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综合医院里头的中医科去了解，结果发现不止一所医院中医科的门诊量，在他们这个医院里头能排在3~5名之间，说门诊量是非常大的，但是依然中医科不太受这个综合医院的重视，原因在于它的利润量不高。

中医是打开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钥匙。我们的传统中医文化，不管是在03年的非典还是今年的肺炎疫情中，不可否认中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医不应该被抹黑失传，更应该得传承和弘扬！

中医之所以是“国宝”，除了人才和学术，过去名医看病，都有一些“绝招”，这些“绝招”可以说是每一位医生的看家本事。

但这一点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特别是许多“宝贝”散落在民间，包括秘方、手法等都是千百年来证明是有效的，如今已经失传或濒临着失传的危险。

（以下内容选自《身在中医----走进中医的世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李灿东著）

“从“虎杖液”说起”

当年在实习的时候，笔者所在实习医院的外科治疗烧伤是一个特色，主要治疗方法就是用“虎杖液”外喷。

“虎杖液”是医院根据老中医的验方配制的院内制剂，是以虎杖、侧柏叶等为主要成分的一种酊剂，广泛用于Ⅰ度、Ⅱ度烧伤的患者。

实习时每天在门诊和病房都要接诊许多烧伤的患者，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轮流给患者喷药，一天喷两次，直到最后结痂、脱落，既不需要包扎且几乎不会留下疤痕。

笔者在实习的时候，曾有一次意外被滚烫的开水烫伤，衣服一脱，整层皮掉下来，非常可怕，当时没有采取其他的措施，只是用医院的“虎杖液”外喷，结果一周内痊愈了且没留下任何疤痕。

十几年后，笔者的一个同事被开水烫伤，医院给她清创、包扎，后来因为疤痕收缩还要行疤痕切除和植皮手术，半年时间过去了，她的皮肤还没有完全恢复。

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简单，首先是因为“虎杖液”不够“先进”，而且喷一次只收5毛钱，一个病人一天喷两次也只收1块钱。

其次，万一伤口感染了谁来负这个责任？于是，就没有医院愿意使用“虎杖液”，也没有人愿意再生产“虎杖液”。

失去的是“宝贝”，受苦的是百姓。记得笔者当时自己喷了一星期花了3元钱，而我的同事虽然伤情较轻却为此花费了1万多元，还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许多年前，笔者的一个亲戚，是外科学教授。有一次，他妈妈一个脚趾头烂了，诊断为“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中医叫“脱疽”，治疗的方案要把坏死的脚趾头截掉。他和他的主任亲自为他妈妈动手术，手术非常顺利。

手术当天因为下地不方便，只好用痰盂在床上小便，一不小心碰倒了痰盂，尿液洒在了伤口上，伤口感染、溃烂，一直烂到了脚底、脚背。

他是个孝子，亲自每天给母亲换药，都没有效果，只能眼看着溃烂的面积越来越大。他感叹地说：“若继续使用外科的方法估计只能把烂的整个脚截掉”。

他弟弟看他已经束手无策，就自作主张到当地“土医生”那里花5毛钱买了一瓶“白开水”。“土医生”让他把鸭毛洗干净晾干，然后沾着“白药水”涂抹患处。一天一天过去了，他母亲的脚也就这么好了。

后来笔者到当地打听“白药水”的下落，却一直没有找到，我明白类似“白药水”的东西现在大概是失传了。

“正骨疗法”

中医正骨这种简便价廉效验的疗法，在长期的医疗实践活动中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现在正骨祖传的东西也正在慢慢丢失。

比如刘宝琦大夫，他的父辈祖上是跟着努尔哈赤进关来的，被誉为马背上的骨科大夫。一个患几十年的尺桡骨分离症的病人，手都变形了，从十来岁开始不能摁东西，不能拧手巾。

后多方打听找到了刘宝琦，而经他一摁一拧，两下子，胳膊就平了。几十年的病痛，瞬间被治好，病人高兴得都跳起来。

还有一个中年女教师颈椎全脱位，脖子已经没有支撑了，是拿8号铅丝把头牵引着才能出来气。从山东一路走来，所有的医院都不敢收，因为治不了，治不好就是一个高位截瘫。

到了刘宝琦这，他一只手拽着牵引的铅丝，另一只手在她脖子那一抖，病人的脖子马上就有劲了！

可这些医疗技术因为没有传人都面临失传的境地！就像刚才那位女教师，到西医那怎么治？打钢板弄钢钉，花好几万做大手术，弄不好就高位截瘫。

我们的中医正骨呢？从前到后一共花了不到300块钱，还给她把所有的能用的好药全用上了，连诊费带药费不到300块！

因此，要继承和发扬中医，单靠政策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给它一个适合生存的环境。

“中西医的立足点问题”

毫不讳言地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人开始怀疑，中医真的还能存在吗？中医真的能治病吗？无论是病人、医生，还是主管部门都十分迫切地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希望能拿出证据。

说到底还是想知道中医哪一个方或哪个方案（指南）对哪种“病”有效，有效率是多少？

为了证明这一切，人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回答这本身就是难以回答的问题。唯独忘记了中医是什么？

要回答中医能治什么“病”真的这么难吗？有人说：“你连能治什么病都回答不出来，谁还敢相信你？”我问他：“你让交通警察去背田径裁判的规则，可能吗？”本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怎么能凑在一起呢？

举一个例子，张仲景的《伤寒论》是一部临床治疗的百科全书，但其中只有一百多方，若以这一百多方来对应病的话，那所能治疗的病种是十分有限的。

但众所周知，张仲景的《伤寒论》创立了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正因为他所创立的这种“辨证施治”的方法，使中医的治疗对象不再局限于“病”。

而是通过“证”实现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因此，所设立的一百多个方子能够治疗成千上万种不同的病。

西医学的基础是建立在对死人的解剖实验上，它所研究的仅仅是疾病或者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而中医学的立足点：气血阴阳、经络脏腑、情志精神，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对活生生人的研究上。不能说死人身上找不到经络穴位，就等于不存在。

对于有病的人来说，社会、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与之相关的是患者的自我感受，而有些感觉是无法检查出来的，通常情况下，病人的自觉症状是诊断辨证的重要依据，这就是医生和兽医的主要区别。

确切地说，注重患者的自觉症状是中医诊断的特点之一，在这样基础上辨证治疗的一种结果是：有一些西医病理变化和理化指标可能没有完全解决，但是患者自我感觉良好，于是被认为病痊愈了。

这或许是中医的一个弱点，因为这样的治疗并没有彻底解决生物学的问题。但这也可能是一个优点，因为有些患者理化指标虽然恢复正常，但是患者觉得病还没好，有些症状仍然存在。

有些时候，患者自己觉得“有病”，但是理化指标检查不出来，甚至有些疾病通过理化检查，可以作出准确的诊断，但缺乏有效的治疗措施。

所以，有人说，越是一些“莫名奇妙”的疑难杂症，中医就越有优势，其原因就在于人体的健康与疾病并非完全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

笔者认识一位老太太，自己觉得心脏不舒服，胸闷。发作的时候心跳得厉害，冒冷汗，甚至晕厥过去。跑到医院检查，查不出来，医生说要住院观察，她只好先住院。

住了几天，医生诊断说：“这是心脏病。”她问：“心脏什么病？”医生说：“现在还不清楚。”住院期间心悸、晕厥照样发作，医生也觉得很无奈，说：“看来只好在心脏安装支架了。”老太太很生气：“连什么病都不知道，支架装哪儿？”

原本她从来不相信中医，但这下没办法只好来找中医。医生给她开了益气化痰，理气宽胸的方药，吃完之后，老太太觉得舒服多了，基本没再发作，过了2年，老太太说心脏病好了。

其实到现在为止，老太太也不知道西医诊断的是什么病。

““真正的中医”与“普氏野马””

中医把诊病的基本思维过程叫作“辨”，如辨病、辨证。辨就是分析、辨别。有的人不理解，所以把“辨证”写成“辩证”。中医辨的过程就是通过四诊采集临床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辨别并作出诊断。

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可能把“辨”变成了“套”，把西医的病名套成中医的病或证。如“肝硬化就是鼓胀”，“尿道感染就是淋证”等。

这种“套”的现象在现代中医临床和科研中，已经越来越普遍并且成为制约中医发展和影响疗效的主要障碍之一。

例如“乙肝病毒携带者”，有的人一见病毒便认为是“毒”、是“热毒”，所以应用清热解毒的方法：处方是大剂量“抗病毒”药如：大青叶、白花蛇舌草、田基黄等，结果病没治好，胃搞坏了。

且不说病毒是不是“毒”，即便是“毒”也有热毒、水毒、浊毒、瘀毒、寒毒等的不同，如果连起码的寒热虚实都不分，这样中医还能维持多久？

再比如更年期综合征是妇女在特定时期由于卵巢功能退化而产生的特殊症候群，主要症状如烘热、汗出、烦躁、失眠或畏寒等。

许多报道认为肾虚是更年期综合征的基本病理，理由很简单，因为肾主生长、生殖、发育，卵巢功能退化就是肾虚。

因此，针对更年期综合征开出来的是各种各样补肾的方药如：龟鹿二仙胶、左归丸、右归丸等，忙得不亦乐乎。

可就是没有人愿意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更年期综合征基本病理是肾虚，应当是年龄越老越明显才对，为什么患者到了50多岁后症状就逐渐减轻呢？

还有，更年期综合征患者中通常是白领的反应比蓝领多，城里人比农村人更常见，难道白领比蓝领容易患肾虚？城里人比农村人更容易患肾虚？道理似乎也说不通。

怪不得有不少人担忧：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中医？

几年前，笔者到新疆参观吉木萨尔县“普氏野马育种场”，场领导告诉大家，普氏野马是早年生活在新疆的良种马，后来因各种原因绝种了，现在看到的这些普氏野马是从德国引种回来的。

我们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答：为了保留“基因”。

我忽然想起，曾经有人说过：如果我们不珍惜这份民族文化瑰宝，让中医药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失去传承，我们则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因为我们的后人将以高昂的代价，从外国人那里去赎回原本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

不敢想象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结果会是怎样？但我们衷心希望中医不会有像普氏野马一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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