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来森

《书鱼繁昌录》，收录谢其章先生文章29篇；时间跨度，自2001年至2014年，其中多数文章，为近两三年所写。

文章，分为三辑，也只是大略为之。就其涉及话题，实在是极其宽泛，诸如：关于书籍的相关知识：毛边书、线装书，藏书票、藏书印，护封、腰封等；记录个人搜书、淘书的经历；记述书籍的收藏、拍卖情况；民国漫画、私人日记；书评、序跋；以及对特定历史现象和事件的探讨分析等。

如果，勉强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该书忠实记录了谢其章先生近几年的“藏书经验，和阅读心得”。

“经验”，仅供借鉴；“心得”，却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能看得出一个人学识修养，更能见得一个人“识见”的高低。

喜欢藏书的人，都有自己的“猎书”经历；人各不同，其经验、感受，自是各有不同。谢其章先生，在文章中写自己的“猎书”感受：“夜里，静坐在孤灯下，一本本地整理白天从旧书摊捡回来的几摞书，擦掉书上的灰尘，补齐封面的缺角，抹平书页的折痕，那情景，与孤儿院院长为捡来的孤儿洗澡、穿衣、理发，庶几近之。”一般人，大多喜欢，津津乐道“猎书”的过程，而谢其章先生，却独写“整理旧书”的那份感受，字里行间，都流淌着一种暖暖的书之爱意。

姜德明先生，三十年如一日坚持写“书话”，曾一度引起争议。有人就此，评价姜德明先生写作“保守”——那言外之意:“书话”谈不上什么大文章。对此，谢其章先生在文章中写道：“书话，是一门特立独行的文章形式，不可能像散文那样人人都能写。书话写作的首要条件是作者必须自存自藏一大堆旧书刊做资料后盾。（不非得是汗牛充栋的藏书家，至少也是藏书爱好者）”不仅充分肯定了“书话”文章的特有价值，而且掷地有声，旗帜鲜明地肯定姜德明先生的写作：“不是保守，是坚守”。

老民国“旧报旧刊”，一向是谢其章写作研究的关注重点，也是他写作研究的基石所在。以此为基础，对一些历史事件、现象的存疑，进行揭秘、解答，就成为谢其章文章，最为可读的一部分。本书中，这样的文章，亦是最大亮点。

1942年，梅兰芳是如何从香港回到上海的？此一问题，多有争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张爱玲的一段记载。张爱玲在《小团圆》中，回忆她从香港回上海，是和梅兰芳同船的:“她立刻想起回上海的时候上船，珍珠港后的日本船，很小，在船栏杆边狭窄的过道里遇见一行人，众星捧月般的围着个中年男子迎面走来，这人高个子，白净的脸面，细细的两撇小胡子，西装虽然合身，像借来的，倒像化妆逃命似的，一副避人的神气，仿佛深恐被人占了便宜去，尽管前呼后拥有人护送，内中还有日本官员与船长之类穿制服的。她不由得注意他，后来才听说梅兰芳在船上。”似乎言之凿凿；但谢其章，却充分利用1942年8月8日的第一卷第三十期的《太平洋周刊》的“本报专访”，证明梅兰芳是于1942年7月26日在“大场飞机场”下机的。于是，一切疑问，豁然开朗:“梅兰芳是乘飞机回到上海的，那么张爱玲在船上看到的那个人绝不可能是梅兰芳了。”

“南玲北梅”事件，一度喧嚣。此前，止庵、赫啸野等人，都曾撰文，证明其荒谬性。谢其章在《自编自演之“南玲北梅”》一文中，再度充分利用大量详实的资料，并附上“北梅”“第三届大东亚文学奖”的受奖照片，证明了“北梅”言论的极大荒谬性。他说：“对此，我不得不拿出这张梅娘领奖的照片，真是抱歉的很。在真相面前，谁也没有特权。”就此见得，所谓“北梅”的梅娘，不仅“早节”不保，“晚节”更是荡然无存了。

书中，“心得”尚有多多。比如，谢其章对“书画无偿捐献”的疑义，对收藏界“富则俗”的看法，对电视收藏栏目“人来疯”现象的分析等等，都彰显着作者独立的思考，和独到的分析。

而这些观点，又无不以其丰富的图书收藏和阅读为基础；归其大类，这些文章，到底还是“书话”类文章；所以，也正应了谢其章自己的那句话：“书话写作的首要条件，是作者必须自存自藏一大堆旧书刊做资料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