮”则从小商品市场进货。以稠城市场为例，设摊的商贩先是在繁华的县前街，后迁往北门街，零售或批发经销的商品涉及塑料玩具、装饰品、打火机、帽子、手提袋等。此时的小商品市场已由地下转入半公开，人气渐旺。商贩们以竹篮、箩筐、塑料布、旅行袋为工具，随地设摊，沿街叫卖，被认为“严重影响市容”。有关部门多次奉命驱赶，商贩们迅速收拾简陋装备一哄而散，“猫捉老鼠”难以奏效。

1982年5月，传奇人物谢高华调任义乌县委书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道严肃的政治必答题。因为根据当时的官方条文，搞小商品市场至少违反了3项禁令：农民不能弃农经商；集市贸易不能经销工业品；个体不能批发销售。

亲眼目睹了义乌百姓愁苦生活的谢高华感慨良多。他一头扎进义乌乡间，默不作声地连续调研了3个月。调研的结果是，1982年8月，由义乌县城稠城镇、县工商局城阳工商所成立的“稠城镇整顿市场领导小组”下发了“一号通告”，宣布将于当年9月5日起，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这是全中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同年11月，义乌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全县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谢高华在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允许”，进一步明确了事关市场生存的重要政策规定：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四个允许”为日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大发展奠定了关键的政策与法理基石。

2018年12月18日，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谢高华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

自谢高华始，迄今14任县委（1988年县改市）书记，政府的力量总是在义乌市场发展每一个关键的拐点时刻恰到好处地出手发力：1984年，义乌县委、县政府确立“兴商建县”战略；1992年，正式对市场经营品种全面实行“划行规市”制度，推动市场交易透明化公平竞争；1993年，义乌市委、市政府提出实施“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使义乌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商贸业与工业联动发展的路径； 2011年，义乌经国务院批复实施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成为唯一以“国际贸易综合改革”为内容的国家级试验区；2014年，义乌市政府力推的首趟“义（乌）新（疆）欧（洲）”铁路班车开通运行……

和浙江数以千计的商品市场一样，义乌市场的萌生可以被理解为是改革开放大潮涌动下的必然。但如果不能将民间的市场自发及时、适时、理性且收放有度地走向政府自觉，义乌市场则有很大的概率沦为平庸。恰恰，以此为取向，义乌每一步都做对了，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崛起与辉煌成为了更大的必然。

世界银行在1997年全球发展报告中的一段名言可以看作是对义乌现象最恰当的注解：“历史反复证明，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需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尊重群众首创、坚持市场化方向和力行党政有为相结合，是义乌经验的‘精髓’。” 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王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

“有为”与“无为”的边界

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 澎湃新闻记者 葛熔金 图

与2022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揭幕同时，明天，第六代义乌市场“全球数字自贸中心”将正式开工建设。

1982年9月5日落脚义乌县城湖清门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在一条臭水沟旁，水泥板上用木板搭成摊位，以塑料薄膜作雨棚，有摊位705个，营业面积4252平方米；而第六代数贸中心投资超50亿元，建筑面积132万平方米，将是“实体市场＋数字市场”融合发展的“双循环”枢纽市场、数字化的旗舰市场，市场功能由传统展示中心、信息中心、订单中心，向订单后的仓储、物流和供应链金融等履约服务全面延伸。放眼全市，义乌市场总经营面积则已扩张至令人叹为观止的640万平方米，商位7.5万个，从业人员21万人，经营26个大类、210万个单品，市场成交额连续31年位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榜首。

1982年迄今6代市场提升迭代，谢高华以降40年间义乌14任县委（市委）书记，“6代市场14任书记”，绕不开的是同一个难题：义乌靠的是小商品市场，市场的灵魂是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度开放，那么开放是否就意味着放开不管？政府又该怎么办？

14任书记的共同选择是：政府要管，而且必须管好。关键是，什么时候该管，什么时候不该管？应该管什么，什么不应该管？“有为”与“无为”的边界点究竟在哪里？这的确堪称极富挑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中国式世纪之问。

即便是在早已被评价为政府与市场辩证关系最经典样本的义乌，从一开始，政府的判断、思维与行为，也并不是天然理性和清晰的，而更像是被朴素的情感及为官的天命所驱使的对时代大潮的一种偶然与必然交织的顺势而为。

1982年9月5日，湖清门市场并没有出现在日后很多媒体报道中想当然的“锣鼓喧天、彩旗飘飘”的隆重场面。没有一个县级领导在开业现场露面，也没有任何新闻报道。政府的松口“准生”，是以市场整顿的名义获得其行为的合法性的，很大程度上只是对义乌小商品交易普遍存在这一既定事实的客观“追认”。“猫捉老鼠”的游戏不能长期玩下去，既然无法禁止，说明百姓有此需求。与其逆势而上强行关闭，不如顺其自然，规范管理。当然，这种“追认”在当时需要承担巨大风险。

纵观义乌市场40年成长史，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有趣的逻辑线：义乌市场越是壮大，尤其是壮大到对义乌而言“大到不能倒”，政府力量介入的责任感就越强烈、介入得越积极主动，而介入的手段与方式亦愈加娴熟和精准。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言，这不是一个企图取代微观市场主体的“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事无巨细、越界伸手的“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懂得进退、善于“治理”的政府。

在义乌，政府的“有所作为”首先呈现于“市长”向“市场”围绕重大发展战略的持续供给，以弥补市场自然成长的“短板”。

自1984年义乌县委、县政府前瞻性地制定“兴商建县”战略，从此成为坚持40年咬定青山的义乌之根、义乌之魂。

进入1990年代，义乌市场已傲然确立全国的领跑者地位，但绝大部分的货源来自外地，主要依靠代销赚取差价。庞大的市场没有强大的产业支撑必定受制于人。对此，1993年，义乌制订实施“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用政策导向推动数以万计拥有灵敏信息和发达销售网络优势的商户投身与市场密切关联的工业生产领域。“义乌制造”横空出世，袜业、饰品、拉链、针织内衣等20多个特色产业产销量占全国30%以上，“市场＋制造”双引擎奠定了义乌难以动摇的竞争优势。

1990年代后半期，国内专业市场建设热潮涌动，克隆模仿成风，不少地方因过度竞争沦为空壳市场。2001年，中国加入WTO，义乌趁势一马当先，全面启动国际化战略。次年，高标准的第五代义乌市场国际商贸城一期落成开业，“外面的世界”豁然开朗。截止2021年，义乌年外贸进出口额突破3800亿元，每年吸引20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万人次的外国客商，被认为是全国北上广之外的第四个“国际城市”。

战略之下，“有所作为”的“市长”还向“市场”持续供给事关大局的软、硬件升级。为此，义乌政府始终牢牢控制的“大权”至少有三方面：

——牢牢控制对市场的调控权。从第一代到第六代，义乌市场的规划建设、资源配置，40年来一直紧紧捏在政府手中。市场商位不出售，经营户只持有商位的使用权。

——牢牢控制物流场站的主导权。物流是市场“生”与“死”的命脉，全部由政府投资建设，完全由政府调控。近年，义乌政府则将重点转向了与全球跨境贸易相配套的信息流、物流、支付流等市场交易场景之外，贸易履约生态圈的政策供给与平台节点建设。

——牢牢控制土地出让一级市场。义乌的土地出让都必须按计划进行，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及建设项目对资金的需求，由政府归口安排每年出让的土地数量。从而以土地市场为抓手，有效抑制租金等市场成本的过度高涨以及合理调剂财富转移。

义乌地方政府在小商品市场发展问题上“有所作为”的“反常”之处在于，他们是以完全市场化的手段来运作手中牢牢控制的“大权”的。

小商品城上市

1993年底，义乌市国有独资企业联合北京、上海等地的社会资本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股本10403万股，资产总额超过9亿元。其中，义乌市政府依托国有独资企业占有40%股份，成为拥有最大话语权的控股方。与此同时，原先直接创办市场的工商部门实行“管办分离”，只承担市场行政管理的公共职能。2002年5月9日，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代码600415。

自1994年第四代宾王市场始，义乌市场及物流场站建设基本上均由小商品城集团以业主身份承建开发，并负责物业管理。步入21世纪，义乌“买全球、卖全球”的国际大物流体系建设、海外仓布局等也均由小商品城集团强力主导。由于掌握了控股权，地方政府的战略意图不再以文件、公告等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公司董事会决议的方式行使。

对“政府掌舵、企业划桨”的独特模式，小商品城集团总经理王栋的解释是，市场作为交易平台实质上属于准公共产品，其社会共享性决定了政府介入的必要，关键在于选择好介入的适当方式和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争议一直存在，但义乌市场骄人的巨大成功，为“政府＋企业”这一耐人玩味的混合主体的合理性提供了无可争辩的注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放弃僵死而无益的计划经济管制权力需要勇气，学会拿捏有度的市场化管理更是一门并不轻松的政府艺术。在义乌，我们看见的是日渐清晰的40年生动实践。

以市场活力和人民利益最大化为标尺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

如果依时间与地理空间为轴，浙江40余年改革开放大抵可以划分为3个圈层：1980年代异军突起的“温州模式”；探索成型于1990年代至21世纪的“义乌经验”；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闪亮登场的“杭州现象”。

我们可以观察到，浙江改革开放史尤其是前20多年进程，在最初商品经济的大面积萌生、市场交换体系的顽强崛起以及民营经济产权突破等许多改革领域，都不可否认地呈现了比较清晰的南风北渐的态势，可谓“东南风来满眼春”。

而观察政府行为改革领域，40多年间则呈现了与之不同的如下演进路径：以温州为代表、市场化冲动十分炽烈的浙江南部，由改革初期弱势的“无为政府”逐步回归“有为”；以杭州为代表、脱胎于本土化“苏南模式”的浙江北部，长期强势的地方政府则随着改革的推进，最终以有限有为有效的政府定位形成共识。某种意义上，以“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取向，南北浙江两大板块起点各异的改革实践殊途同归、南北交融。而地处“浙江之心”浙中改革隆起带的义乌，恰是南北交融、改革思维与优势兼具的连接点，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在这里握紧成拳，交相辉映。

但政府与市场并不会总是如鱼得水，和谐平衡。那么，矛盾与冲撞之间如何取舍？什么才是根本？什么是必须坚持的？义乌的明确解答是：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和保障人民利益的最大化。

这道必答题，“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谢高华从一开始就遇到了。

准生小商品市场、宣布“四个允许”，触碰的都是大是大非的高压线，一时间非议四起，县里收到的告状信就装满了两麻袋。从1982年5月12日到任至1984年11月28日离任，谢高华的义乌时光一共是930天。关于义乌市场的生存与发展，横在面前的都是禁区，想做点事的谢高华因此经常“闯祸”。最严重的一次“大祸”是“擅自”税改，这应该也是影响谢高华仕途的一次最危险的时刻。

义乌市场的摊贩过去是实行税率高而且复杂的八级累进计税，老太婆卖个鸡蛋都要开发票。税收部门天天抓逃税的，搞得“鸡飞狗跳”。谢高华与县财税局商量，干脆改为简单明了的定额计征。老百姓高兴了，税收还创了历史最高纪录，但麻烦也随之而来，有人告到了中央，财政部批示：违反税法，要查处！事实是，很多年后，全国各地兴办的专业市场，普遍推广了这一“义乌经验”。

谢高华

以市场和人民利益为重的改革者注定将承担个人风险。

1984年12月6日，义乌第二代市场开业，建市场的57万元贷款，还是谢高华去省里“求”来的。然而，他没有出现在隆重的剪彩仪式上。几天前，谢高华被宣布调任金华地委农工部部长。有人说，这次平调是受了税改风波的影响。1984年11月28日，谢高华最后一次主持了义乌县委常委会。他说：“实事求是是一根红线，我们要敢于实事求是，克服一个‘等’字，一个‘难’字。要从人民利益出发，大胆开拓。”

离开义乌时，谢高华没有告诉朝夕相处的同事。为他送行的，只有县政府的吉普车司机何樟才。

差不多11年后，谢高华从衢州市人大副主任任上退休，定居老家衢州。但对义乌人来说，催生了小商品市场的老书记的“家”，就在义乌。从1995年第一届义博会起，义乌人每年都要迎接谢高华“回家”，23年从未停歇。

2007年10月20日，谢高华从衢州出发，参加一年一度的义博会。在高速公路义乌出口，他被眼前的画面震撼了——107辆奔驰轿车一字排开，车身上一律张贴着“饮水思源”四个字，打出的横幅是“谢天谢地谢高华！”。

来迎接谢高华的都是义乌小老板，他们都因义乌市场的崛起而致富，他们永远感念自己的老书记谢高华。谢高华流下了热泪，但他坚持坐自己的丰田工作用车。这辆车已经很破旧，经常发动不起来，有时候甚至得靠人去推。

107辆奔驰迎“谢书记”进城，定格于历史。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第三次采访了谢高华。我问：“你为义乌市场的降生和发展冒了很大的风险，做了很多的事，最后致富的却是老百姓而不是自己。你不觉得吃亏吗？”

谢高华告诉我：“的确，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任何一家企业的股份，但我觉得我心里很富有。共产党人从来不是为了谋自己的利益而生的。”

这不仅仅是谢高华的心声，同样是义乌政府力量最清晰、最坚定的信念甚至是信仰。40年，6代市场、14任书记，什么都在变，唯有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和保障人民利益最大化的标尺与方向永远不变。

义乌市场蕴藏着无限的财富机会，坚持做拒绝诱惑的建设性培育者而不是功利短视的掠食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义乌市场决定成败的命根子是商品价格难以竞争的超级低廉。但随着市场日益火爆，人潮日益汹涌，如何抑制住各种要素成本快速上扬的冲动肯定会成为大问题。1998年7月，义乌市江滨中路1号地块拍出了每平方米6.9万元的天价，相当于每亩4600万元，是当年毫无悬念的中国“第一地王”。2003年9月，国际商贸城二期市场旁占地1443.4平方米的1号写字楼地块，拍卖价竟飙升至每平方米22万元，即每亩14667万元，再度成为毫无悬念的中国“第一地王”。跟着疯狂地“水涨船高”的还有义乌最金贵的资源——市场商位。据官方调查，如私下交易，一个商位使用权的转让价格多在百万以上，最高达到300万元。

面对各方巨大而亢奋的利益冲动，以2005年9月政府投资建成的义乌第五代国际商贸城二期为例，一个9平方米的标准商位，租金仅为5万元／5年。同时，市场准入条件统一按照经营户3年内的纳税、业绩及诚信等因素确定，公开透明，无需额外成本。代表政府意志的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解释很明确：必须保障“经营者有其摊”，大大降低市场进入门槛和经营成本，让利于市场，让利于民间创业者。

第二年7月，义乌市政府再次决定，全面启动总用地面积约840亩的国际商贸城三期市场规划建设，并谋划出台一系列以低成本力保市场繁荣的“组合拳”。

此举却遭受到了担心利润被摊薄的小商品城公司股票机构投资者的激烈反弹。上市公司自身的局部资本利益与政府通盘思虑的市场发展全局的社会利益，并不总是完全叠加的同心圆。但身为大股东的义乌地方政府坚持住了，不为之所动。

2020年开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面对自身经营压力和不可测的风险，小商品城公司依然在4月发布通告，宣布免收公司所属市场所有商位当年2月、3月两个月的使用费。并且明确规定，凡商位使用权人已将商位出租他人的，必须向其承租人同样减免两个月租金，决不能中间截留吃差价。他们知道，只有真正的一线经营户活得好，市场才能好。

因利益而生的义乌市场，同样因政府力量对利益格局着眼于长远的考量，而赢得长久的生命力。

从现有的资料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Mathire博士，可能是第一位“意外”关注到中国专业市场的西方学者。

1987年5月，这位能讲一口流利中国话、还起了个中国名字的“马紫梅”博士为撰写《时代之子吴晗》书稿，来到吴晗老家义乌苦竹塘村。期间，陪同的中国翻译便热心地把她带到了市场逛逛。站立在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她惊叹“不亚于看到了一处从未发现过的异域文明”。

据当年陪同马紫梅博士的义乌县委干部回忆，马博士一口气问了一连串的“why”——为什么美国在工业文明初期，没有出现过像义乌小商品市场这样的超大型专业市场？为什么一场前所未有的专业市场浪潮，会偏偏出现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而在中国，最大的专业市场又为什么出现在了过去并不出名的义乌？

数十年后的今天，如果马紫梅博士再次来访义乌，循着“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演进逻辑，她将会为自己曾经的“why”找到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清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