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标志着中国青年群体首次登上社会历史舞台。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最活跃的社会因子，在这场运动中一刻都没有缺席，他们奔走呼号，积极探索，不仅发挥了先锋作用，也得到了意志的锤炼。五四运动后，他们仍旧不断实践探索中国的未来，最终坚定地选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杰出青年的一面旗帜。
为什么讲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谈论青年和时代的本质关系时如是说：“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年强，则国家强。在那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中国青年是如何一步步觉醒的？在历史进程中，他们的抉择与奋起又起到了什么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青年？本期特稿将带您一起领略中国青年的力量。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象征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发出一声呐喊，这是中国人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表现之一。
彼时，外有帝国主义侵略欺压，内有各路势力横冲直撞，李大钊是千千万万为中国道路奔走呼号的中国青年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一。但此时，还有极大一批信奉资产阶级改革道路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人，他们仍然相信对帝国主义也要区分对待，帝国主义也有好坏之分。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与抉择的紧要关头。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压在每个有识之士的心头……
01
“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
1918 年，历时4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这一消息传到中国，国内社会各界开始眼巴巴地期望着巴黎和会能够“公理战胜强权”。11月，北京举行了庆祝一战协约国胜利的活动，北京大学师生在天安门前搭台举办讲演大会，连续讲了两日。蔡元培、陶孟和、胡适等都在演讲中称赞这是一次“正义、平等”“公理战胜强权”的胜利。
当然，这种期待无可厚非。在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英、美始终抱有极大的幻想，相信“协约国及美国大战成功……使国防全无之中国，后此患于军备之苦，亦以立国东亚”。甚至于这种倾向在当时很大一部分先进青年中也存在着，他们把美国当作民主和公理的象征。事实上，这还是一种缺乏自我意识的表现。
毛泽东曾说，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而这个开始的杰出代表毫无疑问就是李大钊。当时，在一片欢腾庆贺“一战正义”声中，唯有李大钊阔步登台，发表了著名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们不应该为帝国主义的胜利欢呼，应该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庶民的胜利而庆祝——
1917年11月7日，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代表着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启了胜利前进的道路。
在“五四”前夕，有感于时局，李大钊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言辞之间，极尽表达着对青年一代认知到无产阶级革命重要性的希冀。
事实也证明，期待巴黎和会带来对中国的“公理战胜强权”无异于天方夜谭。1919年1月，英、美、法、日、意等27个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质上就是一个分赃会议，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
中国曾经在战争期间对德宣战，也算是战胜国之一，因而也派外交总长陆徵祥率领代表团6人出席了会议。中国代表顾维钧向帝国主义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7项条件。同时，还在中国旅欧学生要求下，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并要求收回一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权利的陈述书。
然而，列强各国根本不理睬中国的诉求，还公然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至于日本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二十一条”，则直接“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
这一事件彻底暴露了列强的狰狞面目，完全激发了中国民众长期以来积聚的愤怒与不满，具有“天下为己任”历史使命感的青年学生，第一时间站了起来——5 月4 日，北京爆发了规模宏大的以游行示威为特点的学生运动，也就是“五四运动”。
5月4日当天，24岁的北大文预科学生郭钦光“奋袂先行，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之令，愤然大痛，呕血盈斗”，3日后病故。这是在“五四运动”中死去的第一位爱国志士，直接推动了5月19日的北京学生总罢课。
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呼应北京学生行动，并发动群众参与。湖北阳新县工业生张则范“以钢剪砍断中指，用白布手巾书写血书‘誓争青岛，众志成城’八大字”，“各代表奉为救国旗，通示各校”。江西女师范生程孝芬“发起女子救国团，断指血书‘提倡国货，用日货就是冷血动物’十余字”，使得“校长感愧，同学激发”，“赣省各界因之大为感动”。
中国青年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给了列强各国尤其是日本极大震撼。在5月5日的日本《大阪朝日新闻》中，就有号外《北京烧打起》，发表《排日学生的暴动》《排日学生团体袭击支那三名士》的消息，并配发评论《支那人的盲动》（一）（二）、《北京不稳的影响》等。其6月7日的报道，甚至还用大号字体将中国学生运动称为《学生义和团》，文中称学生们分发“杀掉日本人”的标语，强行要求商店缴纳“运动费”，还郑重告诫在华日本人不要夜间外出。报道中还称，狂热的中国学生已经失去理智，不仅伤害日本人，连自己也无意义地牺牲。他们在《亢奋的中国学生用茶碗割头部》一文中写道，学生割伤自己的头部，刺中自己的腹部，一片“鲜血淋淋的凄惨光景”。在日本媒体看来，中国“俨然学生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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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五四运动的部分学生
02
“世界什么力量最强”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从“五四运动”的发展轨迹中亦可窥见一斑。
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的陈独秀，曾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回国后，他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民俗报刊，在当地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创办革命杂志《新青年》名扬全国。蔡元培闻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上任以后，陈独秀并不开课，而是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领袖，他立场鲜明地表明支持这场爱国运动，发出了“要有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非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问题不可”等口号。他还在《每周评论》上连续3期出版了《山东问题》专号，详细报道了北京学生爱国运动，顺势推动了全国运动的发展。后来，他又接连发表了《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北京市民宣言》等文，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等鲜明有力的战斗口号，以及“直接行动，根本改造”的目标，为运动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后来称其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与此同时，“五四运动”还震动了全国各地。天津、上海、南京、武汉，以及广东、广西、福建、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东北三省的学生都起来响应。他们先后罢课，发通电、传单，作讲演宣传，查禁日货。5月9日，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现在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
据新民学会会员蒋竹如回忆：“5月23日晚上，我正在一师十三班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同志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诉我：北京派来了两个代表……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途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这次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
发展到6月3日以后，“五四运动”造就的形势更加高涨。全国各地各界纷纷响应，声援北京学生。北京政府不得已于6月9日下令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3人，并答应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在此形势下，7月9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青年学生们不辞辛苦，日夜劳作，进行各种爱国反日的宣传。长沙的工人们也组织宣传队，和学生们共同行动。为了开展湖南的革命运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维护他们的革命热情，也为了发表自己的政见，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毛泽东觉得，在长沙办一个刊物很有必要。由此，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出世了。在报缝中登的“本报启事”里写有：“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在当时“世界革命”呼声和“人类解放”运动的影响之下，毛泽东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革命斗志。
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便衣警察逮捕，全国各界立即掀起营救陈独秀的运动。毛泽东加入了营救行列，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了重要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章在介绍陈独秀被捕经过和全国营救陈独秀的情况，盛赞其几年来提倡新思潮的功绩，“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
一个人思想上发生剧变，往往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正是在“五四运动”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剧变，他由一般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并最终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起初，毛泽东选择的是温和的改良道路，觉得“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些”。然而军阀统治下的现实，却毫不温和。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由此期刊也被迫停办。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这让毛泽东思想上触动颇大。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这一次，毛泽东特地拜访了他的老师李大钊，向他汇报了湖南青年运动的情况。
李大钊为进一步引导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向他推荐了一大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和柯卡普写的《社会主义史》等。由此，毛泽东对共产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开始更为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且特别留心搜寻当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
李大钊推荐的这些书，对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并真正意义上促使他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第一次在北京时毛泽东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此次赴京更是建立了他对这个伟大学说的完全的信仰。从此，毛泽东终于毫不犹豫、大踏步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强有力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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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油画
03
“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
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1878—1966）也是在此期间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多年后，他回忆说：“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
当然，此时吴玉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是不多的，阶级观点也不明确，还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会各阶级”。但他还是进行了初步的社会主义实践。
1902年年底，吴玉章曾受到留学大潮的影响，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好像唐僧取经一样，怀着圣洁而严肃的心情，静悄悄地离开故乡，挂帆而去”，踏上留学日本的路途。途中，他曾以《东游述志》为题，赋诗一首，表达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不辞艰险出夔门，故国图强一片心。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
1912年1月，吴玉章受重庆蜀军政府委派，与杨庶堪（1881—1942，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元勋）一道代表四川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工作。在辛亥革命中，吴玉章历尽艰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给全国人民带来无限希望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华民族却没能因此走上富强繁荣之路，国家最高权力被袁世凯窃取，亡国灭种的阴影依旧笼罩着神州大地，中国青年们不得不继续探求救国救亡之路，吴玉章也不例外。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书籍流入中国，各种思潮纷纷涌现，如民族解放思潮、民主共和思潮、君主立宪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等。到“五四”时期，社会主义尚且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工读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等思潮都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而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则被夹杂在众多社会主义流派中，同潮共涌。
“五四运动”时期，吴玉章开始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1922年9月，吴玉章应邀担任四川最高学府——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他采取了一系列大胆而切合实际的改革措施，聘请具有新思想的学者到学校任教，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就在该校任职近一年。受此影响，吴玉章更加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担任校长的两年，是吴玉章向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关键两年。
当时，身居四川的吴玉章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上海成立了，因此他认为应该建立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1923年年底，吴玉章和杨同公等在成都筹备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 （又称“中国YC团”）。1924年1月12日，中国YC团正式成立，吴玉章被推举为负责人之一，其纲领和宗旨是“采用马克思的革命方式，实行社会革命……代表无产阶级运动的全体利益，颠覆现在的政府、军府和国际帝国主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仔细读来，这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几乎没有多少出入。这标志着吴玉章已经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1925年1月，吴玉章在北京组织中国YC团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并且参加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声援北京女师大（1908年成立，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学潮大游行等爱国运动。同年4月，吴玉章在北京会见了他的学生赵世炎（1901—1927，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赵世炎此时是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经赵介绍，吴玉章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吴玉章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04
青年“要细心去观察社会的病源”
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五四运动”爆发前后，瞿秋白的生活堪称截然不同。此前，“穷困潦倒”一直笼罩着他们一家数年。小时候，因为父亲瞿世玮生性淡泊，不治家业，所以一家在经济上依赖着在浙江做知县的伯父。辛亥革命后，伯父弃官闲居杭州，停止了对瞿秋白家的资助，由此他们家陷入经济困境，靠典当、借债度日。1915年冬，瞿秋白因交不起学费不得不辍学。第二年农历正月初五，瞿母服毒自尽，一家人分别投亲靠友。1916年年底，瞿秋白得到表舅母资助，赴汉口寄居京汉铁路局当翻译的堂兄瞿纯白家中，并进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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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部分游行学生
1917年春，瞿秋白随堂兄到北京。原本要报考北京大学，但付不起学膳费，参加普通文官考试也未考上。后来，瞿秋白最终选择了考入外交部“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
“五四运动”时，瞿秋白满怀热情投入到了这场爱国运动。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他率领同学们参加了5月4日天安门的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行动。5月5日，为营救被捕的32名学生，他领导俄专同学参加了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实行的总罢课。5月6日，瞿秋白又出席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并担任学联的评议部议员。学联成立后，瞿秋白参与决策和领导了营救被捕学生和挽留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斗争，以及为抗议北京政府恐吓令从5月19日起再次实行的总罢课。
为了使斗争有条不紊地进行，瞿秋白提议，将东城区的俄文专修馆、汇文大学堂（1870年成立，初称汇文学校）和铁路管理学校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统一活动的小分队。瞿秋白和郑振铎等学生代表一起将学生组成演讲团，积极地开展讲演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活动。5月21日之后，北京实行完全军事管制，瞿秋白和朋友们的活动不得不转向隐蔽性。郑振铎后来回忆说：“越到后来，我们的活动越困难。”“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
6月1日，北京政府连下两道命令：一是表彰被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二是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更激起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北京学生的愤怒。6月3日起，他们又重新走上街头演讲，当时因此被捕的学生达八百多人。6月5日，各校出动讲演的学生增加到五千余人，加之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巨大压力，北京当局于6月7日释放全部被捕学生。6月28日，中国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达到了。
7月17日，瞿秋白在《晨报》上发表《不签字后之办法》，要求政府“须有手段，有眼光”“万勿再与日本订立丧权之条约”，提醒全国人民“今日政府万不可靠”，主张“各地学生联合会多出书报，切实研究外交、政治”。
“五四运动”对瞿秋白的影响是深刻的，他由书斋走向社会，在名目繁多的新思潮面前，重新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他以《新社会》旬刊为主要阵地，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鼓吹社会改造、家庭革命，提出社会变革的方式和途径。他在《革新的时机到了》《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等文章中，呼吁国人赶快想办法“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主张“以普遍的平等代替某一阶级的平等”，希望青年“要细心去观察社会的病源”，以“诚恳”“博爱”的态度与“和平”的方式，采取“实施教育”“工学主义”和传播科学的途径改造社会。这表明，这一时期瞿秋白已从本能的爱国主义转向了激进的民主主义。
不久，瞿秋白在读了李大钊《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后撰文指出：美国宗教新村运动失败的原因，不在于“社会主义”，而恰恰在于“非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运动……是普遍的较易的进步的办法”。这是他第一次明确表示赞同马克思主义。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瞿秋白也加入其中，开始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思想。不久，他就发表了《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一文，明确指出：要创造新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显然，此时的瞿秋白对改造社会的探索已有了全新的突破。
为更好地从实践上了解和研究社会主义，1920年10月，瞿秋白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苏俄考察，并在那里经张太雷的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归国时，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在不久后的大革命时代，他更是成了“党内最有威信的领导人之一”。
05
“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在中国青年们找寻强国之路时，1917年19岁的周恩来东渡日本，也在探索新的道路。他给同学的临别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留日一年多，周恩来在思想上经历了许多艰难和曲折，一方面他对日本社会越来越失望，一方面又觉得先后设计的诸多救国方案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当母校南开中学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传来，他决定“返国图他兴”。就在这个时候，“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也改变了周恩来的人生道路。
在日本时，周恩来就了解到十月革命的情况，阅读了当地学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初步认识了唯物史观、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等原理。对此，他深有感慨：“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与国内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相比，周恩来更早更多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这为他在“五四运动”中展示才华、发挥作用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天津。周恩来还未入学便投入到了这场热烈的学生爱国运动中。大家熟知他品学兼优、才能出众，邀请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表示，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负此责任义不容辞。他起草的《发刊旨趣》，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宣扬“民主主义”精神和“革心”与“革新”的办报主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创刊号上周恩来以“革心！革新！”为题撰写的发刊词，则被同学大赞：“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
在周恩来的倡导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学生联合会选出部分骨干分子，组成了比学联更加严密的团体——觉悟社，不定期出版《觉悟》社刊，以“灌输世界新思潮”。周恩来规定觉悟社的任务是本着“觉悟”的精神，做引导社会的先锋。他号召青年学生要到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去，进行广泛宣传，“让国人知道国事真相”，“用全国的实力”去反对军阀政府。
当时，周恩来总结觉悟社一年来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今后的救国道路必须是革命青年在“改造的赤旗下联合起来”，到民间去，依靠劳工群众，“切切实实做点事”。这就是“宣传事业之联合；社会实况之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组织之促进”。这种依靠工农劳苦大众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主张，正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萌芽。
1919年11月，天津一千多人游行演讲，声讨日本军国主义暴行，数万人两次举行国民大会，焚烧日货，高呼救亡。第二年1月，周恩来带领各校五六千名学生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遭到反动当局逮捕，被羁押半年之久。这时候的周恩来，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多年后，对这个时期，周恩来说：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是通过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酝酿、准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青年一直在积极探寻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吴玉章等人在这一时期思想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他们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打下了夯实的基础。而他们的思想蜕变过程，也是当时中国无数有识青年思想进化的缩影，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张伯苓、吴稚晖等在教育领域求变，任鸿隽、胡明夏、叶企孙、严济慈等在科学技术领域求真，刘鸿生、卢作孚、胡子昂等在实业经济领域求强，等等。正是这样一群中国青年，带来了中国各个领域的变化。“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生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变化，是对早期译介阶段的超越，《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各地相继涌现出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和团体。1920年，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会。此后，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一批进步青年也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董必武等一些同盟会老会员也开始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10月，李大钊在北京组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秋到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武汉、广州、济南、长沙及旅居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中相继成立。
“五四运动”后，工人运动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开始酝酿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来领导革命。
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而这一切的前提又是，有一群热血青年在内外交困的时代里，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用青春去追寻“中国梦”，用热血去浇灌“中国心”，最终用力量和鲜血踏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从此，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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