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晴
今年，湖州小梅村最后100户渔民，将完成安置房分配，告别祖祖辈辈风雨漂泊的日子。
蜿蜒的南太湖岸线上，地标建筑月亮酒店一带，就是渔户当年停船的地方。1960年寒风乍起的那个秋天，36户祖籍苏州的渔民在湖州渔业联社的动员下，携家带口迁往一水之隔的浙江。他们多驾着三根桅杆的拖网船，操帆娴熟，打渔高效。
慢慢的，南太湖的三个水产村，作业方法互相渗透，捕捞工具与时俱进，渔民收网时的心情却越来越沉重：鱼一年比一年少了。
2000年前后，整个环太湖城市群开始坐上高速列车，苏锡常高楼拔起，沿湖的工厂直排废水，让平均水位三米的太湖泛起了浑浊的浪花。直到2007年蓝藻大爆发，从受灾最重的无锡，蔓延至其他城市，积重难返的治水困境，成了整个太湖的紧箍咒。
这一年，湖州启动太湖岸线综合治理工程。南太湖边25个自然村1600余户人家全部搬迁，包括整体上岸安居的小梅村。
53岁的沈伯冬当了20年小梅村支书，眼见着渔民两手空空上岸，如今住上了楼房，再也不用担心“三面朝水”，连睡都睡不安稳。
而经过十年治理，他童年印象里可以畅快游泳的太湖又回来了。“风平浪静的时候，它就是碧绿碧绿的，浅的地方能看到水草，有小鱼游来游去。”沈伯冬说，过了清明，看涨水，就能知道今年的渔获如何，“涨水鲚鱼缩水虾”，这是渔民一年中的头等大事。
从苏州来的“大历帮”
南太湖东、西苕溪的出口处，梅子漾、小梅口、丘城山三个自然村组成了最初的小梅村。村民多是50年前南下的一批苏州籍渔民，以沈、黄、姚为三大姓。
“解放前，太湖一带不讲什么村，都讲什么帮，在一起捕鱼的就是一个帮。”沈伯冬是家里唯一出生在湖州的孩子，从小父母就告诉他，沈家的根在苏州大历山，所以小梅村的渔民都自称“大历帮”。
“靠天吃饭，靠风发财”，是这个帮派的生存口号。人力操帆的年代，每一时刻的风力、风向都牵动着渔民神经。为了获得更好的收成，越是有风、有雨，越是天冷，他们越要出去捕鱼，因为刮风下雨船速快，而冬天鱼群减少活动，容易一网打尽。沈伯冬记得，那时他跟着父亲去湖心，一个浪打到船上，就是一条冰棱。
渔民都觉得，在太湖讨口饭吃，比在岸上种几亩地，苦多了。
但他们从不向太湖过分索取，起风了，他们迎风撒网，风停了，他们也歇下了，日子过得简单而知足。2011年落成的渔民新村文化礼堂内，陈列着各种渔用工具，有一张网就是沈伯冬的父亲用过的，网洞密而大。“冬天湖里有冰水，这个网下去，不管鲫鱼、草鱼，还是百来斤的大鱼，都能捕上来。”他得意地向人介绍，如今会织这种网的人少了，秘诀是要让小鱼漏下去。“没有小鱼小虾，哪来大鱼大虾？”
那段时期，渔民捕捞强度不大，只靠风力没有机械化，加上太湖水质良好，渔业资源丰富，小梅村渔户总体收入都不错。比起岸上油水不足的农民，沈伯冬天天都能吃上肥美的湖鲜。
时间一长，渔民还摸索出了独到的捕鱼之技。当地人称一种海鸥为”呆鹅”，这种候鸟喜欢跟着船飞，守在起网瞬间迅速叼走大鱼。“高踏网还没有起网的时候，如果鸟很多，我这一网下去就是丰收，如果边上没鸟，肯定产量不高。”这方面，沈伯冬打心里佩服，“动物很有灵性的，有鱼的地方它很敏感。船老大是凭经验，看风看水流，预测鱼群去哪儿，在哪个地方下网。那些鸟也是凭经验。”
但很快，田园式的渔猎记忆停留在沈伯冬13岁那年，改革开放的前夜，村里开始制造水泥结构的渔船，并使用挂桨机械作用。马达声日夜作响，飞鸟走了，鱼一船一船被拖上岸。
太湖病了
小梅村渔民的一天，大多是从早上给渔船“洗脸”开始的：拿拖把擦一遍船，以免大量露水残留。只是不断爆发的蓝藻以及泛黄的的湖水，让世代喝着太湖水的渔民，遇上了无水可喝的窘境，糟糕的水质连洗衣服、洗菜都嫌脏。他们都知道，太湖得病了。
早年湖州粗放的开发模式，使得太湖接纳着来自东、西苕溪的采矿、工业、农业以及生活污水。湖州市环保局曾测算，石矿企业清洗石料导致太湖淤泥沉积，河床在35年内抬高了两米。
渔业资源的萎缩和水体生态的退化是同步的。在沈伯冬印象中，1985年左右，小梅村光景最好，渔业丰产，银鱼收购价四五十元一斤，全部出口日本。等到他1997年出任村支书，太湖已经暮气沉沉——浅滩边的水草被闷死，“太湖三宝”断崖式减产，价格再也没升回去。“水质不好的话，珍贵的鱼就少，太湖里的鱼我觉得桥头鱼最好吃，可惜很多年都没见过了。”沈伯冬叹气。
“表面在水上，根子在岸上。”太湖旅游度假区（下称“度假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葛伟多次对媒体表示，“过去，我们廉价出卖了祖宗留下的青山绿水，养了一大批‘愚公’。”
如果没有2007年那场轰动全国的蓝藻危机，整个太湖流域还处于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怪圈。那年5月，太湖爆发严重的蓝藻污染，无锡受灾最重，部分水域像绿色油漆般浓稠，造成全城自来水污染长达一周。
从太湖治水的十年经验看，外来污染源得不到削减，湖内做再多的防控都是末端治理。
2007年10月初的16号台风“罗莎”，成为湖州大力推动南太湖综合生态治理的转折点。往年一到台风季，渔民都提心吊胆，休渔进港不说，身家财产也受到威胁。那场强台风掀翻了小梅村五条渔船，1954年出生的姚国庆半生漂在太湖，从没见过这样狼狈的场景。
“浪头很大，3米多高，缆绳全部断了，百吨重的水泥船都翻身，倒下去了。有人打电话叫我帮忙，我骑了个自行车过去，哪里骑得动，把自行车扔在边上，像解放军一样走！”他说，靠太湖吃饭的人，从不敢小觑大自然的力量。
为加快太湖的自我修复净化，多年来，太湖旅游度假区累计投入20亿元，全面清理环境污染源头：搬迁关闭12家中型以上规模工业企业；拆除低小散家庭工厂作坊300多家；清除太湖水面和周边水域养殖围网1000多亩；整体改造湖鲜一条街25条水上餐饮船。
湖鲜一条街曾是小梅村的核心集体资产，1997年村里负债累累，账面上只有13.5块，沈伯冬顶着压力抵押了自己的一套房，筹资十万元开建。十年后为了动员拆除，他又率先关闭了和哥哥合营的餐饮船。谈到小梅村的十年得失，村民的心情都是复杂的——既失落于传统生活的遗失，又憧憬岸上的安稳生活。
“渔民住在船上，陆上一寸土地都没有，为了支持太湖治水，放弃了很多。”沈伯冬感慨。
渔民上岸
小梅村的渔户都有两条船，一条捕鱼，一条住家，就是在船上盖间低矮的屋子，只够猫着腰进出，摇摇晃晃从来没有一刻平静。船上的孩子没什么娱乐，夏天跳水里可以玩一天，爬桅杆是少有的游戏。只要船一靠岸，他们就像出笼的小鸟，凑在一起打弹珠、滚地龙、抽陀螺——宽敞、平静的陆地，是逼仄、晃荡的船上空间的反面。
到了上学年纪，没有房的渔户只能把孩子送到丘城山上用渔改房建的小学。沈伯冬小时候就寄宿在农村亲戚家，每天守在太湖边，看自家的船来了没有。“感觉跟同学不一样，寄人篱下，和父母相处时间也少。”跟他同辈的人几乎都有一种想法——好好学习，赶快离开船上。
因为没有房产，渔民的儿子往往娶不上媳妇，女儿出去了就不回来。姚国庆说，因为圈子小，“岸上的好人家也不愿意女儿嫁到船上来”，过去渔民近亲结婚多。年轻人但凡能读书出去的，一般不再回来。
上岸，是渔民多年的呼吁，这个愿望在2007年因蓝藻危机终于迎向了曙光。按照规划，度假区将投资近3亿元实施渔民居住上岸工程。四年后，第一批渔民新村拿到了新居的钥匙，以每人25平米的标准安置，独生子女算两个人头。“加上补贴，平均870元每平米，100个面积只要八万七，现在我们周边房价都1万多了。”说起房价，村民都显得很兴奋。
第一次在独立的厨房烧饭、第一次在客厅看电视、第一次在楼房过夜……哪怕50平米的一居室，也是足以顶天立地的家。
但随之而来的，是甜蜜的烦恼。当生活从平面的太湖，来到立体的高楼，日常习惯的改变对身心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渔民临水而居，又自小盘坐，多有关节炎症，跟村委会频频倒苦水，“爬楼梯不方便”。自来水要收费，节俭的渔民就拿着拖把、衣服去临近的河边洗。村干部苦口婆心地劝，年纪大的渔民一赌气，吵着要回船上去。
沈伯冬的母亲刚搬进50平米的楼房时，也跟他抱怨，还是习惯船上的日子，假如政府允许买船，她还是要回去的。但这几年他又问起母亲，她已经宽心许多。“不回去了，这里刮风下雨吹不到，也不用半夜起来加固船舱，现在都不用考虑了。”
重回南太湖
小梅村258户1067人全部上岸后，从事传统捕鱼的仅剩30多户。有人改行去了东太湖养蟹，有人被度假区雇佣，在景区开快艇、帆船或者打捞蓝藻。村口一块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石头，见证了绿色湖州的十年变迁。
33岁的施冬牛在服装生意亏本后，又回到了太湖谋生。“这边稳定的话，开快艇一年能有七万，就是夏天晒得比较黑，反正我结婚了也无所谓。”他推了推鼻子上的墨镜，笑着说。“落叶归根，还是离不开这边，到别的地方去也吃不开。”
每年5月1日，哪怕是在外打拼的小梅村人，都会看两眼天气预报，关心下太湖的涨水，就像他们的祖辈那样，按时回归渔民的身份。这天春季捕捞启动，拖着长尾巴的“地笼王”、小钓船、钓钩船一一上阵，在休渔期间捕捞小型鱼虾。
真正的高潮在9月6日，大型渔具高踏网登场，开始为期25天的捕捞。它长约1500米，宽约2米，网目约0.5厘米，待湖中设置起鱼用的鱼箱网，两艘渔船牵引大网的两头收拢，并将网中渔获全部赶入箱网内，起网收鱼，一网产量最高可达5万斤，一般一艘渔船一天能捞上20吨湖鲜。
“‘飞机网’、拖网，从9月捕到11月底；如果有‘鱼蛋’（迷魂阵）的话，可以捕到12月底。”沈伯冬介绍。
气候逐渐转冷，休渔期漫漫，渔船都回港了，只有12艘仿古帆船在湖心巍然不动，仿佛即将启程的船队。
姚国庆是其中一艘船的管理员，度假区以每月约3000元，聘请他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他清楚地记得，他的船是2011年4月23日从江苏买来的。
“管理这个船很不费力的，都是我小时候就懂的。不像我儿子，小船的缆绳打个结都打不好。”他露出懊恼的表情。去年，他儿子没打好结，浪打来让小船漂走了。“这个结有讲究，要系得不散，但又很容易抽掉，这样我们晚上摸黑也能解开，否则晚上你要拿剪刀剪、拿刀砍，很麻烦的。”姚国庆说，这个系结方法对渔民来说并不难，但儿子就是怎么也做不好。
沈伯冬知道，在融入主流社会的角力中，属于渔民的日常终将退守至记忆的边缘。方言是这群渔民三代，与太湖仅剩的薄弱联结之一。“太湖里的渔民有自己的方言，和苏州话相似七八分，和湖州话相似二三分。”他有时觉得，只要孩子还会讲家乡话，那他们这一代就不会忘了自己的根。
“我们都喜欢吃鱼，每天都要吃，吃不到难受。”这让沈伯冬稍感欣慰。去年，有渔民幸运地捕到了太湖里绝迹多年的桥丁鱼，他央求人家把30斤全卖给他。“就是比笔粗一点，只有一根骨头，其他都是肉，入口最嫩。”他给发小每人送一点过去，他们都说，跟小时候的味道一样。
上岸十年后，他最爱的桥丁鱼又回来了。
（图片如无说明，均为本报摄影记者任玉明、吴军、胡军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