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好趁春光早读书的季节，幽静的浙江大学之江校区，迎来我们八十名学子。五天八课三场实地教学，时间短短，但是收获满满，无才在求学时代成为浙大学子，现在却足以心中暗幸曾在浙大“曾楼”受过教上过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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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动切实的专题授课求学问道

好的教学是具美感的，不枯燥的，有裨益的。针对检察人员的实际工作，七位教授和一位江干区同仁对博弈论、法律的经济思维、智慧检务等内容进行了精道的解读。

在郑加成教授的眼中，博弈是生活的日常。小到为人处事，大到宏观决策，博弈无处不在。每个人都想以低风险、小成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在一定规则的约束下，通过互相制衡、互相妥协，才能最终得到各方大致可以接受的结果。细细听来再细细想想，其实在刑事检察工作中，满满都是博弈关系。办理一起刑事案件，督促侦查机关补充证据需要博弈，监督审判机关审理案件需要博弈，讯问犯罪嫌疑人需要博弈，和辩护人唇枪舌剑需要博弈，安抚被害人或者亲属同样需要博弈……听起来似乎未等案件办完已经搏斗的筋疲力尽，但是博弈思维告诉我们，对于合法的多合作，针对不合法的善竞争，换几个角度考虑问题，更好的适应既定法律规则，那么案件似乎也就迎刃而解了。

熊秉元教授是一位法律经济学大家，善于紧跟社会热点法律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点评。在熊教授看来，法律人应该先了解社会，再了解法律，法律只是条文，是一个点，而真实社会千奇百怪。他从“老虎伤人案”引申出判断法律关系，得出法律结论应该考虑最小防范成本，从“同命不同赔”的现实指出法律的作用是为了尽快抚平伤痛，使社会回到常轨，从“离婚抚育无血缘关系子女”案得出法律的功能未必追求公平正义，而主要在处理利益冲突……同时，他对“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医生劝阻吸烟致死案”等案例中体现出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剖析和自己的解读。虽然有些观点不流于俗、争议颇大，但是的确提供了不同的思考方向，法不辨不明，理不讲不透，这些新鲜的理论和讲课方式所带来的思想碰撞的确让人受益匪浅。

另外，范忠信教授对中华法律文化的讲解、郑磊教授对宪法发展史的梳理、王瑛主任对江干区检察院智慧检务的介绍等等课程，都令人印象深刻。

02

用意义深远的现场教学追根溯源

哲学三大终极问题之一据说是要解决“从哪里来”，小到人大到国，都必然有其发展过程，在发展过程中也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正如熊教授所说，解决这些问题恐怕都需要“回到最初”去汲取经验、找寻方法。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次培训结合主旨，安排我们进行了丰富的现场教学。

求是，我们来到嘉兴南湖追寻党的源头。在南湖中共一大旧址，通过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瞻仰南湖红船，我们共同追溯了红色源头，回顾了党的光辉历程，集体接受了党史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出席代表12人，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中心议题是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会议的最后一天转移到南湖的游船上举行。一大召开标志着我们党的正式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

求真，我们来到西湖北山街探求宪法的源头。五四宪法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基本政治和法律制度体系。通过探访五四宪法起草地，我们了解到，这部“开门立宪”的经典之作，单单初稿的诞生就经历了77天，而从初稿完成到最终通过持续数月之久，参加讨论人数多达1.5亿，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各方提出意见共有118万多条，最终于1954年9月20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获得通过。制定过程的珍而重之是因为宪法的地位卓越，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依法治国就是依宪治国，对宪法遵从才能对法律敬畏。

求知，我们来到浙大紫金港校区了解浙大的源头。校区月牙楼内，八百平米的校史馆将浙大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印象最深的是抗日战争中浙大西迁的那段岁月和满满几面校友墙。浙江大学跨越三个世纪，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为躲避日寇铁蹄被迫西迁，历时两年余，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坚持办学七年，最终完成了对众多知识分子精英的保全和对《四库全书》残稿的保护。幸运的是浙大百多年虽筚路蓝缕，却人才辈出。物理学家李政道、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气象学家竺可桢、人口学家马寅初、革命家陈独秀等等都出自浙大，而看过莎士比亚作品的人基本上都认识的朱生豪先生正经是浙江大学之江校区出身的翻译家，并在那里留下了情人桥的浪漫典故。每位大家都是如雷贯耳，但在母校的墙上，又都是一个个朴素而谦逊的形象，供后来者瞻仰缅怀，起见贤思齐的小小野心。

“烟花三月”写不尽江南风光，四月清明甫过的浙大培训之旅也匆匆如烟花一瞬，但江南历历，代有才人，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一步一印，一思一想，学习带来的谦卑感和收获感正如烟花之美一样令人久难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