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鹤落窊名人李秉权
七十三载为国为民
李秉权
李秉权是我国很有影响的畜牧兽医专家，畜牧学家、农业教育家，我国畜牧业的开拓者之一，系西北农学院也是神池县的第一批畜牧教授。
李秉权（曾用名李正谊），1893年9月5日出生于山西省神池县西鹤落窊村，1911年考入天津政法学院，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以官费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院，1921年毕业后又入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部畜牧系继续攻读。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晋绥察救济署工作，几次到解放区发放救济物资。解放前夕，其任西北农学院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调任山西省农业厅副厅长兼山西省农学院院长、教授。山西全省均留下他的足迹，为中国培育农牧业人才，生前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名誉理事、山西省畜牧兽医学会理事长、山西省农业厅副厅长，在长期从事西北和华北农牧业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工作中，历任山西太原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教员、河北农学院教授，江苏省立农业学校主任、山西省立畜牧学校校长、西北农学院教授（解放前夕兼训导处主任）；解放后，兼西北农学院校务委员会主任和山西农学院院长、教授等职。1950年被选为山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至1964年被选为山西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大委员；1976年至1987年任山西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常委。为了表彰他半个多世纪从事祖国农业教育、科研、科技推广及行政工作的卓越功绩，1983年，中国农学会授予他“中国农学会表彰状”；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及其养羊研究分会，1989年授予他“荣誉顾问”的光荣称号。1990年5月8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可贵的爱国心
李秉权的青年时期，中国正处于被列强分割、军阀战乱和新民主主义取代旧民主主义的历史转折时期。他怀着追求知识，“科学救国”的思想，于1917年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和北海道帝国大学学习农业和畜牧兽医专业，并从事畜牧科学的研究。为振兴我国的畜牧兽医科学事业，1925年秋，他谢绝校方要他留在日本工作的要求，毅然决然地带领妻子儿女返回祖国（在日本留学共八年），并先后在山西、河北、江苏等省的四个大学和中专任教，在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他以自己的切身体验，不断向青年学生宣传救国救民的哲理。1926年李秉权通过实地考察和实验研究，写出《中国羊毛品质之研究》，经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救中国科学研究专题著作之一。1927年受中华农学会选派赴日本进行《中国之羊毛》学术演讲。1932年秋，由他创办山西省山阴县岱岳畜牧半工半读学校，并亲自任校长及牧场场长，学生一边上课，一边于牧场劳动。该校学生后大多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抗日战争时期，他将一批乳牛良种转移至陕西北部，为陕北延安解放区幼儿提供了最好的乳制品，这都是对解放区人民的极大贡献；又如1937年，当日本大举侵略华北地区，太原沦陷后，他又带领全家不远千余里，经过艰辛跋涉来到陕西武功（即今杨凌）和西安，又辗转陕南勉县，先后在西北联大和西北农学院任教。为了“教育救国”，支援前方消灭日寇，早日收复失地，李秉权不顾个人患病和全家安危，一心扑在教书育人事业上，他带病坚持上课，在教学和生活条件差的勉县武侯祠上课时，没有教材自己编，没有教具自己做，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较好的完成了教学任务，直至1938年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为西北农学院后，条件才稍有好转。这批西北农学院最早的毕业生，为我国畜牧兽医战线上著名的教授、专家、学科带头人与功臣。
同情与支持革命
李秉权不仅早期在他所创办的岱岳畜牧学校向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及革命根据地输送了人才与良种奶牛，而且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曾一度在晋察绥救济署工作，几次到解放区发放救济物资，见到张宗逊等领导干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初步认识，亲身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1948年春，他再次回到西北农学院任教，在兼任训导处主任时，亲自保释过被捕的爱国学生，并送给他们赴延安的路费；平时，他不但没有苛求过一个学生，而且很同情他们，用他的话说，“那时学生困难得很，连吃饭都没保证”；对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和爱国运动，他采取保护的办法，千方百计地予以支持，受到师生的敬佩和赞美。
著书立教育后人
为尽快提高广大民众的科学技术水平，促进我国畜牧兽医科学技术的繁荣，并屹立于世界之林。李秉权回国后，结合教学，科研实验及在国内的长期深入观察，曾先后撰写了“青贮塔与青贮草”“中国羊毛之品质”“实用养猪学”“军马卫生提要”等专著，所编各类学校畜牧兽医专业各种教材，及后来从事的畜牧兽医科研、技术推广和专业行政工作时所写的各种论文、报告、文件等等，更不胜枚举，说明他知识渊博，理论与实践水平高。特别是“中国羊毛之品质”一文，是他回国后，在国内实地观察和进引细微深入的实验研究后写出的，这在当时属国内少有的羊毛科学研究专著，开创了我国羊毛研究之先河，对开展中国羊毛研究和促进养羊业生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项研究对我国西宁毛、甘肃毛、西路毛、锦州毛、赤峰毛等十种粗毛及三种寒羊毛共十三种，就其羊毛纤维的形态学与组织学构造，以及羊毛的主要物理特征等十二项进行了测定分析，而对山西春秋粗毛及改良羊种的羊毛又专项作了详述，特别引人入胜的是，在扉页上附有十八个反映各种羊毛纤维组织学构造特点的精美照片，所有这些研究成果说明，此项工作对当时国内外羊毛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影响，为发展和提高我国羊毛生产水平亦有莫大的经济意义，至今仍有颇大的历史价值。“实用养猪学”一出，是李秉权的又一部重要的早期代表作，说出按国内外养猪现状与特点、猪的历史、猪的分类、猪的品种、猪的审查（鉴定）、遗传、繁殖育种、饲料、饲养、管理、猪舍建筑、去势法及猪的利用等十三章，分别作了精辟的阐述，是当时适于大专院校和生产单位广泛应用的一本全面系统的养猪学教材，对生产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爱教育、重实践
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李秉权一生中的半数以上时间，都倾注在助学义举办学育人的大业上。从三十年代创办半工半读学校开始，他连续三十余年在农业教育战线上，辛勤为祖国培养畜牧兽医建设人才，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仍能战胜身体和生活上的种种难关，用他自己的话说，“教书虽挣不了钱，担我照样乐于教书”，他一贯治学严谨，以身作则，受到学生们的好评；他始终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为家乡小学捐款办学和为家乡人民做贡献，神池县评他为劳动模范；重实践教学和调查研究，是他从事半个多世纪教学、科研、推广和行政工作的一个特色。如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他在条件恶劣和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不遗余力地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成功地试制了冰淇淋等，增开了不少实验实习课，提高了教学质量；为了祖国农牧事业的发展，他无论到那里，总要亲自实地观察和调查一番，特别在山西工作期间，他踏遍了全省的山山水水，为工作的正确决策提供了依据，减少了失误；三十年代，为从事祖国羊毛研究工作，在我国现今多事之秋，对于收集材料，甚为困难的情况下，他不辞辛苦，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奔波于祖国各地，亲自采集研究羊毛样品，这种精神，真是令人可钦可佩可敬啊！
念西农，想杨凌，更恋大西北
1951年春季，因工作需要，李秉权经周恩来总理签署，由中央教育部调山西省任农业厅和农学院的领导工作。四十年来，他无不时刻关心西农的发展，与西农及其故旧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对学校特别是畜牧教学、科研工作给予了宝贵的指导，提出了殷切期待。在西农校庆五十周年并召开“开拓大西北学术讨论会“之际，他将节俭下的积蓄两千元，捐献给他曾任教多年并有深厚感情的母校，作为对祖国羊毛研究的资助，他说：“得知四十年代我在西农曾搞过的同羊及其羊毛的研究工作仍在继续时，甚感欣慰。愿你们能作出更大成绩，并能亲眼看到有所成就”；对于他在西农工作期间撰写出版的专著及有关资料，他语重心长地说：“请把这些文件保存在系里，作为同志们的参考，以作我对西农的一点纪念。”现在，四部著作及有关资料完整无损地存放在学校图书馆内；在阔别西农三十五年之后，1986年7月，终于实现了他多年想回西农和杨凌看看的夙愿，那时，九十三岁高龄的李秉权老师，身体仍很健康，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地谈笑风生，和大家共忆校、系史，学校和畜牧、兽医两系领导的亲切接待，故归老友的促膝谈心，重叙友情，使他感到象回到自己家里一样的亲切和满意；杨凌和西农的巨变与进步，使他一时沉浸在无限喜悦和欢乐之中，好似年轻了几十岁，他在参观学校图书馆时，兴致勃勃地在留言薄上题写了“发展大西北的宝库”八个铿锵有力的大字，并深切“祝愿西农桃李遍全国，为祖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祖国大西北是发展畜牧业特别是养羊业并开展研究的极好天地。李秉权也是为杨凌和大西北做出了贡献的老前辈之一，他对大西北情感深厚是在情理之中的。他几乎每次谈话和来信，无不提到对包括杨凌在内的大西北的憧憬和希望，看到我们“对羊毛的研究十分浓厚，而且对大西北的绵羊改良也十分重视”时，他又情不自禁地说：“这就是我所十分钦佩的一点。”听了校、系领导的工作介绍后，他热情洋溢地翘首称赞好！好！好！希望西农在大西北能永远起其他单位无法所起的特殊作用，并在全国立足前茅。
人老志安争贡献
李秉权离职休养后，虽处鬓鬓之年的高龄，但仍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期待祖国早日统一，国家日新月异地富强起来。在身体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经常参加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政治与业务活动，积极主动地发挥余热。正如他所说的：“总之，在我的晚年看到了改革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新变化，真是万象更新，虎虎生气，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我也是一种安慰，为祖国的欣欣向荣而欣慰，我也愿在有生之年，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多么可贵的革命精神与道德情操啊！
李秉权饮水思源，十分关心家乡神池的教育事业。于1964年、1984年两次拿出自己的工资为西鹤落窊小学、八角中学、神池县三中捐款6000元，同时先生亲自分配捐给各个学校的款额，指明购买图书，专款专用。西北农业大学30年校庆时，为羊毛研究捐款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