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有更好的方式开始新一天，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在每个上午都醒来。——《春光乍泄》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近几年经常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虽然很多年长的人告诫我，要提防媒体的无中生有拖累了我的名声。他们的理由是中国酒业的媒体总是喜欢“搞个大新闻”的，而在中国“大新闻”往往意味着政治不正确或者夸大其词，既不客观，也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很显然，对于“客观”与“健康”的理解上，我们的差距不仅是年龄的长幼。

这当然是一面之词，且不说我当年也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本就想着去做个流氓，结果做了酒。

所以现在被别人看成酒圈的流氓，一点也不意外。何况我从来不觉得我需要什么好名声，名为利所累，我的采访基本都是无偿奉献，没有利，哪来的名，我至今一穷二白的境遇就是最好的证据。我甚至怀疑我如此积极主动参与这种事情的主要原因是女记者比较多，对于女性，我总是天然的心怀好感，就这一点来说，我与教育我的长者们，毫无差异。

话又说回来，人总是要吃饭睡觉的，而且我不仅喜欢吃饭睡觉，而且总想着吃好的饭，睡好的房。对于这种动物本性的低层次追求，我主动承认并不觉得难堪。人在年轻的时候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不明白这一辈子想做什么，虽然我已不再年轻，但是在满世界都是正人君子的时代，做个真诚的流氓总归是个不坏的选择。

世界的精彩来源于差异性，大概罗素曾经这样说过，对于西方大大师，我总觉得他们活得纯粹一些，所以他们的话，我一向记得比较牢固，前提是足够短。

马丁路德金总说有一个梦想，就是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平等的做些事情。前两天我坐高铁，身旁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漂亮姑娘，活泼而美好，说多了脸红，很明显，那个时候，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我也有。

有梦想总是好的，小的梦想是吃饱喝足，大的梦想是改造世界，至于现在很多人大城市待腻了，想回到农村去修地球，我也是极力赞成的，起码对于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回到酒这个话题，无论别人怎么说，我还是很坚定的希望在酒这方面留点梦想，譬如好好研究研究酒庄经济，研究研究消费心理，在情绪营销方面写点文章之类。可惜在说话与做事方面总是不得其法。

在说话与做事方面，安徽人总是比较有趣的，譬如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很有可能就是其在婚姻生活中领悟的（听闻胡适老婆江冬梅比较凶悍），甚至很有可能是其在麻将桌中的感悟。麻将讲究“盯下家”嘛，也就是多研究研究下家的牌，能胡则胡，绝不放炮。据说胡适的老婆江冬秀牌技一流，甚至一度靠此养家养胡适。这说明，娶个会打麻将的老婆很重要。

而同是安徽人的陈独秀则一生狂浪，风流倜傥，17岁中秀才，却因为反清言论被学校开除，后来竟然又当了北大文学系主任，再办《新青年》全民论战，最后还是觉得不过瘾，干脆组了个党，结果这个党拯救了全中国。有些人生下来就开挂，梦想这种事情对于他们，只是谦辞，人家也就随波逐流了一下。

我举例以上两位大神纯粹是出于同乡的自豪感，一不敢奢望有所建树，二不敢贪图名利，之所以这么啰嗦是因为我明白，尼采从《偶像的黄昏》开始，就试图通过十句话说出别人一本书都说不了的话，结果尼采疯了。我不想疯，我还想吃点好的，睡点好的，踏踏实实做一个流氓，所以很多时候，啰嗦一点，没有什么不好，起码可以证明你没疯。

据说魏晋的嵇康就是疯子，而且还是一个又帅又有才的疯子，疯到他到朋友家做客，朋友的老婆见到他小鹿直蹦，两颊晕红，彻夜偷窥还不过瘾。做为一个男人，我觉得让自己的老婆离这种人远点可能是比较好的办法。

有些东西就是这样，越是道听途说就觉得越是真相，其实真正的真相也只不过是一个快疯的流氓。

这样说你们明白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了吧，因为我看见了许多“谣言成真”，所以，能让你疯的都只是谣言。

文/蔡学飞2018年就问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