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王伟伟与张敏在其家中合影
1961年的王宏坤
1961年冬摄于北京，后排左一为王伟伟
1977年的王宏坤与夫人冯明英
1953年2月24日，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王宏坤（右一）陪同毛泽东视察南昌舰
今年是海军创建70周年，在玉泉路地铁附近一家饮品店，北京青年报记者如约见到了人民海军创建人之一王宏坤上将的儿子王伟伟。军绿色工装衣、黑色布包，处处低调，最显眼的要数帽子，“中国海军南京舰”几个字映衬出王伟伟的军人不凡气质。王伟伟当了将近十年的舰艇兵，父子两代都和海军有着不解之缘。
王宏坤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那里被称为“中国第一将军乡”，在开国将帅中，有一对堂兄弟很显眼，哥哥是大将，弟弟是上将，这就是王树声和王宏坤。在今年1月22日举办的王宏坤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徐向前之女徐鲁溪、夫婿张元生、王树声之女王宇红、王近山之女王媛媛、陈再道之女陈江平、洪学智之子洪虎等人悉数到场，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串联起了王宏坤的革命足迹。
如今，退休在家的王伟伟也赶起了“时髦”，做起了微信公众号“历史与传承”，参与公号运营的全部是业余义务工作者，几年来已经收集、整理、发表了上百篇反映红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历史与传承》还出版了上下两册书。王伟伟说，他的想法就是将过去的事情记录并传承下去。
在父亲旧居门口，他控制不住泪奔
2016年十一长假的第六天，王伟伟和夫人以及朋友一行三人开始自驾南行之旅，寻觅父亲打仗的足迹。1933年7月王宏坤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能征善战，被徐向前元帅誉为“四方面军的一杆枪”。从红四军这个革命大熔炉共走出了王宏坤及王建安、周纯全、陈锡联、许世友、陈再道、洪学智、陈伯钧、张宗逊九位共和国开国上将及王近山等二十多名中将。王伟伟第一站到达的是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单拐村冀鲁豫军区旧址。1944年5月11日，根据党中央指示，冀鲁豫和冀南两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王宏坤被任命为第一副司令。
在位于单拐村的冀鲁豫边区抗战史实展馆，一进门，王伟伟看到一排雕塑，父亲在最右侧，旁边是刘伯承、邓小平等129师的领导。王伟伟说，那时父亲一直带病工作，雕塑者抓住了他个子原本就瘦高，当时身体又十分虚弱这两个特点，用身披大衣来遮挡着虚弱高大的身子。亲自去看看父亲在单拐的旧居，是王伟伟的一个心愿，趁着这次机会，他终于完成了这个心愿。旧居屋内的陈设十分简朴，基本上是父亲当年用过的原装用品，保护得十分完好，这让王伟伟十分感动。
王伟伟在故居门口接受了清丰县电视台的采访。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回想起父亲的音容相貌，这位近70岁的老人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奔了，生平头一次在大庭广众下像小孩一样哭得那样伤心。
此次寻访，王伟伟还在交谈中得知单拐村父亲旧居正是二姐黎利的出生地，也算是一个意外收获。纪念馆赵书记还向王伟伟等人讲述了一件非常感人的小故事。1944年冬天，王宏坤和妻子被安排住进一个叫陈淑贞的房东家里，第二年6月初，生下了二女儿黎利。当地有“净庄基”的风俗，生儿生女必须在丈夫的家里，如果女人在别人或亲戚家里过月子，就得放鞭炮、跑纸马，不然主人家就会不得安宁。女房东为此心有芥蒂却也不愿说明，王宏坤从邻居口中得知原因后，特意吩咐警卫员采办东西，要为主人家“净庄基”。警卫员不理解，觉得这是封建迷信，王宏坤却严肃地告诉他：“这是当地的风俗，我们虽是无神论者，但搞革命也要了解和尊重当地的风俗民情，与群众搞好关系，尊重他们，懂吗？”这让陈淑贞特别感动。她拿来自家鸡下的十几个鸡蛋，照顾冯明英和孩子一起过了满月。
母亲把女人能受的苦全受了
王伟伟说，母亲出生在四川大巴山区一户贫农家里，用他的话来说，“母亲把女人能受的苦全受了”。母亲从小父母双逝，在舅舅家养大，舅妈给年幼的她裹小脚，好在舅舅白天偷偷把缠的脚松开，才没使母亲受太多罪。由于舅舅家穷，几岁的时候就被送到别人家当童养媳，更是受尽折磨。1932年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红十一师三十三团最先到达母亲家乡得胜乡，母亲想跟着红军队伍走，却被主人制止，甚至拿刀意欲划开她的腿往上面撒盐。后来，母亲又出逃过几次，抓了逃，逃了抓。终于有一天，趁着家里只有那个八九岁的“小丈夫”在家玩，母亲又一次溜出了家门，拼命将身后紧追不舍的“小丈夫”推倒在一条小水沟里，才终于摆脱追赶，找到了红军。至此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母亲也第一次有了大名“冯明英”。
长征途中，冯明英主要是随红四军一起行军，开展地方工作。王伟伟说，母亲身上有川妹子的吃苦耐劳和一股韧劲，“爸爸在行军中亲眼看到妈妈特别能吃苦，别人休息了，她还在劈柴烧水，所以从心底觉得她不简单。”1936年4月13日，王宏坤和冯明英在四军军部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王伟伟说，他曾于2017年拜访探望洪学智将军98岁高龄的夫人张文阿姨，问起父母结婚时的情况，老人家告诉他，婚礼就是在军部喝了杯茶，大家热闹一下。“当时父亲拿不出什么彩礼，就给母亲送了一把小手枪，把上还绑了个绿绸子。张阿姨记得，我妈妈挎着小手枪，骑着父亲送的一头小骡子，多浪漫啊！”这些都让女兵们看着很羡慕，张阿姨对此记忆犹新。“父亲虽然是大老粗，没有文化，但是他心思极为细致，你说他是武夫，其实他不是武夫，你说他像秀才，实际上他也不是秀才。他不善言语，却非常会照顾人。”
1937年，在长征路上，冯明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长生”。1938年10月，王宏坤离开延安奔赴抗日前线，12月来到华北抗日前线，任冀南军区副司令员，主管军区的军事。当时冯明英有自己的工作，长生很小就送进了延安保育院。在她一岁半的时候，她与保育院的十几个孩子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特务借口给孩子们打防疫针为名，给他们注射了菌。“大的孩子熬过来了，但是像我大姐这样两三岁的，死了十几个，包括刘帅的女儿。母亲眼睁睁看着她发烧、起脓包、皮肤溃烂。当时条件差，医生看后也束手无策，几天后大姐就因霉菌感染，撒手人寰了。第一个孩子在根据地的首府竟然被敌人害死，这对母亲打击特别大。”
王伟伟说，母亲在1939年秋天，也追随父亲来到了冀南军区，参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这次，母亲是带上了才几个月大的大姐相持一起前往冀南根据地的（因大姐去世的早，父母又很少提起她，所以后来出生的弟妹习惯把二姐当作大姐叫）。当时中央规定，上前线不准带孩子，一是为了孩子们的安全，也为了使他们不至于拖累大人。“母亲因为大姐被害的事坚决不同意，哪怕死也要将女儿带在身边。中央考虑到母亲丧女的情况比较特殊，便同意了她的请求，特批让母亲带着大姐上了前线。”
为了不分离，这一路母女二人受了不少苦，冒着生死穿越了多道敌人封锁线，一路上担惊受怕才到达冀南根据地，与王宏坤团聚在一起。但是，敌人的扫荡很频繁，无奈之下，王宏坤只得将女儿托付给可靠的人，冀南行署秘书长刘铁之夫人住在乡下，把孩子放在他家是最安全保险的。“放在乡下，安全了很多，但过的也很苦，等我母亲把大姐接过来的时候，看到她身上全是包。所以我母亲总觉得亏欠大姐太多，大姐从哈军工毕业后，本来可以分到上海当军代表，结果我母亲非要把她留在北京。老太太看着跟我们最亲，但心里是特别疼大姐的，我们后来才明白母亲的心思。”
和老红军张敏成为“忘年之交”
今年的清明节前夕，王伟伟在自己和朋友创建的公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她是最美的一朵》，篇首为“清明之际，谨以此篇献给女红军烈士陈宝青”。可能很多人根本没听过这个名字，然而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团以上干部）中，她是在册的少有的团级女干部，职务是红四军十二师医院院长。1936年10月，陈宝清随红四方面军总部等部队一起过黄河，成了红军西路军的一员。1937年，她在与马步芳部队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结束了短暂的一生。王伟伟觉得，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巾帼英雄，事迹却没有留下记载，如果不把她的故事写出来，就慢慢被历史所埋没了。
但是，要写这样一位并不出名的女红军，并不容易。名册上关于她的介绍仅有短短的62个字，连她的出生年份和具体的出生地都不清楚，更不用说她的战争经历了。王伟伟只能通过红四方面军幸存者口中的只言片语，慢慢勾勒起一位美丽善良的白衣天使的形象。通过开国中将胡奇才的回忆录记载，王伟伟还找到了一条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她曾任红十一师三十二团卫生队长，再结合父亲的回忆录和其他人的佐证，基本上将她的革命历程挖掘并梳理了出来。文章发出去，收到了大量留言，很多红四军后代们看到后都大为感动。
王伟伟说，他有一个心结，那就是很多革命故事没有能写出来，传给后人看，他觉得十分可惜。“我们的群里有九十多位红四军的后代，其中很多人父母那一辈有动人的革命故事，他们有时候在群里讲，我觉得很好看，但是不写出来，没人知道。”这就是王伟伟和朋友一起创办“历史与传承”公众号的初心。王伟伟说，在创作收集文章的过程中，他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听到了很多没听过的故事。大连的何锦东在他的文章里写道，他父亲何光是一位1932年入伍的老红军，墓碑上只简单地写着先后给王宏坤、王稼祥、叶剑英当过警卫员。长征时，何光担任红四军军长王宏坤的警卫员，过草地时，他把粮袋弄丢了，一到吃饭时就躲开人群以野菜充饥。王宏坤发现之后，了解到原因，就把自己的粮袋倒出一半，硬是分给了何光。在一次战斗中，何光因受伤住院离开了王宏坤部队，但是“在他生前反复念叨王军长的救命之恩”，“我父亲从来没说过这件事，但是你不当回事，别人会记一辈子”。
王伟伟把几年前的一次访谈起名为“走进父亲心中”，他说，随着对父亲的了解越来越多，他才知道什么叫作父亲的“大爱”。张敏，这位1934年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曾受邀亲临2017年央视春晚舞台，他在去世之前和王伟伟成了“忘年之交”，这还要说起2015年7月的一次聚会，张敏的儿子张晓川在会场打听：“谁是王宏坤家的？”“我莫名其妙答应了一声，站起来后，只见一中年男士匆匆向我走来，握住我的手兴奋地说：‘我爸一直在找你们家的人，可找到了！’”原来，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张敏是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带的干粮吃完了，只能找野菜吃。在走出草地的前几日，眼看身体越来越虚弱，这时一位首长过来给了他一碗糌粑，救了他一命。后来张敏听说那位首长是个军长，名叫王宏坤。
听说了这个故事后，王伟伟第三天就去张敏家里看望了他老人家，两年多的时间里，竟发展成了忘年之交。2017年6月份，张敏病重，王伟伟赶到医院去探望他。在医院，张敏的夫人张阿姨还给他讲了一件事：在一次去医院的路上，谈话中得知司机小杨的妹妹得了急性白血病，家里情况不好，张阿姨一心想帮帮他，就跟张叔叔商量此事。尽管张叔叔也重病在身，连饭也吃不下，他还是一口答应要帮小杨一家。王伟伟说，张叔叔的一句话让他也甚为感动，他说：“既然咱们知道了，就不能不管，哪怕微薄之力，我们也算尽到了责任，就像当初救过我的人做的那样。”遗憾的是，一个多月之后，张敏因病去世，享年93岁。
母亲说，父亲授的是“黄酱芝麻酱”
1955年军队授衔，王伟伟所在的学校有好几位同学在说自己父亲被授了这个将、那个将，他好奇地问父亲授了什么将，父亲说你打听这些干什么，母亲则直接跟孩子们说“黄酱芝麻酱”，“那时小，不懂什么是黄酱，还真以为是个什么军衔呢，搞得一头雾水。”
王伟伟是哈军工最后一届毕业生，65级。王伟伟说，父亲他们这一代人一直有个心结，他们小时候读书不多，所以有条件了，一定要把下一代培养好。“不光自己家的孩子要上好的学校，能力范围之内，父亲还把在老家务农的我五叔的女儿（我的堂姐）接到我们家里，从小学到高中也由父母抚养。”王伟伟说。
王伟伟在八一小学待了十年，从小就住校，受到军队情结影响，他觉得自己天生就该当兵。到了哈军工，先去连队锻炼了三个月，冬天-40℃，他和同学们冒雪行军，坐下休息时把皮手套解开，不到一分钟手就冻僵了。“行军之前，我要的鞋号比较小，等行军回来，脚全肿了，大脚趾趾甲盖全变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要一拐一拐跟着走。”
父母都在海军工作，大学读的是海军系，从哈军工毕业后，王伟伟自然而然成了一名海军军人。王伟伟说，他近年来写了七篇总计将近5万字的舰艇生活，回过头来才发现，他去海军的日子是1969年2月24日，正好是16年前父亲陪着毛泽东主席视察海军的日子。历史竟这样巧合！
去舰艇之前，父亲就再三叮嘱他不许讲北京这些事。到舰艇第一天，王伟伟告诉政委，千万不要说他是谁的孩子。“另眼看待没有任何好处”，王伟伟从一开始就这么认为。“因为我的名字是重名，有的战友就怀疑我是不是高干子弟，我说我们家是工人，战友们说不像，主要是我长得比较白嫩。后来他们才慢慢知道了我父亲是谁。”
王伟伟所在的舰艇为海军东海舰队护卫舰第六支队十八大队206号“成都”舰，最开始当了一年操作兵，后来开始掌舵，担任副航长等职。王伟伟告诉北青报记者，海军最苦的是晕船，“左右晃还行，上下晃就开始不舒服，风浪大时转着圈晃，整个头重脚轻，几十厘米矮的床爬不上去。全舰百分之五十的人开始吐的时候，我也开始吐，就像有人拿手捏你的胃一样，吃的东西一下喷涌而出，根本憋不住。”
1977年2月，王伟伟离开了“成都舰”，到了海洋局工作。1979年他又成为了一名铁道兵，直到1984年铁道兵集体转业。从1985年起，王伟伟开始做一项工作——收集资料，重新写一本父亲的传记。父亲退休后住在干休所，王伟伟一个星期回去一次，收集整理父亲对着录音机的回忆，然而父亲麻城口音很重，根本听不懂，再加上历史人名、地名有很多误差，这项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做完。王伟伟说，父母养我们不容易，做子女的无以回报，只能用这种写文章的方式来纪念他们。
采写/本报记者 陈品
图片由王伟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