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岁末，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黄一九来京出差，相约小叙。闲谈片刻之后聊到工作，他向记者谈到他带领的团队近期思考的一个问题——“大数据时代的专业出版”。大数据？大数据与出版有何关系？这个话题当即挑起了记者的好奇心。

从1990年代到今天，湖南科技出版社就因科普、医卫图书板块的杰出表现而在国内出版界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出版的“第一推动丛书”堪称国内科学人文读物的第一品牌，《医学临床三基训练》则是医护人员用书中的超级畅销书。黄一九也因策划编辑了《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读本》、《湖湘名医典籍精华》等好书而备受赞誉。2003年，黄一九就任湖南科技出版社社长。虽然湖南科技社底子不错，但毕竟是一家地方社，又没有中小学教材教辅产品支撑，怎样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怎样带领这个仅有一百多人的团队取得更大成绩，黄一九颇感压力。在当前这个大数据时代，新技术高速发展，数字出版技术日益成熟，盈利模式越来越清晰，如何既完成好“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承优秀文化”这个历史使命，又完成作为中南传媒旗下的专业出版机构必须实现的经济目标，提高员工的生活待遇，让出版社科学健康、稳步发展，担子很重。

黄一九告诉记者，近期《中国新闻出版报》将发表该社刘为民撰写的长文——《大数据时代，专业出版面临的思考与对策》。该文反映了他们这些年出版工作的思考和实践的总结。

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互联网在中国日益普及，数据爆炸性增长就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企业界人士已越来越意识到数据对企业的重要性。正如《纽约时报》2012年2月的一篇专栏中所称，“大数据”时代已经降临，在商业、经济及其他领域中，决策将日益基于数据和分析而作出，而并非基于经验和直觉。

“出版本身可说是做信息服务，它从上游到下游的整个流程中都处于大数据环境中，出版人必须学会如何适应这一现实。”黄一九说。他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出版”并不仅仅是“大数据的出版”，而是意味着出版的每一环节都应该有对大数据的充分利用，在图书策划、编辑、营销的全过程中，出版人都需要展开视野飞向“云端”，从中获取各种有用的信息资源，并快速转变为一种创意，一种产品，一种服务，为作者和读者提供更加快捷和优质的服务。

比如在策划环节，需要的是明确为什么出书？为谁出书？怎么出？如果能够做好充分的数据采集，并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分析，选题灵感就会源源不断闪现。在实践中，湖南科技社要求编辑应确定长期的出版方向，定好产品线，然后沿着这条线做好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形成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为自己所用的数据档案。这些信息包括了国家有关政策和专业领域有关政策、媒体信息、教育界信息、作者译者信息、同类产品的市场信息等等。传统出版时代，这些信息固然也受到关注，但远未达到如今这样海量的程度。大数据时代对策划编辑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又如生产流程的管理。2008年，湖南科技社决策层提出“如期率”考核的概念，通过一系列评估，考虑字数、产品形式、印刷数量等要素，将每个生产环节的理论完成天数推算出来，作为产品如期完工的计划控制时点，同时控制好产品的出版上市周期，保障产品在最佳时点上市。对于不同类别的产品，上市时间的控制非常重要，比如少儿科普类图书必须踩准“六一”儿童节、学校寒暑假等关键时间点，如果耽误了周期，产品的销售肯定受影响。根据这个思路，社改革办拿出了《如期率考核办法》，并开始尝试运行。2013年，为强化此项工作，出版社决策层决定实施流程数据管理，并将数据结果纳入新设立的季度奖考核中，并特地成立了数据统计小组。统计小组每周收集整理生产完成情况的数据，形成报表，及时公布，对未完成情况予以警示。这一措施实施之后，编辑发稿速度、出版速度都有不小提升，为保证图书按时上市、保证经济效益助力不少。到2013年11月底，开卷监控出版社总体市场排名中，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重新站到前100，这是在2007年因出版畅销书《世界是平的》排名靠前之后的最好成绩。

湖南科技社近年来受到外界关注的一个创新是分类营销经理、责任营销经理等出现在岗位序列中。出版社长期以来实行分区域发行，分类营销经理、责任营销经理如何区域销售经理的工作相衔接，分类营销、责任营销能够起到怎样的独特作用？黄一九告诉记者，设立这两个岗位，第一是因为专业图书市场细分程度较高，专业图书面对是小众市场，营销人员必须对专业图书内容有充分了解，同时能够参与各种专业会议进行交流营销；第二是因为出版社对数据的需求，分类经理要参与相应门类编辑部门的专业内公共资源、政府资源、渠道信息以及同类产品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从而为选题工作提供决策支持。

黄一九告诉记者，湖南科技出版社近年来医卫、科普等图书板块继续在出版界保有领先地位，生活、经管等板块则呈良好的上升态势。在他担任社长的10年时间内，出版社销售收入和利润都有大幅增长，利润达到了10年前的3倍。

记者认识黄一九社长已有十多年，他一直以来给人的一个印象是总是充满忧患意识。聊到最后，他又谈起他的“忧思”：一是觉得当前一些出版人缺乏文化责任感，出版工作未能在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建设、道德提升方面尽到最大努力，二是出版人的危机感不强，总觉得这是一个旱涝保收的行业，尤其是一些国有出版企业。而他特别提出“大数据时代的专业出版”这个话题，也是因为深感大数据时代扑面而来，传统出版必因此而改变。“这是一个值得每一个出版人高度关注的课题，我们愿意把这个课题提出来，与大家一起思考，一起探索。”黄一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