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意外，现在他应该养着一万多只竹鼠，这是属于一个养殖爱好者的宏伟计划。江西人刘苏良和初中同学胡跃清组成的“华农兄弟”，曾经赶上过时代的风口，竹鼠的短视频给他们带来了巨大流量、人生的意义和实实在在的收入跃升。

但真实的人生就是会有意外。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因为早前的猜测“病源可能来自野生动物，比如：竹鼠、獾一类”，刘苏良配合禁野政策放生1000多只竹鼠。刘苏良接受了这一切，“不管遇到再苦恼的事，再苦恼也没有用，还是要面对现实”，更何况，“在疫情面前，整个养殖行业微不足道”。

失去竹鼠之后，华农兄弟的农村生活变得特别具体，他们承包土地种水稻、养羊、钓鱼、帮村里卖蜂蜜和脐橙、盖能招待朋友的玻璃房子。观众没有抛弃华农兄弟，在视频网站上，他们依旧拥有很大一批忠实粉丝。这类叙事如此受欢迎，也许正是因为，这就是普通人的普遍命运。

华农兄弟今天的想法是“上山搞点板栗去”。

没有脚本，没有周密计划，但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在农村生活，最重要的是遵循自然规律，这个季节，刘苏良老屋后头那棵巨大的板栗树正在往下掉板栗毛球。

“上”到村里去摘板栗，要从赣州市全南县县城一路往南开四十公里的车，直到一座山头才停下来拐弯——越过那座山就到达广州了，年纪小一些的时候，他们爬上山，江西的手机信号就消失了，变成了广州的。

村子藏在一片茂密的自然保护林里。胡跃清说，再过两个月，就能来山上摘野果。野果也有名字，一些长得像黄瓜，一些长得像柿子，甜甜的，拿到外面去卖，能卖上十几块钱一斤。

■ 华农兄弟视频拍摄进程中。

过去很多年里，他们就在这个村子里长大，出去打工又回来。2017年开始竹鼠养殖和拍摄视频之后，兄弟俩和村子之间的关联更紧密了，超过1000万网友通过视频观看他们的农村生活。

回村的路上还会经过一片池塘，有许多期捉鱼的视频就是在这里拍摄的。道路两旁的水稻是华农兄弟的新事业之一，村里的早稻和中稻都刚刚收割完，留下秸秆在地里。疫情之后，华农兄弟把村里的土地集中承包过来，大规模的种植能从政府那儿拿到补贴。他们再把租金付给村民，加上干活的收入，能让村里老人们收支平衡。如今，村子里剩下的400多人几乎都是老人和小孩，五十多岁的人都算作“比较年轻”的劳动力。

■ 华农兄弟上山捞螃蟹。

■ 华农兄弟的稻田。摄影：谢婵

经过曾经养竹鼠的地方时，胡跃清特地把车窗摇下来。路边的房子已经被锁上了门，卫星锅盖孤独地立在小房子的二楼。汽车飞驰而过，让人来不及反应，正如他们戛然而止的竹鼠养殖生涯——2020年初，在极度混乱的疫情暴发初期，钟南山提到，“病源可能来自野生动物，比如：竹鼠、獾一类的”。之后，华农兄弟放生了所有的竹鼠，包括那只被他当宠物养的“小白”。竹鼠是经济来源，也是华农兄弟作为一个账号最重要的精神内核，但从那时候起，这些全部被切断了。

标志性的竹鼠消失了，华农兄弟的拍摄主题从此变成了更泛的农村题材：抓鱼，摘果子，烤鸭子，放羊，柴火锅做饭。失去竹鼠之后，华农兄弟的农村生活变得特别具体。

■刘苏良（右）处理鸭子。

胡跃清的镜头跟着刘苏良穿过老屋的祠堂，来到板栗树下，刘苏良在地上寻觅了一圈，看准板栗毛球，两只脚跳上去使劲踩开，把好板栗捡到篓子里，烂的就一觉踢开。跟几年前相比，一个机位变成了两个，两人的男性亲属，其他“兄弟”们也加入了工作室，会帮胡跃清掌管另外一个机位。

■ 华农兄弟上山摘板栗。摄影：谢婵

作为视频内容生产者，华农兄弟的拍摄模式和风格是并不常见的那一种。他们被很多专业的摄影团队拍摄过，有些摄影师来到这里待上半个月，成果是一组图片故事；也有二三十个人的摄影团队来到这里，团队里的人各司其职，让华农兄弟在镜头面前一遍遍重复讲述，NG不行，语气不好不行，拍上两整天，最后产出了30s的镜头。但在胡跃清的现场，在场的人不需要小心翼翼保持安静，也不需要时刻注意躲避镜头。除非没录上，不然刘苏良所有的讲话内容都只会讲一遍。两个人除了互相招呼一声“开始拍了”，刘苏良站在哪里，如何走位，开口会说什么，胡跃清都不管。

新华社的兄弟来了也是如此。从去年开始，新华社江西分社和华农兄弟建立了稳固的合作，一个月拍摄三四次，在一个短视频网站上共享素材。很多时候，一直到所有人都到齐了，还没有想好今天去拍什么，但决定也做得很快。新华社这次想拍农村丰收的主题，最好有“食物溢出来”的画面。刘苏良一听，那就去拍猪圈，几年前，刘苏良把猪卖给一个“兄弟”，兄弟去山上包了一块地，将猪养在山里，几年间，猪就“发”到了几百只，整天在山里奔跑、打架、抢食。

■ 华农兄弟去兄弟家看猪。

视频的结果也不会刻意追求什么，今天是怎样过的就怎样拍，脚本和选题都没有，该割稻子了就去拍割稻子，羊生病了就拍给羊治病。拍摄的逻辑就是生活的逻辑。九月的这天早上，刘苏良的计划本来是捡一箩筐板栗回去炖鸡汤，但他翻过平地，通过坏得快要散架的梯子爬上屋顶，又把上山的小路摸了一遍，还翻过了别人家的围栏，最终只找到十来颗板栗，剥板栗的过程里又发现几颗坏掉的，扔掉之后，最终下锅的只有八九颗。刘苏良对着镜头说，“没有办法，今天就一人少吃一点吧。”

失去竹鼠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外人看来，那也是一个有些沉重的话题。

对于华农兄弟来说，失去竹鼠的结果并不是痛快砸下来的，而是一个缓慢的、钝刀子割肉的过程。

“病毒可能来源于竹鼠”的消息出来的第二天，林业局的工作人员就带着文件和防护物资来了。一同带来的消息是，从这一刻起，竹鼠不能交易，也不能养殖，在最后的处置政策落地之前，也不可以饿死和放生。比林业局更关心这件事的是网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说，以前的竹鼠视频可以正常播放，之后的就不要再拍了。

他们起初还遭遇过一段时间的网络暴力。网友涌进主页，谩骂和指责“都是你们乱吃东西带来的病毒”“好好养点正常动物不行吗”。两人都没有回应过，话题 “有点敏感”，他们也觉得不必要回应。事实上，后来也出现过很多粉丝的安慰，华农兄弟也没有回应。

但外行人不容易知道，竹鼠养殖是南方许多地方的特色产业，因为竹鼠前期投入小、好养活——业内人士的说法是，“尤其适合缺水的山区”，"只要可以种植竹子、甘蔗、象草杆、木薯杆的地方，都可以发展竹鼠养殖"——许多贫困地区将竹鼠养殖作为扶贫的重点方法之一，有地方为贫困户免费提供种苗，一些地方给养殖户的竹鼠补助高达每对500元。

在刘苏良刚开始养殖竹鼠的2015年，种苗大约是200块钱一对，后来很快涨幅超过了一倍。一直到2020年，刘苏良拥有接近1000只竹鼠。那时候，在竹鼠养殖重地广西，大约有10万人从事竹鼠养殖产业，有研究员估计，整个广西存栏1,800万只，产值20亿元。

刘苏良的手机里本来有几十个专门的竹鼠养殖交流群，过去大家在群里交流养殖经验。竹鼠养殖是一个极其依赖时间和经验积累的产业，刘苏良刚开始养竹鼠的时候，几乎什么都不懂，“今天挂一只，明天挂一只，后天两只一起挂”。一些养殖户们的经验甚至细分到“竹鼠吃的竹子要粉碎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有人去申请竹子粉碎机的专利，这些都是竹鼠养殖产业曾经火热的缩影。但在2020年后，刘苏良手机里的所有的群全都解散了，没有人再说话，大多数人仍然做养殖，只不过养的是常见家禽。

翻看那一年的记录，竹鼠养殖户们的心情是跟随几个文件起伏的：2020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并施行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明文禁止食用保护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在接近四个月的时间里，刘苏良说，”有一种等待命运审判的感觉”。直到5月29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国家畜禽遗传资原始目录”，首次明确可食用的家养畜禽种类33种，而竹鼠、豪猪等常见的特种养殖物种并未列入其中。

放生那天，刘苏良弄来几辆车。竹鼠太多了，整整两天才放生完，它们从棚里被拉到山脚下，“（竹鼠）不跟你讲人情的”，一被放生，就往山上窜去了。

刘苏良后来再也没有在山上看见自己养过的竹鼠，一只也没有出现过，了无痕迹。有时候，他也安慰自己，“放到山上，比关在家里好一点，也许还更自由”。他想着，山上有芒草、有竹子、还有树根，竹鼠可以吃的东西更多，不像家养时只能吃米条拌饭。

稍微能抚慰人心的一点是，被放生的竹鼠是按照跟市场价接轨的价格补偿的，损失相对没有那么大。在等待的四个月里，当地政府也按照一天一只竹鼠一毛钱的成本做了饲料补助，帮养殖户承担了一半的损失。但这个政策并没有在全国推广。

竹鼠放生四个月之后，兄弟俩又拍了一期跟竹鼠有关的视频。他们回到了竹鼠棚，拆了棚里正方体一样的新池子。池子全是用瓷砖做的，花了两个月，拆起来却只要一天。这些池子以后都用不上了。这一年9月30日，林业和草原局发布通知，要求竹鼠、豪猪等有关养殖户在12月底前停止养殖活动。而就在一年前，华农兄弟的视频主题是带网友参观新租的场地，竹鼠已经放不下了，要扩大养殖规模。他指着1700多平方米的场地，规划着要种一点象草，还开玩笑自己成了“大户人家”。

现在这里空荡荡的。刘苏良把一只竹鼠玩偶放进去又拿起来，说它“尾巴这么短，一定是打架了”“牙齿这么白，是上火了”。他用自己的手去蹭玩偶的牙齿，又说，“这个不痛，要是真的就不敢给它这样抓”。竹鼠咬人狠，刘苏良曾经被咬出过疤。玩偶一动不动，在镜头里，刘苏良说，“真的竹鼠也这么听话就好了”。

那期视频刚开始，弹幕就被眼泪淹没。在过去的几年间，华农兄弟吃竹鼠的一百个理由成为流行的网络梗，中暑了，不肯带崽，打架了，抑郁了，着凉了，打扰别的竹鼠休息了，吃的饲料超过了3毛钱......通通都会成为被吃掉的理由。在粉丝的视角里，刘苏良是一个会吃掉村里所有漂亮动物的村霸，有粉丝留言，“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番会有结局”。

但兄弟俩自己反倒没有很明确的情感表。说起这些发生过的事情，都是“感觉还好吧”，“看透了社会，没有什么能让我们烦恼”。再细问，疫情以后压力大吗？“怎么可能没压力呢，谁都有压力啊”。那会很焦虑吗？“也还好吧”。讲多了"还好吧"，他们又开起玩笑，“可能我们男人就是这么没爱心”。

好几年前，兄弟两前刚出名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有粉丝找来。慕名而来的大多数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从江西或者广州跑来，甚至有一个粉丝是骑了五六个小时的电动车从附近一个城市跑来的。有一年国庆，各种小轿车和电动车挤满了竹鼠棚前的乡道。把他们的内容搬运到国外网站的是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学老师，他最初也是粉丝，来过村里好几次。

有一个月，华农兄弟上了好几次热搜。刘苏良去县城的商场买东西，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像看猩猩一样“是什么意思。不断被围观，不断被索要合影，他几乎不会拒绝。接待那些找到村里来的粉丝，就“跟分享故事一样”聊天——但所有人群拥挤的故事，都属于疫情前。

但华农兄弟仍然是江西南部这个县城里的一块招牌，尤其在全南县获批第二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之后。时常会有客人带来密集的谈话，来拜访的人围着红色塑料凳坐一圈，茶杯摆在中间的椅子上。一位家里卖擂茶的女士想来取取经，她的父亲经营着一个擂茶作坊，也想学着华农兄弟一样在网上卖自家的擂茶。县里电商园时常举办一些培训，上半年的时候，她从头学了如何拍摄、剪辑和运镜，眼下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她也在当地的电商团队工作过，但始终没有学到想要的东西。

如今的刘苏良拥有一些身份，这是一些像自然规律一般很难避开的命运，他越来越多承担起社交和接待的工作。在刚刚结束的全南县网络协会联合工会第一届委员会上，他当选了委员，在会上，他提到2020年帮助村里卖出380万斤赣南脐橙。他说，“感谢互联网，没有互联网，我们一定还过着单打独斗的生活。”

■ 胡跃清（右）剪辑视频。

他其实并不算适应这些时刻，写发言稿和念发言稿对他来讲都是困难的事情。“我们初中毕业的怎么写得出来嘛”，他“东抄一点西抄一点”，有些是在百度上搜来的，有些是从自己过往的报道里摘来的。这不是他擅长的领域，人做不擅长和不喜欢的事情就不容易做好，这是刘苏良的生活逻辑。长期追踪他们的粉丝也察觉到这一点，在某次出镜的视频里，他谈到失去竹鼠之后的转型日子，语调有些刻板，弹幕上飘过的全是“在读稿”。

坦白来讲，那些让他们并没有那么自如的东西，最终形成了现实中的保护罩。兄弟倆的照片被挂在村的宣传栏里，旁边是村里刚考上的大学生的名单。在刘苏良家的门口，有一块名为”华农兄弟基地“的景点介绍牌，上面的介绍文字由中、英、日、韩四国语言组成。在最近的修房子计划里，政府口头答应了帮忙把外面的路修一修。两年前，他们还入驻了县里的电商助农基地，在这个原本是由县公交车公司和各种职能部门组成的园区，分得了一个办公室和一个仓库。县里的政策是免三年租金，创业团队在这里只需要交一点水电费。

■ 刘苏良家门口的标牌。摄影：谢婵

有时候一连几天都有接待。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兄弟倆从去年开始就看中了一块荒地，计划盖一个玻璃房子。房顶要放上仿真的茅草，朋友和客人在屋里喝茶聊天，旁边的池塘可以钓鱼，屋前的平地也可以用作时下流行的露营基地。拿土地是复杂困难的过程，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们都在为这件事奔走，直到上个月手续终于批下来，这个月刚动工。请了亲戚来做木匠瓦匠的活儿，房子建得快，没过一周已经有了雏形，计划国庆期间就能试营业。

禁野之后，华农兄弟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找出路。并不仅仅是帐号的出路，而是真实生活里的出路。但无论是种水稻还是搞养殖，原则都是“步子不要迈得特别大”，这是身为农民的天性，也是现实的教训。农业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他仍然在等待一个好时机。

刘苏良仍然对养殖这件事有着莫大的兴趣。养殖的乐趣在于“动物吃了草就会变成肉”，于是他把“鸡鸭鹅牛羊全搞了一遍”。现在，他的主业是养七八十只羊。养羊比养竹鼠更累，因为羊会乱跑，有时候跑到别人家的菜园里吃菜，有时候跑到山上就不回来了，还有几只羊现在都没找回来。前阵子下暴雨，雨水从山上冲下来，把羊棚一下子冲垮了，小羊几乎一只不剩，留下的喂了好久了药才治好。现在，他几乎成为了半个兽医，还学会了给羊打疫苗。

刘苏良15岁就出门打工。走的那天，他跟着同村的熟人，早上四点多起床等大巴。此后的十年，他做过汽车修理工、服务员、司机、和搬运工。回乡的前两年，他在工厂里做到了主管，一个“老板之下、普工之上”的角色。但那也不意味着什么。他从未想过一种在外面扎根把家人接出去的可能性。电话卡时代，他给家里打电话，一个晚上用完了电话卡里的一百多块钱。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才400块。

提起深圳的打工生活，胡跃清也用了“枯燥”这个词。唯一的印象是“全是人，哪里都是人在排队”，在深圳，他是电子厂的普工，会连续上一个月的夜班。在内卷和内耗还不大被人提起的时候，他们就有了对“打工” 强烈的厌恶感。刘苏良始终有一种模糊的感觉，打工的路会越走越窄，但在家乡如果有一份实事，就可以无限扩大。

一直到今天，他们都对城市生活没有什么兴趣。2018年之后，需要出门的活动特别多，他们被邀请去各种平台组织的颁奖典礼和活动。到了北京，兄弟俩呆在房间里各自玩手机，去了很多次，也只有一次出门去了天安门广场看一看。

但在农村，一切都很闲适和自在，生活没有什么复杂性需要考虑。胡跃清猜想，这也许是华农兄弟会受到许多年轻人喜欢的原因：城市里缺乏这种自在。村子里总是很多可以玩的东西，路边最普通的花，摘下来放进嘴里吮吸，就能收获一种味道跟蜂蜜一样的汁液。一个“兄弟”招呼一声，大家就提着锄头和舀水瓢出发钓鱼了。

■ 胡跃清的爱好是钓鱼。摄影：谢婵

如今刘苏良一个人住在村里，早上起来看看鸡鸭羊，到了下午三四点，把羊放出去吃草，两个小时后再收回来。胡跃清住在县城，只有来客人和有拍摄的时候才会回到村里。

有客人的时候，谈话和剁菜的声音混在一起，两位妻子习惯了从一大早开始备菜，在谈话的间隙，刘苏良也会被叫出去杀鸡。事实上，无论有没有镜头，无论有没有局外的客人，这里发生的一切就是最真实的农村的生活，妻子和兄弟姊妹们的话题包括弟弟的相亲进展、明天吃什么、孩子学校里又要交核酸截图了、在跳舞课上学了什么新动作.....在外面打工的那些年里，刘苏良对家的想象就是这样的，温馨的，家人围坐在一起的。

决定回到老家的时候是2016年前后。刘苏良结了婚，有了孩子，不想再过一年放假才能看一次孩子的生活。忍受不了打工的枯燥，胡跃清也回来了。他们变成了整个镇上一只手都数得过来的“没有出息”的年轻人。

胡跃清那时候骑着摩托车，在镇上拍来拍去，被认为游手好闲。那是2017年，互联网平台投入了丰厚的资金给三农视频，万次播放量的补贴就有20多块钱。他的视频最开始只有几千个人观看，后来涨到了十几万、几十万。

但这两年，所有短视频平台的流量都几乎没有可增长的空间了。万次播放量的补贴降到了几分钱。拍了五年之后，胡跃清渐渐感受到素材的枯竭，农村的边边角角全都拍过一遍了，两人都很难再发现新鲜的素材。像竹鼠那样的机遇，也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在乡下，我们只能种田，养养东西，靠自己养活一家人。刚好碰上互联网的时代，挨上了互联网的边，慢慢越走越远。但最后，还是要回归农村（的生活）。”刘苏良说。

竹鼠如今只出现在刘苏良的梦里，它在梦里啃着竹子，而他终于不用再费尽心思帮竹鼠们磨牙。他始终说不出对竹鼠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只是说，“原本像同伴一样天天在一起，突然之间看不到了，梦几晚也是正常的吧”。