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20年来，我国进行了“全国百优”和“学科国优”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从入选论文可以看出我国政治学科20年来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当今，我国的政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学者不仅要学习，更要确立学科的主体性，进行原创性研究。政治学学科发展要在设置议题、强化问题、解答难题、拉长时段、通约概念、兼容方法等方面作出进一步努力，不断提升学术层次，鼓励创立学派、形成特色。

【关键词】政治学；博士学位论文；学科建设

博士学位论文是一个学科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综合水平的反映，也是评价学科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我国有漫长而丰富的政治实践，但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却很短，直至改革开放后才在恢复中获得迅速发展。其重要表现是政治学博士点的大量增加和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本文以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政治学类）和首届王惠岩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为例，对我国政治学20年的跨越及未来趋向作一探讨。

一、从入选的博士学位论文看20年的学科跨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取得了很大进展，数量上急剧扩张，但在数量扩张的过程中，如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则成为重要问题。为了加强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工作，鼓励创新精神，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的质量，1999年进行了首届全国百篇创新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简称“全国百优”，即全国每年评选一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是在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组织开展的一项工作。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是对博士培养质量进行监督和激励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培养和激励在学博士生的创新精神、促进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作用。该评选自1999年开始，至2013年以后不再开展。政治学作为一级学科参与这一评选，获奖论文见表1。

“全国百优”是在全国所有学科中评选出来的，并不保证每个学科每年都有一篇。在开展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的15年中，政治学共有13篇论文入选，其比例是比较高的。而在哲学社会科学中，政治学“产出数量所占哲学社会科学优博论文总量的比重都高于均值5.3%,可见政治学优博论文产出情况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处于靠前的位置”。政治学属于法学门类，该门类包括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5个一级学科。在“全国百优”中，法学19篇，政治学13篇，政治学占36.1%，所占比重相对较高。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反映了人才培养水平，包括导师培养水平和学生能力。从对获得者及指导老师的追踪看，有的获得者后来成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有的获得者后来成为其他获得者的指导老师。

2013年之后，“全国百优”评选工作中断，但是，评选优秀论文仍然是引导提高培养质量的一项值得重视的工作。值1999年首届“全国百优”评选20年之际，吉林大学举办了“王惠岩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其范围是全国，学科限于政治学，属于“学科国优”。由吉林大学承办“王惠岩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名堪其实。一是王惠岩先生是我国政治学恢复之后最有声望的政治学家之一，为我国的政治学恢复与重建作出了重大贡献，本人指导的博士生获得了“全国百优”。二是在王惠岩先生指导下，吉林大学是我国政治学科的重镇，产生了两篇“全国百优”，作为指导老师的周光辉和作为获得者的张贤明先后成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三是吉林大学的政治学理论研究具有优势，两篇“全国百优”都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政治学理论二级学科。这项评选旨在通过弘扬王惠岩先生守正创新、与时俱进的学术研究精神，激励政治学科年青一代潜心科学研究，取得高水平、创新性学术成果，得到各方面的积极回应。

“王惠岩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经全国相关专家评审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于2019年评选出获奖论文6篇，其中3篇为提名奖（参见表2、表3）。

从此次获奖论文看，涉及的二级学科相对较少，主要偏重于政治学理论与中外政治制度，属于通常所说的“小政治学”的范围。政治学的“全国百优”涵盖面较大一些（参见表4）。

无论是“全国百优”，还是“学科国优”，无疑都是优中选优，但是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全国百优”开始评选时，比较重视选题的现实性和填补学术空白。如政治学的13篇“全国百优”中，有4篇与农村问题和基层治理相关。这是因为，当时的农村问题和基层治理属于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一一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领域，又是过去政治学研究中关注较少的领域，此领域的选题能够得到广泛重视。其他论文的选题也属于前沿水平，并可从中看出我国政治学学科还处于恢复和重建阶段，如《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

与“全国百优”相比，“学科国优”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是有学科自觉，能够运用政治学的学科知识、核心要素进行分析。如政治学的核心对象是国家，国家的核心要素为人口、地域和政权。《领土权及其证成》一文对领土权这一政治学的核心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证。

二是选题宽广，既有宏大的理论性命题，如《领土权及其证成》、《政治文化视域中的国歌：一项基于五国现代性进程的类型分析》；又有中观的国家和地方治理研究，如《福利国家的社会活力研究》、《次国家财政体制与地方治理》；还有微观的基层治理研究，如《走向网络化治理：社会治理的发展进路及困境破解》、《身份差异与职能分等一一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政治学》。即使是基层治理研究，也不再局限于个案事例，而是强化了学科理论。

三是方法多样，能够运用包括比较方法在内的多种方法进行科学研究，视野开阔，有扎实的资料支撑。如《福利国家的社会活力研究》、《政治文化视域中的国歌：一项基于五国现代性进程的类型分析》等。

四是规范严格，引文出处、参考文献、学术表达等都较为完整和严格，反映出作者经过了系统规范的学术训练。

从“学科国优”可以反映政治学科20年时间的进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20年前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尚在起步探索阶段，对于“政治学而不只是政治，如何强化政治学的学科性”等基本问题尚不清晰。博士生的指导老师基本上都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他们是探路者，为我国的政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作出了卓越贡献。从“学科国优”看，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难题破解都有了很大进展。“学科国优”论文的指导老师是我国较早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者，有丰富的人才培养经验。如周光辉教授不仅是“全国百优”，也是“学科国优”论文的指导老师。6篇“学科国优”论文的指导老师有两位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论文获得者的前期学术基础都十分扎实并已取得相关成果。

从“全国百优”到“学科国优”，可以看出，我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迅速发展，实现了学科由无到有、由有到优的历史性跨越。

二、政治学的机遇与走向

一门学科的发展，最强大的动力是时代的需要。当今的中国政治学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

政治学属于社会科学，且是社会科学中最具有时代性的学科。学科的地位与境遇与国家的地位与境遇息息相关。中国的政治学产生于近代，处于西强东弱的时代。在相当长时间里，西方对中国更多的是俯视，中国对现代西方更多的是仰视，对自己的政治和历史传统更多的是批判，甚至是否定。当下，中国的国运处于历史的翻转，中国的学科自主性和主体性日益增强，不仅仅是吸收外来的东西，也要以学术的视野去研究外部世界，如首届“学科国优”中的论文。

学术由学者创造。任何一个学者都生活在一定的空间方位，并会据此提出问题。近代社会科学是西方学者开创的，必然会从西方的视角、以西方为参照系提出学术命题。如从黑格尔到韦伯，一直到如今所流行的“早熟国家”理论。以现代西方为参照，是“早熟”；如果以中国内生逻辑看可能就属于自我内生。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政治学也将寻找多样化的视角进行研究。

政治学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来源是经验。20世纪以来的中国有着人类前所未有的丰富经历和经验，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来源。原有的理论框架已无法容纳丰富的中国经验。首届“学科国优”有近一半入选论文属于国家和社会治理领域，依据便是近年来丰富的中国治理经验。

方法是认识的工具。经过近些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得到更好地运用，除了规范的方法以外，基于经验和事实的实证方法也得以广泛运用，概念建构和数据统计等方法兼容并行。信息化使得最新的方法都能够迅速引进和吸收。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的政治学已有了良好的基础。首届“学科国优”论文只是其中的一个衡量指标，但是，从学科发展特别是从时代需要看，我国的政治学还有进一步努力的广阔空间，需要进一步提升研究能力。为此，应注意处理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设置议题。政治是人们利益的集中表现。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议题的设置是政治学能否建立学科主体性、主导性和影响力的重要表现。西方学者之所以长期以来处在学术高位,重要特点是能够设置议题，掌握了话语权。这是因为人类社会从初始的自然形态开始，便形成了一个天然法则：“先入为主”。谁先进入某个领域并能取得支配地位，谁就有可能成为主导者,处在该领域的高端地位。后到者势必受其制约和影响，处于低端地位。这便是先占原则。在思想意识领域，一些人最先对一定事物产生认识并通过概念对事实加以定义，即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出确切表述，便会构成定义权。知识生产的领导地位是由定义权决定的。无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是否准确，却成功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成为广泛讨论的话题。在全球化受到挫折的当今，我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成功地吸引了世界的关注。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学者也要善于设置学术议题，善于将政治议题转化为学术议题。这种具有超前性的研究，我们还很不足。

二是强化问题。问题意识是学科研究的出发点。一篇好的论文首先要有个好的问题。无论是“全国百优”，还是“学科国优”，入选的论文都有一个好的问题。《福利国家的社会活力研究》就有很好的问题意识。福利国家“养懒人”是一般看法，但论文中说的福利国家非常典型，其为何有活力，活力的来源是什么？论文给予了很好的回答。

三是解答难题。学科发展面临许多理论和实践难题，只有解决难题，学科才能有所进步。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也是为了引导学生破解学术难题，提升学术增量。《领土权及其证成》的主题便是政治学科中的一道难题。近年来，我国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过程，面临着许多难题需要政治学者去破解。要实现破解的目的，就要善于将政策难题转换为学术课题，将政策话语转换为学术话语，将政治表达转换为学术表达，从而强化学科的主体性和超前性。“治理”这一词汇尽管在中国存在已久，但直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首先由政治学者们广泛讨论，后来才转换为政策话语。

四是拉长时段。政治学要研究政治发展规律。规律是反复发生的现象，受结构性因素支配。只有在长时段下，才能了解规律，否则只是碎片化的现象。中国历史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命题，只可惜政治学没有给予回答。“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放就乱，一统就死”。对于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是否为规律？如何解释？“学科国优”入选论文里有专门对“国歌”的研究，很有价值。如果放在曾经没有国歌的长时段下，就更有新意和深度了。因为毕竟在漫长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不知国歌为何物”的时代。近两年在中国兴起的历史政治学，就是要从历史的维度深刻理解政治现象的产生和演变及其规律。

五是通约概念。政治学基于事实，又要通过概念概括事实，从而获得普遍性。中国的政治实践丰富，政治学贫乏，在于缺乏概念，难以传播，没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在轴心文明时代，中国的先贤有着丰富的政治思想，但由于缺乏可通约性，即具有普遍性和共享性的概念，因而难以传播并成就一门学科。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者一黑格尔先生以不屑的口吻表达了他对东方中国人缺乏理论建树的不屑：“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于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理解。他们的法理学也是如此，仅仅把规定的法律告诉人；他们的伦理学也仅仅讲到决定的义务，而不探索关于它们的一种内在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成为政治学的鼻祖。西方学者的本领在于概念建构。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主义”的创造，用概念定义事实。如近代的“专制”，当下的“威权”，无论什么都往里装，形成概念霸权。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是“概念高手”，每本书都会建构一个有广泛影响力的概念。如《弱者的武器》、《逃避统治的艺术》等。有人说一个斯科特的影响力超过所有中国政治人类学者的总和。中国有丰富的政治实践却没有能形成一门学科，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有明确定义的、超越个别经验的、可通约的政治学概念。中国路径是独特的，中国经验是独到的，中国故事是独家的，但是从中国路径、经验和故事提炼出来的概念应该是可交流的、可传播的、可言传的。政治学要从中国之治提炼出让他者听得懂的中国之理，要让人家听得懂故事，同时也要知道其中的道理。中国学者目前还只是挖矿的，还没有精加工，还只是“段子高手”，可以讲故事，但讲不出故事的道理。优秀论文中没有看到一个能够有广泛影响力的概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六是兼容方法。方法是工具。任何方法都是为了解答问题。西方的宏大问题在19世纪已基本解决，宏大的理论框架已基本建立。当下处于“小时代”。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严重的碎片化、细小化，甚至陷入唯方法论的陷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当下中国处于历史转变的“大时代”。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还处在宏大理论、中层视角和微观个案研究都不够的时代，方法应该兼容并包，特别是不要过早地陷入方法排他的陷阱。在这方面已有“早熟”的苗头：非量化，不科学；非SSCI，不成果。“早熟”不利于成长。

论文有合格和优秀之分，学术研究也有层次之别。中国的政治学要不断走向新的境界、新的高度。

第一个层次重在叙事。我国的社会科学重在叙事，政治学也是如此。首篇“全国百优”论文主要是叙事，将村民自治的事实条理化，加以表达。“全国百优”和“学科国优”的多数论文都是如此。

第二个层次是一事讲一理。一个事情里面有一个道理，能够从叙事当中提炼出理论。我们现在一事讲一理方面有了很大进展，能够使用理论与方法去解答问题。“学科国优”入选论文有所体现，如前面所述，同是基层治理，但已有理论元素。

第三个层次是万事皆一理。现阶段的政治学研究大量的还是处于理论与方法的直觉，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使用一种理论与方法，还缺乏理论自觉，即从问题研究中发现和建立具有超越事实经验的普遍性的分析概念和框架。著书，而未能立说。“立说”，就是通过理论与方法的自觉,寻找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将碎片化的现象和事实联结起来，通过特定的分析框架和范式加以解释和分析。有方法，有范式，才能自成一家，才有学说。对象是丰富的，分析视角是多样的，关键是自圆其说，自成一体，有百家争鸣才有学术繁荣。

政治学的繁荣，重要标志就是有无学派，从而避免千人一面，缺乏原创。通过学派的建立，我们可以一眼就识别优秀学位论文出自何处。从“全国百优”和“学科国优”入选论文来看,已初显雏形，但需要进一步增强学派自觉。

作者与来源

作者：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任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