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进社区开展预防“两卡”诈骗宣传。
检察官街头宣讲危险驾驶危害。
昌平区检察院派员赴云南省勐腊县检察院交流涉“两卡”案件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建设经验。
“要深耕已有监督模型，结合区域实际积极建设更多实用、管用、好用的新模型。”近日，在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数字检察工作领导小组调度会上，该院代检察长刘慧为加强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建设点明思路。
今年以来，昌平区检察院不仅探索建成北京首个基层检察院数字检察办案指挥中心，还依托数字检察“解锁”法律监督新举措。截至目前，该院在履职实践中建设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54个，通过大数据法律监督发现线索4000余件，成案3900余件。数字检察的生动实践，让昌平区检察院真切感受到大数据“活水”激发出的监督活力。
“唤醒”数据，揪出漏犯漏罪
“路子我都在缅甸找好了，你放心把卡收集好交给我，我在赌场收账，一张卡3000元，好处少不了你的。”“没问题，我已经准备了5张卡，单日能用220万元。”2021年3月初，程某与身在缅甸的好友民某联系后，在利益诱惑下不仅两个月内办理了多张银行卡提供给民某，还动员官某、汪某、赵某等10余人，在北京市昌平区实名办理了30余张银行卡，分批多次邮寄至缅甸出售给民某。
据了解，这些银行卡经查证已有部分被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收入流水合计人民币5000余万元。程某及同案人员陆续到案后，均辩称只是出售了几张自己的银行卡，对于其用途毫不知情。
“汪某、赵某到案后称，他们听到程某被抓的消息，慌乱中想到必须注销已出售的银行卡。就在他们刚将银行卡注销并将卡内钱款取出时，一个声称是程某弟弟的人找到他们，质问为何要把卡注销，说缅甸那边还押着人，让他们把取出的钱款立刻还回去。”2021年5月，案件移送昌平区检察院审查时，一个浮出水面的“特殊人物”引起办案检察官薛聪颖的注意。
薛聪颖告诉记者，汪某、赵某均称只是送钱的时候见过这个人一面，除了手机号码和微信号外再无其他线索。那么，这个所谓的程某弟弟究竟是何方神圣？在案件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又该如何去查找呢？
薛聪颖决定借助该院研发的涉“两卡”案件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来寻找蛛丝马迹。当她将“程某弟弟”的微信号和手机号码录入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进行碰撞后，发现其微信号和已经被批捕并被录入身份信息的官某微信号重合。“由此可见，这个自称程某弟弟的人正是已经归案的官某。不同于官某自己说的‘只是提供几张卡’，他还帮程某找了多人办理银行卡，并协助转移赃款4万余元。”
检察机关揪出漏罪事实后，官某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数罪并罚，于2022年9月13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而程某也从一个自称的“卡农”（仅出租、出售自身银行卡的人员），被认定为专门向缅甸提供银行卡的犯罪团伙的重要成员，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数罪并罚，于2022年11月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昌平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王雪鹏告诉记者，办案实践中，超过九成的涉“两卡”犯罪案件，到案人员都是出租、出售自身银行卡的卡主，很少抓获其背后的职业收卡贩卡人员。此外，还存在即便抓获“卡头”（职业收卡贩卡人员），也会遗漏涉案银行卡数量的问题。“因为犯罪嫌疑人到案后都会避重就轻，对既往行为不予供述。”为了把分散化、碎片化的涉“两卡”犯罪案件数据“唤醒”，该院专门制定《涉“两卡”犯罪案件身份信息强制登记工作指引（试行）》，明确涉“两卡”犯罪案件数据采集、数据运用、监督方式、效果转化等具体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搭建涉“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
“我们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及其关联的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相关信息作为大数据来源，将上下游相关人员姓名、绰号、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微信号、办卡网点及其他信息自动抓取，通过人工智能对信息进行碰撞比对，实现关联案件的自动串并、提示、查询等功能，可有效揭露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黑灰产业全链条，数据结果供检察人员办案使用。”王雪鹏介绍，该模型经北京市检察院统筹后，已在北京各基层检察院推广应用，深挖关联案件114件，认定职业收贩卡团伙18个，追捕追诉收贩卡人员107人。该模型还在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内蒙古、云南、山西等多地检察机关跨省应用，取得良好效果。
危险驾驶，由治罪到治理
“这个人拘役期满才5天，居然又被抓到无证醉驾。”2021年3月，昌平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解红雷在办理赵某某危险驾驶案时，发现其曾因醉驾于2020年12月被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并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然而，拘役期满仅5天，赵某某无证酒后驾驶同号牌车辆逆行，又被民警查获。
这只是一起个案吗？交通肇事、危险驾驶案件办结后，行为人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后又无证上路的情况是否很普遍？凭着职业敏感，解红雷决定针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入调查。
“我们以该案为切入点，对本院办理的因酒驾、醉驾被吊销驾驶证的失驾人员守法情况进行调研，发现暂扣、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等行政处罚执行过程中，存在部分失驾人员无证驾驶而未被监管机关发现的情况。”解红雷告诉记者，该院专门创建醉驾案件治罪治理融合履职监督模型，将本院及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的失驾人员涉案车辆车牌号清单，与交管部门“云瞳”系统抓拍的车辆行驶数据、人脸图像进行识别比对，以确定失驾人员是否存在被吊销驾驶证期间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
“查证属实后，我们或者向监管机关移送线索，或者监督区司法局提请区法院撤销缓刑，依法收监执行；对发现的失驾人员涉嫌在本区外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的违法行为，及时移交外区检察机关依法处理。”解红雷说，目前，不仅已有多人被查实并受到行政处罚，该院还将上述线索移送相关部门并制发检察建议，通过行刑反向衔接形成对失驾人员的闭环管理，以打造对危险驾驶“前端诉源治理，后端综合治理，全过程法律监督”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昌平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赵磊介绍，为推动从治罪向治理转变，该院在开发利用醉驾案件治罪治理融合履职监督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对近年办理的1200余件危险驾驶案件进行综合分析，按照案发时间、案发地点、关联场所要素，在电子地图上精准标记饮酒地点、路检地点、事故地点，以及发案年份、月份、具体时间点，绘制醉驾数据地图。
该地图直观反映出醉驾多发的时间、地点及周边生活服务设施情况，形成热力图形式的醉驾时空地图。由此，源头治理的着力点便精准锁定在案件高发区域、街道，重点场所定位在发案率较高的周边饭店、酒店、公共停车场等点位。“我们还联合交通支队、市场监督管理局、属地镇街积极开展一系列预防宣传活动，比如集中发布危险驾驶典型案例，将拍摄的预防危险驾驶宣传视频在社区播放，在公共场所张贴拒绝酒驾海报等。”赵磊说，共享地图模型成果，不仅可以引导交通支队及时调整警力布防、实现精准打击，昌平区检察院还以检察建议形式向各镇街通报区域危险驾驶指数，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治理合力。
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昌平区危险驾驶案件较2021年下降36.8%，协同治理效能明显增强。
大数据的魅力之一，就在于由点及面，见微知著。记者了解到，醉驾案件治罪治理融合履职监督模型有三大监督点，除了查处失驾人员无证驾驶行为，锁定案件高发时域精准开展溯源治理，还可以筛查已赔偿、达成谅解的醉驾事故车辆保险理赔信息，比对报损图片与现场勘查照片，发现涉案车辆重复理赔线索，打击车险欺诈行为。
“我院针对酒驾调包、重复索赔等车险欺诈案件屡有发生的情况，梳理出已办案件中发生事故的案件信息及车辆清单260余条，通过调查核实已发现多起涉醉驾车险欺诈案件，帮助保险公司追回赔偿款数万元。”赵磊说。
兵团作战，有建制成体系
今年6月，昌平区检察院出台《关于全面加强数字检察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统筹调度、专案办理、模型创建利用、融合履职等10项工作机制。两个月后，为进一步提高数字检察办案一体化、专业化、集约化水平，该院探索设立了数字检察办案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是我院数字检察工作的主平台，依托实体化场所、协同化管理、信息化平台，以重点案件指挥调度、重大决策参谋辅助、数据模型集中管理、数据信息归集研判、模型选树品牌建设、办案经验交流推广、数字检察人才培养为主要职能。”昌平区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史焱说。
据史焱介绍，该院按照北京市检察院部署开展成品油相关大数据法律监督专项工作，仅用10天时间就查实9家重点加油站的涉税线索，截至目前共监督追缴税款1795万余元。“今年，我们积极拓展前期工作成效，开展上游油库溯源监督工作，根据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办案特点，打破条线分割式传统业务分工，推进融合式办案、团队式研判，建立完善专案办理机制，着力打造‘兵团作战’的最优模式。”
何为兵团作战？昌平区检察院专门成立由检察长担任组长统筹调度、副检察长担任副组长直接参与办案的工作专案组，吸纳具备刑事侦查、公益诉讼、计算机、财务审查等专业特长的检察人员入组，细化专班人员分工，并在北京市检察院每周调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数字检察办案指挥中心作用，实行日调度工作机制。按照先易后难、集中一点、逐个攻破的路线图，以及从客观证据到言词证据、从外围调查到核心突破、从书证比对到实际约谈、从下游加油站到上游油库同步突破的调查思路，该院已针对上游油库监督追缴税款232万余元。
除了综合调度，数字检察办案指挥中心还在实践中大力培养数字检察专业人才。“我院已有3名同志作为初始入库人员入选北京市检察机关数字检察专业人才库。”昌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杨静告诉记者，该院将激励更多检察人员积极投身数字检察浪潮，除扩大已有成果外，在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国有财产保护、安全生产和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等更多领域激发大数据赋能检察工作的活力。
“推进数字检察工作既要有‘国之大者’的格局与胸怀，还要有‘一帧一帧’拼像素的匠心与精益求精的追求。我们将聚焦‘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全力打造组织健全、机制完善、建用并举、人才完备的数字检察工作体系。”刘慧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